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8月间，周作人在《亦报》上开设“百草园”专栏，为此写作了95篇文章，专栏的标题借用了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百草园”，这些文章后被收入《鲁迅的故家》[1]。
不难想象，站在“鲁迅的故家”大门口的周作人，发现自己获得了一种可为后世读者充当名人故居导游的身份；这一身份的获取，很大程度上由于他也在这座台门中生活多年，而他与此间居住过的名人鲁迅是兄弟关系。由此，周作人取得了白头宫女的讲述资格。借由这位老年讲解员的解说，读者们读到“最难获得的”、对鲁迅研究来说价值“弥足珍贵”[1](卷首)的鲁迅早年生平资料。
然而，对于前来参观的游客而言，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持有一份“旅游手册”——鲁迅作品已进入中小学国文课本，《朝花夕拾》等鲁迅名篇与鲁迅生平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已经广为流传，绍兴鲁迅纪念馆的游客们对鲁迅都有知晓，而《朝花夕拾》则是讲述鲁迅生平的代表性文本。怀揣着几篇“老课文”所提供的有关鲁迅的理解，任何步入这座台门的人都可以成为鲁迅文学世界无畏的“闯入者”，大胆地指点、辨认着目之所及的一切。
1951年，当周作人再度遥想“鲁迅的故家”时，他发现自己同时面对着两个“故家”：一个是记忆中实际生活过的周家新台门，另一个是以《朝花夕拾》为核心、鲁迅用文字构筑的早年生活画卷。相较于绝大多数参观者由鲁迅名篇来辨识眼前景物的认知路径，周作人则在过去与当下、实境与文学之间来回穿梭，将“实物”与“文字”进行互证。
这种“两个”世界的隔绝、斩截之感，也许正是周作人在面对“鲁迅世界”时的惯常境遇。他后来在讲解鲁迅小说《故乡》时，曾指出《故乡》中“前后有两个故乡，其一是过去，其二是现在的”[2](p49)；而再度重返“百草园”之际，“百草园”也被拆分作周氏兄弟居住、游玩之所与周氏家族的“后园”两个层面，即所谓“我居住的地方”与“我祖父的房子、庭院和花园所在的空间”[3](p300)。
周家新台门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初[4](p136)；而“鲁迅”又已然成为一种对象化了的强势存在。面对千头万绪的记忆，周作人选取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极具空间意识的文本，将它作为眺望历史烟尘与文字迷宫的交叉路口，这位老大回乡的返顾者终于成为了“百草园”中的孤独漫步者，他在这座台门建筑中徘徊、逗留、回想，借由“地点”开启了记忆的阀门。
一、作为“回忆之地”[3](p344)的“百草园”
作为周作人1950年代鲁迅“回忆文”系列第一种，《鲁迅的故家》被定位为“鲁迅研究资料”，几乎所有的鲁迅传记与鲁迅研究均参考了周作人提供的材料，有论者提出其史料价值为“别的著作所不能代替”[5](p358)。
《鲁迅的故家》分为四个部分：“百草园”、“园的内外”、“鲁迅在东京”、“补树书屋旧事”，清晰呈现出早年鲁迅生平的历时性线索：即绍兴时期、留日时期与北京教育部任职时期三个重要时段。从发表顺序来看，这些文章来自周作人自1951年5月至1952年2月在《亦报》上的三个专栏，按专栏发表顺序为“鲁迅在东京”、“百草园”与“补树书屋旧事”。也就是说，虽然在《鲁迅的故家》中“百草园”位置居首、份量也最重，周作人后来提到此书时往往以“百草园”指代，但“百草园”却并非周作人首个以鲁迅为主题的专栏。
在“百草园”专栏之前，周作人已在《亦报》上发表了不少回忆早年生活、回忆鲁迅的短文；当“百草园”专栏写完后，周作人此前、此后关于鲁迅的“回忆文”写作由此被激活。在定“园”为“题”、将“百草园”确立为鲁迅“回忆文”视角后，周作人又围绕“百草园”的主旨，对此前文章进行主题拣选：从1949年底至1951年6月的《亦报》“随笔外篇”专栏中，他选取33篇文章辑为第二分“园的内外”，将“百草园”的空间范围由周家新台门拓展为涵盖其周围“街坊邻里”乃至绍兴的一地风土。
然而，有论者提出“园的内外”一辑其要义本为介绍“鲁迅故家所在的街坊邻里的情况”，但却将鲁迅的母亲、姑母、甚至友人周瘦鹃、陈师曾等事迹都编入进来，“有点不伦不类”甚至“勉强”、理路显得“零乱”[5](p356)。这一批评恰恰凸显出周作人“回忆文”的一个重要特质。
