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初，秘书带着一封信件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并将其转交给正在写文章的毛主席。
信中的内容十分简单，只有简短的一行字：
“我的工作还是没着落！只能来北京找你了！”
众所周知毛主席最反感的就是别人托自己安排工作，可这封信中所表达的意思，非但没有拜托的意思，还有种赖上毛主席的感觉。
如果说看完信件的落款或许就不难理解了，这封信正是曾帮助毛主席脱险的恩人刘策成寄来的。
那么，在原则和救命恩情两者之间毛主席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刘策成当年帮助毛主席脱险又是怎么一回事？
意气风发少年郎刘策成本名叫刘武，策成是他的字号，1883年3月。刘策成出生在湖南新邵县花桥乡田心村，从小就进入私塾念书。
刘策成在读书期间勤奋好学，最钟爱的就是《庄子》，他被《庄子》中那种“嫉恶如仇”的思想深深地吸引，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恰逢乱世，腐败的封建王朝清政府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的洗礼后，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对昏庸无能的清政府刘策成同样感到悲愤，但甚至力量微弱，想要实现抱负首先要让自己强大起来，于是远渡海外赴日本进修。
在留学期间刘策成的思维、眼界得到开拓，精神上也受到各种新鲜思潮的冲击，并与孙中山、黄兴等进步人士交往十分密切，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家兴亡的大事。
1905年8月20日，日本东京赤坂区的一处民宅里，二楼的榻榻米房几乎坐满了人，人群中间站着的正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
此次集会的目的便是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随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长达二百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也就此崩塌。
1913年，刘策成回国后被聘为湖南驻省邵阳中学校长，同时也在校内宣传革命思想，与学校里的一位语文教员杨洞天交情匪浅。
然而不知为何刘策成和杨洞天在给学生开会时走漏了风声，湖南都督汤芗铭派人将刘策成、杨洞天以及一名进步学生匡互生给抓捕，还在其住所查出了**支**。
这些罪名单拿出一条来就是杀头的重罪，然而刘策成却只被判了15年的监禁，并且被关了两年便放了出来。
这是因为刘策成有位十分要好的同乡蔡锷，蔡锷是中华民国陆军上将，同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于公于私他都不能眼看着刘策成被处决。
于是蔡锷立刻致电汤芗铭，以个人的名义为刘策成提供保释，这才免除了死刑，但还是被判了15年的监禁，直到两年后袁世凯去世才重获自由。
1916年，刘策成出狱后由学监主任方维夏推荐，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员，相信对这里大家都不陌生，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出自该校。
彼时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本科第八班进修学习，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成为一名进步青年，并对陈独秀、胡适等人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十分的感兴趣。
说起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恩师刘策成的场景，直到多年后一直记忆深刻，那堂课后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
“天纵奇才”这天，湖南一师的课堂里坐满了人，不一会一位老乡装扮的人走进教室，径直朝讲台走去，一时间成为了整个教室的焦点。
这位“老乡”正是刚上任的历史教员刘策成，这是他在湖南一师讲的第一堂课，然而来之前却没有刻意打扮，身着一件粗布长衫，脚踩一双粗布鞋，腰间还系着一条布带，俨然就是农民的装束。
刘策成走到讲台上后看着台下正盯着自己一脸茫然的学生们不紧不慢地说道：“吾叫刘武，字策成也！”
看着同学们依旧有些不解，刘策成继续解释道：“从今天起，由我来担任你们的历史教员！”
