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乐府中，诗人以都市和乐府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现了北方历史都市的独特风貌，南朝乐府当中的北方都市形象描写，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亦是南朝诗人内心诉求的体现，充满他们对繁华的都市和安逸享乐生活以及高官厚禄、平步青云的憧憬与向往。通过对恢宏壮丽的城市外观轮廓、开阔庄严的城市大道、肆意任侠的洛阳美少年以及追名逐利的王侯将相等形象的描写，构建了带有历史痕迹又充满南朝士人美化想象的北方都市。
一、景观
（一）都市内部景观
南朝乐府描写的最多的都市内部景观是大道和宫殿。专写北方都市的13题59首中，有4题26首涉及大道与宫殿等都市内部景观。作为京都大邑，诗中对长安与洛阳城中街道的描写呈现出开阔恢宏，繁华热闹的特点。汉长安城内街道为八街九陌，安门大道为主轴，以雍门大道及宣平门大道划分南北区。据考古研究，长安城三座城门最中央的安门大街南北直线5556米，宽50余米，是城内八条主要大街中规格最长、最大者，城内大道具有开阔、深广的特点，符合长安作为都城大邑的气质。东汉洛阳城内轴线以南北二宫为中心，北穿过谷门直指邙山，南跨越平城门与洛水，遥指园坛，道路宽阔平坦。北魏时期，洛阳城内道路呈方格网状，城内的道路宽约40米⑦。开阔的地理空间首先构建出帝都的宏伟气势。洛阳开阔大道连结城北城西，遍布青槐柳树，靓丽景色突出洛阳春光的柔美。后两句写出春日城内生活之热闹，用词绮丽。此诗首先描述洛阳大道之深广，又结合城内其他自然景观和物质景观来共同描绘洛阳的繁华、热闹与恢宏。长安大道由西开始长满楸树，南达小平津，楸树可长到8至12米，可见长安的大道之开阔。南边直到黄河渡口小平津，可知长安大道之长。
大道旁修建一座座绮丽屋檐相连的房屋，道上还有装饰华丽的车辆，骑着华贵骏马的人飞驰而过，扬起路尘，长安城中大道的热闹景象跃然纸上。除大道外，宫殿也是出现在南朝文人乐府中最多的一种城市内部景观。诗人多以侧面描写表现宫殿恢宏华美的特点，如“远望陵霄阙，遥看井幹楼。”⑩（陈叔宝《洛阳道》）巍峨宫殿伫立在开阔的城内。“日照苍龙阙，烟绕凤凰台。”（王瑳《洛阳道》）朝阳升起，日光渐照在苍龙阙之上，薄雾未散，同浮云缭绕在凤凰台四周，侧面写出洛阳宫殿的巍峨高大，气势逼人。西汉长安城由秦朝咸阳宫改造而来，先后建成数座宫殿，还建造了一座更为华丽的建章宫。直城门与章城门中间，毗邻未央宫，建造复道，与城内诸宫相连，气势宏伟。行于复道中如走在云端，故南朝乐府中提及长安宫殿，多会对复道加以描绘，如“金槌抵长乐，复道向宜春。”“桂宫延复道，黄山开广路。”“建章通未央，长乐属明光。”城中一座座巍峨宫殿，由空中复道相连，踏足其上，长安风光尽收眼底，本为零散分布的宫殿，因复道成为七星连珠般的宫殿群，更显出都城大邑的恢宏气势。
（二）都市人物形象
在北方都市书写中诗人更像进入了一个由历史典故与史书记载，加上想象发挥而构建的理想城市。诗人作为城中普通百姓，以流动视角展现城中景色。感受到的必然不只有静止的高大城墙、大道和巍峨宫殿，生活在大都市的人物也是笔下的书写对象。除了城内的大道建筑风光之外，出现最多的是美少年和采桑女。他们或华服加身，或貌美如花，成为洛阳城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魏晋时期的美男子潘岳让诗人着墨颇多。又有当时和潘安仁一同被称为“连璧”的夏侯湛。六朝男子讲容貌，重仪表，出行衣服鲜丽。这体现在他们《洛阳道》中对潘安等美男子孜孜不倦的描写上。少年修饰容貌，锦衣华服，玉马雕鞍，行走在大道上，不仅是让人欣赏自己，更是为了邂逅一见倾心的佳丽。《诗经》中有七首关于桑女的诗，描写桑女的恋爱婚姻和劳动生活，塑造了坚贞、痴情、勤劳的桑女形象。乐府古题《陌上桑》延续《诗经》中的桑女形象，然也有新变。