一方面，返观鲁迅生平经历，会发现由“园内”而至“园外”正是一种历时性讲法。无论是介绍新台门周围包括“三味书屋”在内的邻居、场所，还是补叙有关伯宜公、母亲、椿寿、两位姑母等家人轶事，抑若是讲述鲁迅的同乡、同学、友人、同事等鲁迅“百草园”时代结束后，在南京、东京、北京的交游情况 [4](p158-168)，进而涵盖鲁迅“百草园”时代的旧诗文写作 [4](p171-174)、乃至步出“园”外后的文学活动开展等 [4](p168-171)，以“园的内外”一言以蔽之可算得上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如果将《鲁迅的故家》仅仅看作“鲁迅研究资料”，则这种编辑理路上的“零乱”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将《鲁迅的故家》又视作周作人关于鲁迅生平充满主体意识的叙述，则这一“零乱”现象又显现出“园”的“内”与“外”在周作人讲述中的界限意义。
不难发现，即使是回忆同一位“百草园”人物（父亲伯宜公）的轶事，站在“园”外与步入“园”内，周作人采用的称谓是不同的。1950年7月31日，周作人在《亦报》“随笔外篇”专栏发表《马面鬼》，后收入“园的内外”[4](p153-154)。此文谈论自己信奉“无鬼”论、并引述伯宜公曾夜遇“马面鬼”、实际上不过是一匹真马的轶事，将自己的思想与“真心遵守”“先君庭训”钩连起来，由此呈现出“先君”伯宜公的深远影响。1951年7月14日，周作人在《亦报》“百草园”专栏发表《祭灶》，同样讲述伯宜公于祭灶日亲至灶头间致祭旧事，周作人以“鲁迅的父亲”称呼伯宜公、以代替原先采用的“先君”。两篇短文发表时间相隔约一年，但却因为前文属于在“随笔外篇”中回忆亲族旧事、后文专为“解说”鲁迅《朝花夕拾》而作，有着置身“园”外与走进“园”内的显著区别，所以周作人的视角截然不同：“先君”[6](p740)被强调、置换成“鲁迅的父亲”。“园门口”仿佛一道藩篱，它既是“一个兼具儿童与成人双重视域的场所”[7](p42)，同时也成为周作人与鲁迅文学世界之间的界限与屏障。
随着“百草园”作为鲁迅传记中“地点”视角的确立，使得稍早发表的“鲁迅在东京”，以及稍后发表的“补树书屋旧事”，共同呈现出传主生平经历的三大 “地点”（绍兴、东京、北京）[2]，“地点”钩连起了鲁迅人生的历时性线索。如此立足于“地点”的传记学视点，源自周作人讲述中的主观追求。周作人在其1950年代鲁迅“回忆文”的写作中始终强调力避虚假的原则，坚持讲述自己在亲历亲至的鲁迅生平“地点”上“眼见为实”的事件，这使其“回忆文”[4](p2)与当时通行的鲁迅传记写法迥然有别。
可以说，《鲁迅的故家》作为一本“地点”为中心的“传记材料书” [5](p356)，展示出鲁迅生平与作品研究中的可能性思路。“地点”既是周作人“回忆文”写作的视角，同时也是贯穿始终的线索。据笔者统计，《鲁迅的故家》一书中，以“地点”作标题或是标题中出现“地点”的小节有40篇，占全书178小节的五分之一以上，“地点”无疑是《鲁迅的故家》的贯穿性思路。具体到“百草园”杂记中，可将这批文章大致分作五部分。
第一部分包含第一至十节，对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所涉及的“百草园的情状”的描写进行“补充” [4](p4)，依次叙及“百草园”的地理位置、历史典故、周家新台门结构、“百草园”布局、园内动植物、晒谷场、园门口庆叔的工作等等。第二部分包含第十一至十九节，由“百草园”往外延展，先描述离园门最近的“灶头间”及厨房的工作、祭灶，并由“不曾造灶”的立房牵连起立房主人子京的生平；而这种由立房房屋而及立房人物的讲述模式，也成为接下来第三部分的叙述顺序。第三部分包含第二十至四十九节，主要讲述鲁迅所在兴房的住屋、人物、事件等，并因言及建筑而顺带牵涉诚房、仁房事迹片断，鲁迅外祖家、包括三味书屋等相关情形亦被囊括其中。第四部分包含第五十至七十四节，讲述诚房、礼房人物及其房客轶事。第五部分包含第七十五至九十四节，追溯“百草园”“先代的事情”并记述乡间风俗、“婚丧及岁时仪节”。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部分中，周作人因提出要记录“百草园”生活的“细微”之处即“关于饮食”[4](p127)之事，因而补叙“百草园”日常饭菜、蒸煮、茶水等，再次回到了开篇不久对灶头间、厨房情形的描述，整个“杂记”颇具首尾呼应之感：即由离园门不远的“灶头间”开始、渐次向外扩展，最后又因饮食之事而再度收拢到以灶头间、厨房为中心的区域。
透过周作人对“百草园”/新台门建筑格局的讲述，会发现这实际上一幅以文字形式绘制的“百草园”建筑分布图：百草园——灶头间——蓝门——大书房——“新台门西南部分”——“兴房”的“东一”、“东二”、“西一”——大明堂——廊下与堂前等均被“移步换景”般清晰道来。根据这番描述，周建人之女周晔绘制出“晚清新台门（西部）”及“晚清百草园示意图”[8]（卷首)。
