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来说,西魏的军事实力和底蕴,还是要弱于东魏,因而,河桥之战前,为了援助洛阳,魏文帝和宇文泰从关中地区,抽调走了大部分兵力。整个关中,包括长安城内,都非常空虚。河桥之战,西魏左右后三路大军相继惨败撤退,消息迅速传回关中,关中地区一片哗然,开始动荡不安。之前,沙苑之战,西魏俘虏了七万名东魏军士卒,宇文泰从中挑选部分精锐,补充进西魏军,其余大部分,分散安置在关中各地。现在,听到西魏军大败的消息,这些人相继组织起来,发动了兵变。此时,李虎等人已经带着残兵败将撤回长安,但是,面对混乱的局势,还是无计可施,甚至,连长安城都守不住,只得保护着留守长安城的太子元钦,逃出长安城,撤退到渭北地区暂时安身。好在西魏留守的一批将领,如大都督侯莫陈顺、扶风公王罴等人,及时组织兵马,多次与叛军激战,暂时遏制住叛军的发展势头。宇文泰得知关中叛乱的消息,率军迅速赶回。叛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毕竟是乌合之众,而且,宇文泰在关中地区,威望非常高,深得军心、民心,因而,回军之后,很快平息了叛乱,关中地区恢复了安定。河桥之战开始的时候,东魏军主帅高欢正率军在赶赴洛阳的路上。等高欢到达黄河岸边的孟津时,西魏军早已撤军离开。高欢随后追赶,没有追上,回师洛阳。东魏自从迁都邺城之后,经营的重点已经转移到晋阳和邺城,洛阳已经逐步被放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高欢也不可能有精力重新经营洛阳,因而,不知道是因为河桥之战损失惨重而泄愤,还是为了免除后患,高欢将金墉城中残存的西魏军赶走之后,放起一把大火,将包括金墉城在内的洛阳城里里外外,全部烧了个干净。千年古城,再次毁于战火。连续交战,双方损失都很大,至此,都有些打不动了。因而,接下来数年之间,东西魏之间虽然局部小规模战争仍然不断,但总体还算和平,双方都在努力发展,积蓄力量,等待着下一次的大战。在内政发展上,虽然高欢也是竭尽所能,但宇文泰在苏绰的全力辅助下,西魏的发展,明显好于东魏。为了更好地发展,宇文泰锐意进取,实行变革。对于宇文泰实行的变革,苏绰尽心竭力支持,一边从实际出发,裁撤冗官,实行屯田,发展国力,一边费尽心血,于541年秋九月,起草了“六条诏
书”,从道德、教育、农业生产、官员选拔、法律、财税等六方面,提出提纲挈领性的建议。六条诏
书从战略层面,给宇文泰施政,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的框架,给西魏及接下来北周的迅猛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六条诏书,一是治心,二是敦教化,三是尽地利,四是擢贤良,五是恤狱讼,六是均赋役。所谓治心,主要在于清心和治身,要求所有官员以身作则,使自己“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将全部心思放在治理好国家和百姓上;要求君主以身作则,“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身体力行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并持之以恒。如果君主、大臣自己都不想做、做不好,却要求百姓必须去做,是不可能有好效果的。所谓敦教化,就是通过倡导淳朴正直的道德风气,潜移默化,慢慢移风易俗,改变百姓身上的的不良习惯;再通过教导百姓孝悌,使百姓懂得仁爱,教导百姓仁顺,使百姓懂得和睦,教导百姓礼仪,使百姓懂得敬让。所谓尽地利,就是劝课农桑,要求全国上下所有人,充分利用土地,不违农时,尽全力发展农业生产。所谓擢贤良,就是选拔贤明善良的人才为官。苏绰提醒君主及朝廷高官,要想国家兴盛,必须选贤任能,
不能只讲究门第,更应该看才能、看品行。而且,要善于发现人才,勇于起用人才,给人才以成长的时间和机会。同时,还应该精简机构,罢黜不作为的、不合格的官员。所谓恤狱讼,就是要求官员慎用刑罚,明断狱案。所有官员,必须以公平公正之心去断案,使判罚尽量公平公正,不苛不暴。在
不能确认是否有罪的情况下,宁可赦免有罪之人,也不能滥杀无辜,宁可让奸邪之人逃避惩罚,也不能冤枉好人。“夫人者,天地之贵物,一死不可复生”,因而,判罚必须慎重。当然,对于那些证据确凿,悖乱人伦、不忠不孝等大奸大恶之人,应该杀一儆百,以严刑厉法惩罚之。所谓均赋役,就是要均平赋役,不分世家豪强、富商大贾还是平民百姓,平等对待。要求官员尽职尽责,不庇护豪门,不让奸商牟取暴利,公平征收赋税、派发徭役。对于苏绰的六条诏书,宇文泰非常重视,专门摆放在自己座位旁边,不时观看,并要求百官学习、背诵,规定各地有关负责官员,不通晓六条诏书的,不许当官,还专门开设学校,选拔中下级官吏,学习六条诏书。苏绰大才,眼光高远,六条诏书又是专门针对西魏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采取措施,因而,施行以来,成效斐然,西魏国力、军力,稳步提高,并逐渐超越东魏。如果您觉得本篇文章尚有可观之处,作者简介:李永田,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普及、教育、创作及出版工作多年,出版多部中国传统文化类著作。主要作品有:《中国古文鉴赏》、《中国历代散文名篇鉴赏》、《国学经典》(诗、词、曲、赋四册)、《唐宋名家诗词赏读》(全十二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