这下学生们的神情从一脸茫然突然转变为，向刘策成投去审视的目光，毕竟他这一身装束跟教员的形象有太大的出入，因此对他的教学能力也颇有怀疑。
台下的同学们有的还在小声嘀咕道：“学校怎么请了个老乡来当历史教员，难道要叫我们怎么种地吗？”
而另一位同学却喃喃自语道：“我倒觉得这位老师不卑不亢，肯定会是位好教员！”
此人正是在湖南一师上学的毛泽东，而刘策成也果真没有让毛泽东失望，不仅教学能力强，后来还被尊称为“活历史”。
只见刘策成侃侃而谈，从秦皇汉武到明末清初，仿佛每一段历史都如数家珍，时不时地还会拓展课外知识，给学生们讲一些历史名人逸事，台下的学生们听得瞠目结舌，打心底里佩服刘策成的才华。
而直到下课时，刘策成缓缓走出教室，学生们才发现他来上课什么教材也没有拿，就这样两手空空地走上讲台，凭借着才学渊博硬生生讲完了一堂课。
一时间学生们口中的“老农”也变成了“活历史”，刘策成在湖南一师的第一堂课就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被刘策成的才学折服的还有毛泽东。
只不过当其他学生们还在讨论刘策成有多牛时，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教室，去追赶刘策成的步伐。
刘策成虽然是第一天在湖南一师上课，但是对学校里的情况还算是比较了解，自然对毛泽东这个青年才俊有所耳闻。
刘策成知道毛泽东的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但是他不喜欢死用功的书呆子，知识学了就是拿来用的，能够活学活用才算是可造之材。
毛泽东在跟刘策成经过一番交谈后，刘策成打消了心中的顾虑，也不禁赞叹毛泽东思维清奇，心胸格局更是广阔，经此交谈后当晚刘策成便在日记中写道：“润之，该生意气锐，思非凡，天纵奇才也！”
更令刘策成看好毛泽东的是，他不仅有学识更有志向，心中怀揣着家国梦想，他认为有这样远大的理想抱负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毛泽东就具备这样的条件。
因为刘策成早年便加入同盟会，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因此师生两人可以说是志气相投，毛泽东经常会去找刘策成请教学习、人生、国事上的疑惑。
然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不久后毛泽东便从湖南一师毕业，并动身前往北京接受新思想的洗礼。
而刘策成在不久后选择了弃教从政，决心发展仕途，正是有了这个选择才会有机会帮助毛泽东脱险。
弃教从政毛泽东在从湖南一师毕业后，收到恩师杨昌济的邀请，组织一批学生到北京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在北大毛泽东见到了《新青年》的同人编辑李大钊先生，在他的帮助下毛泽东成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不仅解决了生活问题，更方便了学习。
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促使了五四运动的兴起，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蔓延至全国各地，毛泽东也立刻回到湖南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积极响应五四运动的号召，带领学生们走上街头参加反帝爱国运动。
1920年，杨昌济病重时毛泽东赶往北京德国医院看望，临终之际恩师杨昌济仍不忘帮助毛泽东铺路，将他举荐给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
而毛泽东与师母向振熙的关系情同母子，毅然放弃了前途，选择陪师母和杨开慧将恩师的遗体运回板仓故里。
其实早在毛泽东第一次去北京时就同住在杨昌济家，与杨开慧的感情也迅速升温，两人情投意合只是一直没有捅破这一层窗户纸，毛泽东心里想的全是如何拯救国家，唯恐会辜负杨开慧的一片深情，也没有主动想要让关系升级。
师母向振熙将一切都看在眼里，决心促成这一桩婚事，甚至不顾杨昌济的丧期未满，就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为了夫妻。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全力准备开办文化书社，但是因为经费问题一直没能实现，就连结婚时也是一切从简，将大部分的钱都用在了办书社上面。
然而毛泽东省吃俭用东拼西凑还是差不少钱，于是只好想法子借钱，思前想后提笔写下一封书信：
“我要办进步文化书社，但囊中羞涩，不知老师可否囊助一二。”
众所周知毛主席生性好学，一生中遇到了许多恩师，可是这封求助信却偏偏寄给了刘策成，这其中又有什么道理？
原来，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不久，刘策成也辞去历史教员的工作，决心从政奔仕途，先后担任浏阳县和衡山县的县长更是被衡山人民赞誉为“刘青天”。