然而，由于“百草园”中的人事很多都被鲁迅写进了《朝花夕拾》与小说，诚如周作人所言：“鲁迅的好些小说以及《朝华夕拾》里，出现的智仁两房的英雄颇不少” [4](p6)，因此周作人所面对的“百草园”并不只是一座台门建筑，它同时又呈现为一个以“园”为中心的鲁迅文学世界。不难看到，在他的“百草园”建筑格局图上，叠加着另一幅鲁迅的文学地图。他不断指引我们注意，在新台门的哪间房屋里发生过什么事、哪间屋里住过什么人；某件事在何处进行乃至采用何种物品进行，建筑空间意义上的“百草园”被转换为鲁迅文学空间意义上的“典故之园”与“材源之地”。以“地点”为中心，周作人将被鲁迅剪裁进入其文学世界的“百草园”人事，还原到其最初生成的原始情境中去，为鲁迅文本的生成提供了一层历史（或许同时是地理学意义）的阐释。
例如在新台门第三进的诚房住屋中，读者看见了《琐记》中衍太太的身影，而那个冬天结了薄冰的水缸就放在“堂前西屋的后窗外”，沈四太太曾在这里大声阻止“我们”几个小孩吃冰而让其招来了母亲的责骂 [4](p35)。第四、五进小堂前的西边后房，这里曾于“廊下隔断，改造为小书房，南窗下放着书桌”，而就是在这间“小书房”里 [4](p71)，鲁迅看见了玉田叔祖那些“名目很生的书籍” [9](p254)、受到了极大启发、由此打开了“杂学”的广阔视野。兴房住屋“北窗外的小天井”则是伯宜公生病初起时“狂吐血”之地，看到这方小天井，周作人便忆起了“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以及伯宜公那天“不很少”的吐血量[4](p89)，这与《父亲的病》中所述父亲的病情脉络相承。在诚房的灶头，诚房的桐少爷曾向吴妈下跪“求婚”而被伯文敲打脊梁，成为《阿Q正传》中一场闹剧的素材。在大书房朝北的一排房屋的某个角落，住着谢阿有和女儿，谢阿有之弟名阿桂，三人事迹均被写入《在酒楼上》，成为长富、顺姑、顺姑伯父长庚的原型 [4](p105-106)。在“大门内东首的一间门房内”，住着寡妇单妈妈，她曾对鲁老太太诉说生平，“说是在阴司间里还要去用锯解作两爿”，这句话成为《祝福》中“祥林嫂问再嫁的女人死后是否要用锯解”的出处来源 [4](p107)。
周作人以其近乎琐屑的历史细节，向读者展示出鲁迅文本解读中回到“原点”的可能性与重要性。这些房屋、物品、人事，一旦被置入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便由有形/易朽的物质载体转化为无形/不朽的精神载体。继《鲁迅的故家》之后，周作人即聚焦于鲁迅小说中的“人物时地”[2](p1)，将文学世界里的“创作”回归到它们生长于斯的历史空间。如果说《鲁迅的故家》将历史空间中的“百草园”中地点、物品“升华”进入鲁迅的文学世界，那么《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则是将鲁迅世界中的“人物时地”再度与“百草园”实境进行贯联，其以“地点”为中心的实证追求可谓一以贯之。
同时，作为“百草园”的命名者，鲁迅赋予了一个“荒园”以文学史的地位，而他本人也因其特殊地位而使其言行拥有与笔下人物的同等待遇。作为鲁迅文学世界与学术世界的“发生地”，“百草园”内的许多事件具有通往日后鲁迅世界的未来性。如同周作人指出鲁迅小时候“抄书”虽是“小事情”，但“关系却是很大”，后来《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出发以至成功。当周作人不厌其烦地指出，鲁迅小时候画画的地方是“在窗下四仙桌上”，“抄书”则是“在曾祖母卧室的空楼上”“南窗下”的“八仙桌”上，“影写《诗中画》，是在桂花明堂廊下”一两张“闲放着”的桌子上时[4](p75)，我们会发现曾祖母空楼南窗下的“八仙桌”旁[4](p47)，一个孩童的抄抄画画之举，竟然成为了小说史家鲁迅的“起点”，房屋、物品与日常画面被追加了不一样的意义。
如此看来，周作人一开篇时便表现出对一个“实在的”园子的回溯兴味便十分自然了。他指出“园”具有“面目和年龄”，这等于是强调了“园”的状貌与时间。在同一“地点”（包括房屋及其屋内物品等）之上“凝结”了重重叠叠的时间，即所谓“过去有比人还长的年月”[4](p2)。借用德国记忆学派著名学者阿莱达·阿斯曼的观点，可以说，“百草园”也因周作人的叙述而被赋予了“回忆之地”的意蕴。
面对不无“鸡零狗碎”之讥的琐屑细节，周作人表现出“地点”传记学的写作眼光：他试图“说明园的上下四旁”[4](p4)，即通过记述“园”与园中“人”的面貌、轶事，展现鲁迅生活其间的“空气”或曰氛围，这些鲁迅生活背景中出现过的“人地事物”[2](p4)构成了鲁迅生平与写作中的“影响因子”。“从园说起”乃至细致还原“鲁迅的故家”之日常生活，在周作人看来是一种回归历史本相因而值得尝试的鲁迅传记路径。
与通常聚焦于讲述鲁迅生平的回忆文章不同的是，周作人的“百草园”杂记首先介绍的是周家新台门建筑几大部分的居住者身份，即依托于“房屋”来介绍其间“居人”。如其所言，“就新台门来说，讲房份应当直说，但讲房屋却该先来横说才行” [4](p6)，于是，周作人的“回忆文”变成了一种“房份”与“房屋”纵横交错的文本。他介绍礼房、诚房人物则先交待“大书房”的背景 [4](p90-91)；同样仁房下的礼房诸人[4](p90—97)的事迹则离不开“新台门西南部分”[4](p90)；而在回溯与鲁迅早年关系密切的四位人物：曾祖母、祖母、伯宜公、祖父的事迹时，周作人强调他们的身份分别是台门第三进中“兴房”住屋中“东一”、“东二”、“西一”等的房主人，这几位人物的事迹也均被安置在特定住屋中予以介绍。