秦罗敷对爱情与丈夫的坚贞，太守调戏时不向权势低头，是区别于《诗经》隐忍桑女形象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梁陈时期及时行乐的社会氛围，决定诗人所欣赏的桑女形象是秦罗敷式的而非《诗经》式的，她容貌精致，戴宝珠耳环，着丝绸之裙，其华丽形象成了诗人所着迷的梦中情人，他们期待在洛阳道上来一场关于爱情的邂逅。相比洛阳等待浪漫邂逅的肆意少年，《长安道》所出现的人物更多是王侯将相与宠臣。金、张和许、史是西汉时期的朝中显贵。“金、张”是金日磾和张安世，都是西汉显宦。后世常以此四姓并称，借指权门贵族。韩嫣是汉武帝宠臣，生活奢华，为百姓所不喜。董贤依靠美丽容貌，谄媚态度随行汉哀帝左右。韩、董出现在《史记》的佞幸传里，可知司马迁对二人的态度。但南朝士人的《长安道》中提及这些人时却透露出的艳羡之意。与权臣宠宦相辅相成的是长安道上常出现的象征着权力的建筑符号，如门阙、宫殿、驰道等，二者一起构造出埋在南朝士人心底对权力和仕途的渴望，南朝士人性格张扬恣肆，毫不避讳地展现自己对非正直，非传统儒士的权臣的艳羡。
二、北方都市乐府诗的写作动因
（一）历史想象与实际都市的结合
进行北方都市乐府诗创作的多数南朝诗人，因南北阻隔，终生未踏足过北方，故《长安道》《洛阳道》等乐府旧题所展现的北方城市并非是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城市，多是汉代的场景，出现的也是汉朝的意象，如铜驼、复道、未央宫等等。融合历史的想象是主要的素材来源。汉赋有许多对汉代都城大邑的描绘，又以专事铺叙、铺采摛文为特点，穷极声貌对汉代的宫殿城市进行渲染，为南朝诗人提供丰富的史料。如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两位文采斐然的文学家对汉代的都城进行了事无巨细的描写。《史记》《汉书》等史书中也对汉代都城中的权贵、游侠等事迹多有记述，成为南朝士人中北方都市书写素材库中的重要部分。除承袭历史之外，南朝士人也从现实南方都市中汲取养分。经济发展带动南朝都市规模的扩大，除帝都建康，襄阳和江陵等新兴都市也进入诗人乐府的描写范围，商品经济兴起下的南方都市有着怡人的自然环境、络绎不绝的贸易往来，繁盛的都市景象不仅是他们描写南方都市的直接素材，更将歌舞逸乐的风气作为一个现实的图景融入北方都市的描写。
（二）诗人的内心追求
梁陈纵情享乐的风气影响文学，人们不再钻研玄理，绮艳宫体诗登上历史舞台，对客观事物的描摹与自我情感的抒发成为创作的重点。南朝都市乐府诗中呈现出的奢侈、华丽而不谈衰败、战乱的北方都市形象是他们追求南朝政局稳定、都市繁荣的一种心理折射。对稳定政局的追求是一种群体记忆，他们需要营造一个过去的乌托邦用以消解当下生活的压力，故对北方都市的描写充满着润色和更大程度地完善。《洛阳道》《长安道》等古题中不难看出南朝士人对繁华都市和安逸享乐生活的憧憬与向往。南朝数个政权虽偏安设都于富饶南方，实则南北政权相互争斗始终未停止。政权的互相倾轧意味着战乱。《梁书侯景传》牺牲国家青壮年劳动力发动的战争并未给梁朝开拓更多疆土，反而一再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挤压，到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陈朝，国土已被北周和北齐侵占到仅剩江陵以东，长江以南的一隅之地，如此逼仄的生活环境，很难不让南朝士人对疆土辽阔的汉朝产生向往。汉武帝时期大规模开边拓土，到东汉时期，西南地区已扩充到缅甸北部。除了辽阔疆土，汉朝初建时的休养生息政策也为后来文景之治和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几乎到达顶峰，百姓安居乐业，都城繁华喧闹。故在南朝士人心中，产生落差的不仅是国家版图的大小区别，更有百姓生活环境，都城恢宏程度的差异。在诗中出现的对贵族生活、王侯将相的描写，亦是源于南朝士人对仕途的向往心理。
两晋时期根深蒂固的门阀制度并没有随着东晋的崩塌而消散，南朝第一个政权刘宋王朝建立伊始，寒门依然得不到重用，不过他们从未放弃过对仕途和权力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