常言道“隔行如隔山”，当老师和做官肯定不一样，在当时政府官员贪腐已经成为常态的形势下，刘策成想要即不被孤立招惹仇恨，又体恤民众左右逢源是很难办到的，但刘策成不仅转行成功，还成了百姓依赖的父母官。
毛泽东对于此事也略有耳闻，首先对于恩师刘策成的革命信念他不曾怀疑，不然刘策成也不会成为百姓口中的“刘青天”，而自己开办文学书社是为了宣传进步思想，刘策成自然会支持。
再者就是刘策成当官以后生活条件肯定也相对较好，手中很大可能会有闲钱，毕竟当时国民政府的官员薪酬十分的优厚。
事实果真如毛泽东所想，刘策成在收到毛泽东的信件后，立刻就派人给毛泽东送去300块银洋，并称这些钱是拿来“入股”的，让毛泽东大受鼓舞。
其实这300块银洋已经是刘策成全部的身家，虽然贵为县长，但刘策成不贪不腐，收入来源全靠每个月的薪水。
毛泽东一开口刘策成就倾囊相助，由此也不难看出刘策成不仅对毛泽东十分信任，更用实际行动去支持毛泽东的事业。
然而，毛泽东还没来得及还这个恩情，几年后又受到了刘策成的帮助，这一次可以说是拯救毛泽东于水火，更挽救了中国革命的覆灭。
智救毛泽东此次交集过后，毛泽东再次与刘策成断了联络，并致力于领导工人学生运动，在中共三大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1923年9月16日，毛泽东遵照中共中央的研究决定，并受林伯渠的委托回到湖南筹建**组织，可是却没想到此行凶险万分，险些被捕入狱。
11月底，已经升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的刘策成突然被叫去参加省里的会议，省长赵恒惕在会上做出了重要指示，务必要抓住回到湖南的毛泽东。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毛泽东与赵恒惕之间的恩恩怨怨，早在赵恒惕担任湖南湘军总司令时，就大肆镇压工人运动，并将工人领袖黄爱、庞仁栓迫害致死。
1922年12月，已经当选湖南省省长的赵恒惕与湖南工团联合会代表团进行谈判，毛泽东作为代表团的负责人与其据理力争，在舆论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允许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力，但也从那时对毛泽东怀恨在心。
虽然明面上答应了联合会的要求，但背地里却使阴招破坏农协，镇压农民运动，次年八月，赵恒惕被孙中山委任的湖南省省长谭延闿为争夺权力展开斗争，最终以赵恒惕被逐出长沙而结束，
此时，毛泽东刚刚带着任务回到湖南，得知此事后他与中共湘区委公开支持谭延闿，并亲自撰写《省宪下之湖南》、《省宪经与赵恒惕》两篇文章，使得他与赵恒惕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
而1923年11月下旬，赵恒惕取得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支持后，再次占得主动，将谭延闿逼退到广东。
重新夺回政权的赵恒惕立刻展开了疯狂的报复，镇压工人运动，包括此次亲自下令抓捕毛泽东。
参加会议的刘策成听到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惊，更为毛泽东的安危感到担忧，虽说刘策成从政以来，为了维护百姓没少干阳奉阴违的事情，但此事事关重大，又是赵恒惕亲自下令，恐怕不是刘策成所能掌控的。
说起来刘策成跟赵恒惕还有姻亲关系，他的儿媳妇是赵恒惕的侄女，刘策成之所以能够在官场上爬得这么快自然离不开赵恒惕的提携，只不过赵恒惕是为了巩固手中的权力才会选择重用刘策成。
这一点刘策成的心里也十分清楚，所以去找赵恒惕让他收回成命的办法更行不通，正当他为此事焦急时，赵恒惕突然决定将这项任务交给长沙城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来办，刘策成顿时长舒一口气，内心地担忧也少了几分。
王建屏是刘策成的心腹，两人关系匪浅，刘策成当即会见王建屏说道：“赵恒惕要缉捕毛泽东，毛泽东是我的学生，你设法把这信息传给他，既能使毛泽东脱险，又能使我向赵省长圆满交差！”
刘策成此举承担了很大的风险，虽然王建屏跟自己交情很深，但人心隔肚皮，万一王建屏将此事偷偷汇报给赵恒惕，不但毛泽东救不了，就连刘策成的性命也会搭进去，但刘策成依旧选择了铤而走险。
幸运的是刘策成没有看错人，不论是王建屏还是毛泽东都没有令他失望，王建屏心思缜密知道此事不能张扬，于是趁着警员上街搜寻时派亲信前往清水塘将此事告知毛泽东，并叮嘱一定要告知毛泽东本人。
当两名警卫小心翼翼地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时，毛泽东正在全省工团联合会工作，两人立刻将此事面告毛泽东。
次日一早，毛泽东便离开了长沙，而刘策成为了避免引起赵恒惕的怀疑，特地命王建屏虚张声势，在城内大肆搜捕毛泽东。