表面看来，周作人的“地点”传记学的特别之处，不过是向后人介绍某一间住屋中所发生的事件、住过的人，或是在某一处摆放过什么物品，其形态、用途如何等等，胜在其独家材料的铺排罗列。然而陈列物本身的视点意义却可能是被忽视的。由于周作人“回忆文”依托对象的具体性（房屋、物品），在那些记忆中的旧房间里，空间与物品以物的形态相互召唤，往事与更久远往事之间彼此牵连、顺藤摸瓜般被钩连而出。“地点”及其所包涵的“物品”以其具体可触的形态，对文字资料十分匮乏的鲁迅早年生平的传记学叙述，提供了一种有力补充或“文字”与“史迹”互证式的笺释功能。
某种程度来说，周作人此番以鲁迅为传主的“地点”传记学的实践，所需面对的最大阻障或曰对话对象，其实正是传主本人以“文字”构筑的“回忆”，《朝花夕拾》自始至终都是周作人“百草园”叙述的参照系。面对这样一份熠熠闪光的经典文本，周作人所选择的对话方式是将“文字”重新熔铸到最初承载它们的“记忆的箱子”——房屋及其物品中，使“文字”与“实物”互相询唤，将“回忆”的形态由平面变为立体，让一件物品磁铁般地吸附更多物品乃至人事，从而发生质（从“文字”到“实地”、“实物”）与量（从少到多）的双重变化。
周作人也许很难料到，解放后向公众开放的鲁迅故居会依照《鲁迅的故家》的描述进行布置。当他的学生邓云乡参观了绍兴的鲁迅故居之后，曾在文章中直接引用了“百草园”杂记第十一则《灶头》中的段落，指出“这些房舍的布置，包括灶间的一切，都是据老人们的记忆、文献重新安排的……我眼前这个'鲁迅故居’的灶间，就是按上面这段文字布置的。其它鲁老太太卧房，祖老太太卧房，也都是按书中所写原样修整布置的”。这种仿佛“来到书中所说的实景中来”[10](p37)的穿越感，令人颇感新奇。
但人们又意识到，鲁迅故居的陈列品并非“原物”[10](p37)，而是根据“回忆”文字而复制出的“实物”模型。周作人以“文字”描述出他记忆中的“百草园”，而早已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百草园”多年之后以“鲁迅故居”面貌重新出现时，其布展的展品依照的是一份“回忆”的“文字”。无论是在构筑鲁迅传记过程中以“地点”/实物为线索，还是在展示一座实有的故居时以“回忆文”为依托凭藉，这种虚与实的切换或许正是“百草园”命运的吊诡之处。
二、铭刻在“地点”、“物品”上的人物传记
在“百草园”杂记的写作中，周作人明言对于“建筑”[3]的“喜欢”[4](p52)。不难发现，周作人在讲述“百草园”人事时往往是将其置于某一房屋的具体空间中。子京叔祖的生平悲剧与其住屋“蓝门”的阴森氛围十分契合；玉田叔祖、四七、五十的事迹，则与他们各自居住的“小书房”[4](p71)、后园“三间头” [4](p94)、“大堂前边东的一间大房”[4](p96)息息相联，人物的“印象”片断被嵌入到某间“房屋”的具体空间中：三人分别以喜阅“杂书”、败家后无栖身之处、抽鸦片的事迹著称，这三件事与这三间住屋密切相关。在讲述“百草园”中的重要人物伯宜公时，周作人则在谈到父亲轶事之前，连用三节笔墨写建筑 [4](p39-42)，介绍伯宜公的日常起居场所：新台门第三进房屋的总体格局、桂花明堂、后明堂等，为人物的登场进行铺垫。即便为了叙述影响周氏兄弟早年生活面貌的祖父科场案而涉及外祖家避难一事，周作人将笔墨延展至新台门之外，他也是先描绘外祖家的宅第、接下来才讲述鲁家成员。
房屋的木、石材质与人的有限、脆弱生命相比，决定了建筑往往比人更长久：不同住屋被分配给不同的人居住，房屋则成为了“人”的“遗迹”，变成“回忆”人与事的媒介。如古罗马记忆术理论家西塞罗所言：“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3](p344)，周作人在其“故园神游”历程中，凝视着新台门一些住屋的结构、形态、内部摆设，“房屋”像“记忆的箱子”[3](p121)一般被打开，它们仿佛一些破旧却堆放了极多“杂物”的容器，一旦步入其间，房间里发生过的事件便被渐次照亮。
位于新台门“第四进屋的西端”、“楼下南向的一间”，被称作“蓝门” [4](p22)房屋便是这样一处事件丛生之处。它颇为神秘地折射出周氏兄弟从童年至青年时代的人生各阶段，颇有“镜之屋”的隐喻意蕴。
步入“蓝门”，周作人感到“一言难尽”，因所涉事件前后绵延数十年之久，令其不知“从哪里说起好”[4](p23)。尽管故事尚未开篇，但通过交待这里是“立房主人惟一的住宅”，我们已然知晓了“蓝门”是《白光》主人公原型周子京的住屋，而周作人对“蓝门”背景之“破碎荒凉”与氛围的“离奇”、“阴惨”[4](p23)的渲染，也透露了事件的基调与结局：
