1977年恢复的高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但很多人却并不了解高考是怎么在中断整整十年之后恢复的，不了解邓小平为恢复高考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

为了使您更好地了解这一段历史，本文我们就来详细回顾一下1977年高考恢复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情。

高考中断整十年，推荐录取、过多的劳动锻炼、缩短学制等因素导致大学培养不出高素质的人才

1966年，神州大地上刮起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这一年中国教育部宣布：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进行。

从1966年到1969年整整三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都处于停止状态。直到1970年部分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但招生录取方式却发生了变化，由考试择优录取变为推荐录取，大学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种录取方式招收的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招生方式的变化使生源质量难以保证，很多生源出自裙带关系。有学者指出，1972到1976年的生源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同时，由于大学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为三年、也由于大学生将大量学习时间用于参加劳动锻炼导致学业荒废，一些大学生毕业时的知识水平还不如以前的高中生，大学根本培养不出高素质的人才。

邓小平自告奋勇抓教育，31岁大学助教提出的恢复高考建议被他采纳四分之三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认识到人才匮乏成为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最大制约，他自告奋勇主管科技与教育，选择科技与教育作为实现国家发展的突破口，他说：“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技与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1977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报，邀请他参加两天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的国务院科技教育座谈会。温元凯很年轻资历尚浅，只是个助教，能被邀请他颇感意外，他觉得自己去参会也只是做个旁听而已，他万万没想到这次会议会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这个座谈会是邓小平提议召开的，对如何振兴教育他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构想，他想进一步听听教育界人士的想法。

此次座谈会邀请了全国33位代表参会，被邀请者中大多数都是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和科技界的权威，温元凯在被邀请者中年龄最小，资历最浅。

会议第一天的上午温元凯只是坐在角落里听别人发言。中午休息的时候，负责这次会议组织工作的同志鼓励与会者要大胆发言，要敢于暴露问题，反映问题。

座谈会进行到下午时，邓小平询问大家有没有针对恢复高考的建议，温元凯壮着胆子举起了手，看到邓小平点头示意后温元凯怯生生地说：“我认为高考应该恢复，现在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方式导致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很多学生基础太差不适合上大学，勉强培养也难以成才。现在各种人才出现了断层、荒芜的情况。我认为……”

说到这里温元凯看向邓小平，见邓小平连连点头，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和勇气，他提高音量一口气说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想法，他说：“我认为高校的招生方式应当改变，采取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录取方式。”

温元凯的这番话引起会场上一阵骚动，有人点头称赞，有人摇头表示反对。就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邓小平说：“温元凯，你的建议我至少采纳四分之三，我看“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来批准。”

其实，邓小平复出前夕就多次找人谈话讨论恢复高考这个问题，他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想法。“文革”期间大学以推荐方式招生产生很多不公平的现象，邓小平对此非常了解，恢复高考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和培养真正可用的人才，任何可能阻碍实现这一目标的因素都必须清除。邓小平早已下定决心，高等学校招生一定要考试，要择优录取，不能留可钻的空子，而“领导批准”就有空子可钻，所以邓小平才说要拿掉“领导批准”这四个字。

邓小平当场表示赞成恢复高考的建议，这引来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第二天继续座谈时有几位专家提出立即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宁可招生推迟，也不要招收不合格的学生进入大学。

邓小平当即表态说今年就改，教育部长刘西尧插话说，工农兵招生方案已经发下去了。邓小平说：“发下去了可以收回来，推迟几个月。今年就恢复高考，不能再耽误一代人！”

邓小平的话掷地有声，在场的代表，包括人民大会堂的服务人员都被他的非凡魄力所打动，他们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人们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热烈的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台湾厅。

渴望进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走入了考场，1977年的冬天，成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推迟三个月，为召开招生工作会议讨论新的招生方案腾出时间。邓小平将这份报告转送中央其他领导时指出：“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

“文革”期间，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审曾是很多青年求学道路上无法逾越的拦路虎，因政审通不过而无法上大学给很多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邓小平对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招生文件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删掉了很多限制条件。他对教育部负责人说：“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招生就看这两条。”

恢复高考是在“文革”刚刚结束时作出的决策，当时“两个估计”和“两个凡是”思想仍束缚着一部分人的头脑，一些人对恢复高考有反对或抵触心理，这导致恢复高考的具体实施工作进展缓慢，万众瞩目的招生工作会议迟迟拿不出新的招生方案。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又一次展现出非凡的魄力和担当，他在1977年9月19日召集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批评教育部思想不够解放，胆子太小。他严肃地说：“过去讲错了的要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方案要早点搞出来。”

为触动那些思想认识跟不上，行动迟缓的人，邓小平严厉地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在邓小平的全力推动下，恢复高考具体实施工作进展加快，招生工作会议在讨论了四十天后终于将新的招生文件定稿。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渴望进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终于等来了依靠个人的努力和天赋改变自身命运的这一天。

1977年的冬天，神州大地上570万年轻人走进了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本着按成绩择优录取的原则27.3万人被录取。 录取率4.7%。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后来大多成为我国各行各业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巨大贡献。1977年那个冬天，被人们称之为“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是一项英明举措，他为恢复高考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必将载入史册，为人们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