直到多年后蒋介石败退台湾，赵恒惕也跟着去往台湾，他仍不知道当年这件事情的真相，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回答道：“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他（毛泽东）的能量太大了。”
此次危机能够顺利解除，毛泽东的内心也对刘策成十分的感激，更没有忘记当年的恩情，这才有了后来发生的事情。
进京谋职话分两头，毛泽东顺利地脱险了，可是刘策成的日子却并不好过，1925年4月，赵恒惕被赶出湖南，刘策成也从此告别了政界，赋闲在家潜心研究庄子，并撰写《庄子集解内篇补正》。
虽赋闲在家，但刘策成依旧关心国家大事，抗战爆发后，刘策成看不惯蒋介石借“攘外必先安内”的由头挑起内战打压**，于是向蒋介石上书请求暂时放下恩怨，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然而却因此得罪了蒋介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举国欢呼，每个人的内心都异常兴奋，正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站起来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然而刘策成在得知此事后却有一丝忧虑，主要还是因为她曾经在国民政府任职，还做到了厅长的位置，说起来也是个大官，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将会被怎样处理，更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于是，刘策成思考良久后提笔给毛主席写下了一封信，信件的内容很有意思，主要讲了两件事，其一是询问毛主席自己当官时所获的财产该怎么处理，其二就是新中国成立了，自己这一把老骨头也还想为新中国出点力，希望可以在北京文史馆某个职位。
其实刘策成提及的第一个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征求毛主席的意见，提起这件事其实是为了第二件事，也就是说刘策成想要的是一个答案，自己这把老骨头新中国还需要吗？
毛主席在收到这封信后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不喜欢别人托自己帮忙安排工作，但这一次毛主席却破例了，不仅给了刘策成回复，还为其提供了谋职的途经。
毛主席的回信是这样写的：来信收阅，甚悉。家庭土地财产，一切交农会处理。至于你要工作，不需来京找我，我跟湖南有关同志打了招呼，你可去长沙找省长程潜即可。
简短的只言片语中，值得重视的应该是“不需来京找我”，毛主席其实也不是反感这种托他谋职的行为，如果有真才实干他肯定不会埋没有才华的人，只是他会公事公办，只负责推荐，至于能否被单位聘用他不会去打招呼。
刘策成收到信后自然很高兴，说明毛主席没有忘记自己，更没有忘记自己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同时又有些遗憾，他忘了吧自己刚完成的著作一同寄给毛主席看看。
然而令刘策成没想到的是，自己多次跟长沙文史馆的工作人员联系，却迟迟没能等到回复，这一等就是大半年，刘策成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他知道自己耗不起，于是做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要进京去面见毛主席！
1951年5月初，刘策成只身一人来到北京，在一家简陋的旅馆落脚，因为自己之前的财产全部上缴政府充公，刘策成目前的生活颇为拮据。
刘策成并没有提前跟毛主席说自己来北京的事情，而是下榻宾馆后才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我的工作还是没着落，只能来北京找你了！
毛主席收到信件后并没有因此而生气，反而暖心的派人开车将刘策成接到了条件较好的宾馆中，还从自己的书稿费中拿出一部分交给刘策成的手中，以满足刘策成在北京期间的开销。
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毛主席将刘策成的问题反应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办起事来铁面无私，而不久后刘策成收到了中央的聘书成为文史馆馆员，这也表明他的能力是被认可的，并非向毛主席提出了无理的要求。
后来，刘策成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由中华书局出版，他本人也成为了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庄子研究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