蓝门紧闭，主人不知何去，夜色昏黄，楼窗空处不晓得是鸟是蝙蝠飞进飞出，或者有猫头鹰似的狐狸似的嘴脸在窗沿上出现，这空气就够怪异的。小孩们惯了倒也不怕……[4](p23)
尽管早已“人去楼空”，但周作人前后讲述的四桩“蓝门”往事却成为新台门历史的见证，与前后四代人的生存图景均发生关联。
第一桩是周氏兄弟出生之前的“蓝门”变故。“蓝门”主人：子京叔祖的父亲“十二老太爷”，也是鲁迅曾祖苓年公的亲弟，在太平天国中“化装逃难”被抓后失踪。因父亲被“归入殉难一类”，子京“经清朝赏给云骑尉，世袭罔替”，因而可以以生员资格直接参加乡试，“却又不知怎的不甘心”，仍然“千辛万苦的要去考秀才”。但因学问不通，“文章实在写得太奇怪”，“结果是被批饬不准应试” [4](p23—24)，由此埋下了《白光》所述悲剧的根源。
第二桩是鲁迅童年时代与子京叔祖的关系：在去往“三味书屋”之前，鲁迅曾于壬辰年（1892年）在“橘子屋”跟随这位“明爷爷”读《孟子》、后因先生学问实在不行而中止。
第三桩是《白光》本事：子京的“掘藏”与发疯、自杀 [4](p26—27)。相关事件还包括子京“开馆授徒”[4](p28)、对学生有体罚之举[4](p55)；家中两个儿子很可能因为被打得太凶而“出奔”在外，“出奔之后不时常来访问老家，特别是在他母亲的忌日那天，遇着上供，他算是拜忌日来”，周作人曾亲眼看见“父子相见很是客气”的情形。子京于1896年辞世，可以说，少年时代的周氏兄弟曾亲眼目睹了子京的“末路”[2](p126)。
第四桩是“蓝门”主人故去多年之后这一带的房屋变动：为鲁迅“完姻” [11](p172)，“光绪乙巳丙午年间”（即1905、1906年）“蓝门”周围的房屋进行了修缮与重新分配，房屋的使用情况也发生了改变：
楼下西偏是一条长弄堂，通到厨房后园去。东边一间是小堂前，后边为鲁老太太的卧房，中间朝南是祖老太太的卧房，东面向堂前开门，后半间作为通路，也就是楼梯的所在。楼上两间为鲁迅原配朱氏住处，后来在海军的叔父的夫人从上海回来，乃将西首一间让给她住。这是一九零五至一九一九年的情形，远在我们所讲的时代以后，现在只是插说一句，暂且按下不表。[4](p22)
所谓“小堂前”，是指“一般作为一房或一户的会客、礼祖、穿堂用，区别于一族或一个台门共有的大堂，习惯上加一个'前字’。”[8](p4)值得注意的是，1906年以后，改建后的“蓝门”左近居住的两位女性：鲁迅原配朱安与“海军的叔父的夫人”（即伯升夫人傅氏）[12](p423)均为独守空房的不幸女性：由于包办婚姻与丈夫不谐、被遗弃在家而无子女，“蓝门”旧主虽已辞世，但这一带的房屋及其后的居住者仿佛沿袭了这股无尽的幽怨，朱安与傅氏的命运为“蓝门”往事增添了悲哀的余音。
“蓝门”凝结了周氏兄弟出生前、童年、少年、青年四个时段的影像，承载着新台门不同时期的记忆：十二老太爷的失踪映现出影响周家新台门家族成员命运的太平天国战役，战争不仅在建筑与物品上留下兵燹残余，更带给生者以历时久远的伤害，子京的发疯便是其间的典型例证。在子京的悲剧人生所折射出的家族分崩离析的没落大趋势中，“蓝门”进行了改建，后来的居住者朱安、傅氏又宿命般地延续了前主人的不幸，而她们的故事又联结着鲁迅（包括其叔父伯升）青年时代的心结与痛史。步入“蓝门”，几十年间新台门的变迁沉浮仿佛化身为窗棂上的疤痕，门窗的损毁痕迹如同一段段往事的沉积，刻写成家族史的年轮与标签。
从“见证”的意义上来说，物质形态的房屋与物品的确比“人”更长久；但与此同时，周作人又提出“物”中必须有“人”，“物品”与人“发生联系”才有意义。倘若“物中无人”，就会像园中草木、鸣虫一般：“它们可能长久存在，如没有人和它们发生联系，那么这也是徒然的，只是应时自生自灭罢了”[4](p136)，这一意识贯穿在周作人“百草园”叙述的传记学追求中。而从对伯宜公之“物”的寻觅、搜集与整理中，我们能清晰看到周作人将“物”与“人”紧密相联、将“无情之物”转化成“人”的精神面目的寄寓载体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谈到伯宜公，周作人强调“记得的事不很多”[4](p43)的确，1896年伯宜公因病去世时，周作人当时只有11岁，二人的人生交集并不长。不难发现，周作人几乎罗列出了他所有能寻觅到的“父亲之物”，但即便将这些“物品”加以一起，他所拼结出来的伯宜公生平片断仍然显得零零落落。
最早的记忆，来自于6岁那年。这一年是辛卯年（1891年），伯宜公从杭州参加完乡试，曾带回来“一木箱玩具”。小孩们“早起”便去“打开来看”，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了六十年，但周作人仍然记得这个木箱里“有一件东西很奇怪，用赤金纸做的腰圆厚纸片，顶有红线，两面各写'金千两’字样，事隔多年之后才感到那箱玩具是日本制品”，而他还记得的玩具还有“几张紫砂小盘，上有鲤鱼跳龙门的花纹，乃是闱中给月饼吃时的碟子，拿来正好作家事游戏，俗语云办人家。”[4](p43)
关于伯宜公的日常用品，周作人事隔多年所能描述的是父亲房中一盏“洋油灯”：所谓“洋灯”、实为“国货”，质地“是用锡做的，略为扁圆的油壶上装着一螺旋，可以配上'龙头’，再加玻璃罩就可以点了”[4](p134)。此外，他还对父亲病革之前一直睡卧的一张“小床”颇有些记忆：这是“一张黄色漆柱的单人床” [4](p34)，本来是放在“西一”的“靠窗东边”，后来又放到了“东二前房的西北隅”[4](p34)，久病的父亲在这张床上躺卧、抽鸦片 [4](p37)。
出了伯宜公的房间，来到桂花明堂的桂花树下，周作人又指出一块“小石条砌出一个六角形，那里是泥土”，从这里生长的“不少的花草”中，他辨认出“有一丛天竹”乃是出自“伯宜公手植”；同样，后明堂东头的石礅上“垒着三块厚石板”，上边摆放着七八个花盆，“其中一盆是伯宜公手植的纹竹，俗称盆竹，有纪念性质”[4](p40—41)。
而移步至新台门之外，周作人指出南门外龟山坟地里的一座小坟前所立的“片石”，石上所书“亡女周端姑之墓”，“下款是伯宜，但下文看不清楚了” [2](p156)，这几个字是“伯宜公的亲笔”[2](p167)。这里埋葬的是伯宜公的爱女、不到一岁便因出天花而夭亡的妹妹端姑。甚至，当周作人离绍北上、来到绍兴县馆时，他看到门额上的字，他能想到书写者魏龙藏为伯宜公旧友、父亲生前曾多次提到他 [4](p215)。
可以说，关于伯宜公，周作人的记忆并不丰厚，他在脑海中小心保存着一木箱玩具、几张紫砂小碟、一盏洋油灯、一张小床、几盆花草，乃至妹妹墓石上的字迹、甚至父亲友人所题的门额等实物，把它们归入“纪念物”一类，被视作父亲在结束了不得志的短暂人生后留存的几件可供“睹物思人”的物品。
于是，除了打捞出脑海这些“尚存”的物品外，周作人又试图列举伯宜公已经散佚或被毁的“遗物”。他曾亲眼见到伯宜公“给'孝子’代做的一两篇祭文草稿”，可惜的是已然“散失”[4](p102)；1919年举家搬家北迁时，父亲“进秀才时的文诗、刻印送给亲友的”《入学诗草》的“刻板”曾被“付之一炬”[2](p55)。重述这些也许只有周作人自己知道、见过的父亲文稿、进学时的文诗刻板，无非是为了伯宜公多保存一些生命的印痕。
除了“实物”外，周作人甚至忆及了言行类的“虚物”：如伯宜公留在三台门间的“口碑”[4](p64)；父亲忧心国事、在科举时代即提出儿子将来可去东、西洋念书的谈话 [4](p43)；父亲“主张无鬼”的“庭训”[4](p153—154)等等。
这些“存”与“不存”、“实”“虚”兼具的“遗物”，透视出周作人所谓的“寻物之旅”，实则具有“寻父之旅”的自觉意识。由于关于伯宜公的实际记忆仅有从记事到11岁短短数年，对于童年周作人来说，伯宜公留下的最直观、最深刻的记忆其实正是那一木箱玩具和几张“办人家”用的“紫砂小盘”，这才是最典型的儿童记忆。当周作人已逾耳顺之年，再次忆及六十年前伯宜公乡试结束后给孩子们的礼物，甚至不忘把“闱中给月饼吃时的碟子”带回给小孩当“办人家”游戏的道具，已为人祖父的周作人顺理成章地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细心，重温了因被延迟而被放大的温馨感。
多年以后重识父亲，成为周作人重返“百草园”的一个重要目的。周作人的成年历程显然开启于伯宜公离世之后。成年后，他意识到父亲虽早已逝去，但作为“存在”的“父亲”却一直都在，而伯宜公留给他的记忆又相当有限，于是，追怀的途径变成了借由父亲“遗物”（如日常用品、手植花草等）来“睹物思人”。洋油灯、小床、天竹、纹竹等由寻常之物变成了“先君遗物”，被赋予了“纪念”的重要意义。至于远别故乡之后继续留意与伯宜公相关的故人、字迹，则无疑是其漫长的寻父之旅的进一步延长。记忆库存中数量有限、却又与特定的人有密切关联的“物品”被翻捡并拂去灰尘、重新凝视。回忆者透过没有生命的物品去召唤人的生命，“无情之物”成为寄寓情感的凭藉，主观情感被转移、投注到客观“物品”上，这样的“寻物/寻父之旅”蕴含着对象与主体的内在悖论。由于“童年—成年—暮年”的生命流转，周作人一方面必然面对一个面影渐趋模糊的伯宜公，另一方面却又通过不断理解父亲来抵达父亲、抵抗客观上的淡忘。
促成周作人“寻物/寻父之旅”的一个重要契机是鲁迅文本，《五猖会》正是直接启悟周作人这番进程的触媒，也成为周作人的潜在对话对象。与客观上的淡忘不同的是，周作人意识到作为“存在”的“父亲”面临着更具“威胁”意义的塑造或曰改写。《五猖会》中定格了一位严厉的父亲形象，关于强令“我”游玩之前必须背书一事，周作人承认是“事实”、但又提出父亲的“意思未能明瞭” [2](p213)，即他无法、无从对父亲的言行做出辩解。与此同时，他又试图呈现出伯宜公的更多面相，而“父亲之物”正是“父亲”的某种化身，“存在”正是以“存在物”的形态持久延续。与《五猖会》中紧张、隔膜的父子关系不同的是，周作人通过种种有形、无形的“物”拼接、还原出一种平和、理解型的父子关系，他的叙述充满着与鲁迅进行超时空对话的强烈意识。
他回忆起父亲看到鲁迅画在“荆川纸”上“对摺订成小册”、题有“射死八斤”的漫画，但并不责罚、反倒“有点笑嘻嘻的”[4](p36)，由此他认为父亲对儿童心理是“了解”的，平常“家教”虽严、但却并非不近人情。他谈到父亲对鲁迅看“花书”而非“正经书”（即科举用书）的理解，并特别指出正是由于伯宜公对鲁迅看“杂书”的某种默许，小孩们后来开始“买书看”——这甚至可以视作一个未被扼杀、乃至受到保护的兴趣源头，直接促成了鲁迅日后的学术兴趣和小说研究成就，伯宜公的态度与鲁迅日后的发展“是大大的有关系的”[4](p37)。如此一来，《五猖会》中作为孩童天真心性“扼杀者”的父亲，又呈现出另一种未被重视甚至被掩盖的“理解者”的形象：这颗理解的种子甚至孕育着一位天才儿童未来的累累硕果。
作为伯宜公对周氏兄弟产生精神影响的凝聚物：“父亲的书”，也成为了周作人重新梳理自己与鲁迅两份“回忆”的重点。有意味的是，提到父亲的藏书，周作人首先想到的是存书的“书箱”。因太平天国战事，家中藏书所剩不多，“家里只有两只书箱，其一是伯宜公所制的”。而伯宜公手制书箱的样式他依然记得：这是一种“上面两个抽屉，下面两层的书橱”[4](p74)。在这只书橱里，他举到了不少可列入“杂书”类的书名，其中《癸巳类稿》“据说是伯宜公的手泽书，虽然没有什么印记，实在那些书中也就是这最有意义，至今还可以看得”。还有一套书则是“伯宜公带到考场里去用的”《经策统纂》，放在“定做的小木箱”里“装盛”，“不可思议地经过好些灾难却还是保存着”[4](p75)。
周作人对于“父亲的书”的还原，显然是以《阿长与山海经》这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文本为参照系的。回溯记忆中“父亲的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鲁迅表彰（而且很容易被理解成是唯一表彰）的是玉田叔祖的书。周作人特别提到，“父亲的书”“与玉田的书相比，其启发诱掖的力量当然要小不少”，但它们同样是鲁迅少年时代所接触到的“杂学”资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为奇特的是《经策统纂》，它虽是科举用书，“想不到其力量在上记一切之上……里边收的东西很不少，不但有《陆玑诗疏》丁晏校本，还有郝氏《尔雅义疏》，后面又收有《四库提要》的子集两部分，这给予很大的影响”[4](p74—75)。
当鲁迅将“玉田的书”确立为早年接触到的最重要的“杂学”资源，周作人则试图指出这些并非全部：首先父亲的“杂书”就有不少、而这些书不少是有迹可寻的；其次在鲁迅杂学资源中几乎占据最大的影响的（“力量在上记一切之上”），乃是伯宜公的科举用书《经策统纂》。至于《阿长与山海经》中提到的因受《山海经》启发：“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周作人则指出鲁迅回忆中存在不够清晰或合并事实之处：因为倘要仔细追究，《尔雅音图》乃家中“旧有”之物，“不知伯宜公在什么时候买来的”，即这仍然是一本“父亲的书”。在列举了鲁迅所购的“绘图的书”后，周作人提出“书目看去似乎干燥杂乱，但细看都是有道理的，这与后来鲁迅的工作有关联”[4](p70-71)。也就是说，作为“父亲的书”的《尔雅音图》同样参与了建构早年鲁迅“杂学”体系的进程，它以有形之“物”而融合成为鲁迅日后成就惊人的“工作”中的某股涓涓细流，这种清点源头的工作无疑是周作人充满主观表述意图的一种客观陈述。
如果说“纸墨寿于金石”，《阿长与山海经》使玉田叔祖的形象在他的寂寞身后一直可亲可感，《五猖会》则留下了一幅父亲的严厉画像；那么周作人通过寻觅“父亲之物”：伯宜公的手植花草、手作木箱、手泽书等，以带有人物体温的“实物”铺陈出“文字”之外的“父亲之物”的藏品展览，铸成另一张伯宜公之像。在命定的遗忘中渐趋理解、在塑形与定格完成后再度进行修复、拼接、还原甚至重塑，周作人以“百草园”人物的所属物品为人物留存肖像。
从空间、时间两个层面，“房屋”与“物品”具有同质性：“房屋”如同储物的箱子般存贮往事，而“物品”则寄寓了与物有关的人的往事，二者均有存储功能；同一间房屋中发生过不同年代的事件，同一件物品则有可能见证了不同的历史时段，二者均有时间上的延展性。
不难看到，“房屋”与“物品”又具备了传记学的意义：绵延数十年的“蓝门”的往事映现出不同代际的居住者的群像，而被整理、呈现的伯宜公之物则又浮现出伯宜公肖像。在为群体与个体保存生命图谱或精神肖像的意义上，“地点”、“物品”与“文字”具有同等效力。有意味的是，以文本形态呈现的“百草园”杂记，的确是以一种地点传记学的自觉追求，与著名的抒情文本《朝花夕拾》构成了复杂的互文关系。依托于“地点”的文字在“地点”被重建或“物品”灰飞烟灭之后，仍然以难以磨灭的顽固特质试图为历史存“真”，金石之物与被舞弄的文墨究竟谁更长久、还是互为依托，这也是周作人“百草园”叙述留下的传记学迷思。
结语
必须看到，周作人“百草园”杂记毕竟是一份回忆文本，而触发其将“回忆”诉诸“文字”的动机，又是另一个密切相关人物的回忆文本《朝花夕拾》，以“百草园”为中心的周氏兄弟回忆文本正如一首多声部的回声作品，重重叠叠的记忆与断断续续的时间 [7](p40-45)在“百草园”这一“地点”上犬牙交错，潜藏着丰富层次值得挖掘。
在现代文学史上，或许很难再找出第二个文学意象像“百草园”这般具备如此多回合的虚实切换。从实有的“后园”到被提炼为鲁迅笔下的“乐园”，再到“乐园”被周作人还原到周家新台门的历史场景中，将其范围由区区一园拓展为周家新台门（包含左邻右舍）乃至东昌坊口等家族内外的地理空间。随着周作人将“百草园”杂记等同于讲述鲁迅生平的“研究资料”与“解说”鲁迅文本的“衍义”，实体场所的“百草园”经由周作人之手再度升华为鲁迅文学世界的“材源之地”与“典故之园”。而当绍兴鲁迅故居将周作人的“百草园”叙述作为展品布置与景观复原的重要参照时，“百草园”实际上成为了依存于“回忆”与“文字”的虚幻的实体，一方真正意义上的“回忆之地”。“地点”在以“百草园”为中心的鲁迅传记叙述中始终被强调，而探索地点传记学的可能性或许正是周作人“百草园”叙述中最值得重视的特征。
事实上，作为研究视角与方法的“地点”，在周作人研究中越来越为海内外研究者重视。一批厚重成果的相继诞生，标志着“地点”已成为一个深具可挖掘潜力的学术生长点。如董炳月在为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所撰书评《难以命名的地点：八道湾十一号》中，列举了37年间先后出版的三本专著：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1978）、孙郁《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2003）、黄乔生《八道湾十一号》（2015），指出它们均以“地点”为着眼点，而同一居所的三种不同命名：“苦住庵”、“苦雨斋”、“八道湾十一号”则直接催生出三位学者在周作人研究中所谓“断代史”或“通史”的深入探讨 [13](p108—109)。
这类周氏兄弟共居的“地点”，其实还包括绍兴的“百草园”（周家新台门），东京的伏见馆、中越馆、伍舍；民初北京的山会邑馆（即“S会馆”）。究其一生，周作人一直生活在与鲁迅共享的“地点”之上，从“百草园”至“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与鲁迅的空间相重叠。由于周氏兄弟关于“百草园”留下了大量文字，因此相较于其它几个“地点”，“百草园”的传记学意义最为凸显。作为“地点”的“百草园”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视角，而“地点”作为方法也将赋予“陈旧的问题”以“新的意义”[13](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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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董炳月.难以命名的场所：八道湾十一号[J].现代中文学刊,2018(3).
（本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收入《文学空间的重叠与蔓生：“百草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三章第一节，第117—138页。）
[1] 周遐寿著：《鲁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4月新一版。因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新一版版本较晚、错字较少，本文引文除个别地方外，均采用文化生活出版社1956年新一版。
[2]准确说来，除绍兴、东京、北京外，“地点”中还应包含南京。因“园的内外”一辑中涉及了南京时期之事，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两份“附录”：“旧日记里的鲁迅”、“学堂生活”均集中谈到了南京时期的鲁迅。此处为呼应“百草园”、“鲁迅在东京”、“补树书屋旧事”三个专栏的名称，仅笼统提出三处地点。
[3] 周作人的习惯用语是“住屋”，“住屋”一词在《鲁迅的故家》中出现了9次，如“兴房的住屋”（《鲁迅的故家》，第29页）、“曾祖母的住屋”（《鲁迅的故家》第30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