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时期另制《诸侯称雄形势图》
《秦汉雒史》
第十篇秦博士官与史官二者的关系及秦“正史”
作者：王国伟
拙文“秦儒生’的定义”已对儒生在秦朝正史的隐约出现做了描述。《史记·叔孙通列传》中的汉博士叔孙通被称为汉的“儒宗”，称“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其叔孙通儒的本身，就是秦始皇时期先被认为是儒生，懂儒术，才被命名为待诏博士，秦二世亦称（或封）博士。【《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可见从秦两帝（子婴“王”，疑与所谓的无天子，汉必天子非造反有关）至汉，即《秦始皇本纪》中的秦博士官淳于、越进为群贤儒中的“愚儒”，而“博士官”“大儒”应为博士群体中的主要成分。秦所设的博士官，不同于秦史官，但却与秦史官一样，是秦置机构官阶的名称。也是群儒生之中选拔出来的精华。秦博士官与秦史官二者的关系
对于博士官与秦史官二者的关系，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李斯的一段对秦始皇的奏语说得很清楚。即：“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其寥寥数语却说明了两大类书籍的管理部门、两大类要烧的书籍。归结可由以下几点分辨。
一、两大类书籍的管理部门：1、史官，（如太史令）负责记录、编撰秦、修正统一后的秦史。即“秦记”，即涉及大秦的正史。2、博士官，统一后要修正、筛选流通社会的“诗、书（书经）、百家语”书，（即今语文类）；“诗、书、百家语”是指史书以外的文化书籍总称。（亦称秦记下的诗、书、百家语）
二、两大类书籍的划分：
1、史书。史官所记录、撰写的，专门记载涉及历史的书籍。而秦的史书，根据《史记》所载录的内容，是以大秦的性质出现，在过去秦本纪的基础上，重点对夏商周历史的记载，成为“大秦”史载的一部分，而对诸如楚国之《梼杌》、晋国之《乘》、鲁国之《春秋》、郑国之《志》等，即《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统一后，再过多地载录六国的历史已无意义（古人不是今人，要留存史料去对前朝的历史进行研究），留存六国史料反会增加六国原臣民怀旧，而对统一后的皇朝产生不满情绪，所以皆不再载录。参考汉后至唐、明、宋、清的史料皆如此。又因为秦统一要求文字“书同文”的原因，是在秦统一前七十年，约一两代人的时间，从那时已开始用篆籀形体字的简化字了，如1980年出土的四川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木牍为墨书秦隶，笔法流畅，结体错落有致，虽有篆籀遗韵，有些字形已体现了篆隶之间的转化。木牍正面记载了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二年），王命左丞相甘茂更修《田律》等事，背面为与该法律有关的记事。此时秦隶书公文，隶字的形体已与六国的文字的形体发生了很大变化，隶字已从不利于记载记录的大篆中逐渐的解脱出来，成为古“简化字”。六国文字仍为篆籀形体字不仅难写，且到秦统一时的命官上下行文已为秦隶，其隶字形体不仅易写，利于记载，其他六国文字已不再流通，也是“新秦帝制”的政治体现，所以“书同文”公文要求“隶书”，也是六国文字“皆烧之”的重要原因之一。
2、诗、书百家语诗，指《诗》，即成书于春秋中期的《诗经》类。书，指《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百家语，指“诸子百家”，诸子：管子、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百家，指的是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各个学术流派的代表家的著作。
秦记与非秦记：
一、秦记
1、此处的秦记，是指《秦记》的一本史书，是秦独立的一本大秦史书，所谓大秦，是内容包含了秦重新对夏、商、原周书、周籍典、即司马迁摘录“秦记”撰写的，除汉朝以前的“本纪”，有“雒”标记类的史书。也是经过秦对周室籍典史料的修正，去掉包括秦“西迁”及对秦不利的章节，即司马迁所说的对秦“刺讥”之语，《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或全文的整体删除、销毁。重要的是把原六国文字包括周室籍典的可用史料，统一转变为隶书体文字的版本，亦称“秦记”。此“秦记”，司马贞《索隐》：“即秦国之史记也。”
2、除过《秦记》以外，经秦过滤的旧版本诗、书、百家语书籍，如今本《左传》，属于秦属性的范畴，但不是《秦记》史书，亦是泛义的“秦记”范畴（从《史记》用贾谊过秦论思想对李斯等的评价中所涉及焚烧的范畴角度）。
二、非秦记
1、指《秦记》以外的旧版本、非隶体字的史书。非《秦记》史书，不是秦统一后所编制的史书，是秦未统一前的六国、周室等所留的史书。即未经秦史官（机构）修正的史书旧版本，被定为非流通，必须烧毁的史书，称“非秦记”史书。
2、指史书以外，未经秦过滤的、非“书同文”小篆、隶字体的旧版本诗、书、百家语书籍，泛义亦称非“秦记”。
三、史籍、一般书籍销毁的档次
要负责烧毁禁书的两级处所：1、中央部门，因为史籍的收藏地点、管理权限在皇城。2、郡、尉处所，因为一般书籍流通在社会。
可以看出：秦史官与秦博士官，是审核两类书的两个机构，如同今“历史”与“语文”的两个编审单位。
文中“悉诣守、尉杂烧之”，悉：全部，全都。诣：到达，派遣，送到。守、尉，郡守和郡尉。杂：聚集、堆积。汉代有《铙歌十八曲》“所思有”中的“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李斯的奏折有两层意思：上奏要烧掉没有经过秦审核、过滤的书籍分两大类，史书在中央烧毁（只有朝廷收藏有），非史书在社会层面流通的书在郡守和郡尉（今地市级）烧毁。李斯的这是一份奏折，是秦从昭王入周室就开始谋划，并至秦统一，到李斯负责朝廷政务在贯彻执行的汇报性奏折，是在说新修正、更改的“秦记”史书和社会流通的文化书籍的工作已完成，可以、也是时候要烧掉对朝廷和社会不利的旧版籍典史书和文化书籍了。如果还没有给皇上报告，皇上没有圣旨、没有给老百姓诏告，朝廷史官、负责社会书籍的博士官怎么敢通知毁书，老百姓怎么会知道朝廷要去烧毁旧版的书籍，又怎么会出现“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之“敢有”的“再一次”，以及不敬、有失职的含义呢？作为朝廷宰相、文才智慧横溢，也不可能写似有先斩后奏风险的严肃奏折，此疑为汉人所改、添。如无“敢有”，即：臣奏请秦始皇帝，对没有经过史官审核的非“秦记”的史书皆烧之。对非经过博士官所职机构审核的诗书、百家语类书籍也要烧之，天下有藏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即送到郡守、郡尉那里，撕毁、烧掉。再与下文规定烧毁的期限、如对不烧者的处理办法对接。而“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文中所及奏文说要惩罚的条例无可非议，但说秦烧的仅留医药、卜筮、农林方面的书籍，其他全部烧毁的语句似有断句之疑，仅从秦始皇、到朝廷、全国郡县子女的教育，秦汉交替后，汉官员及子女的承接，如果仅懂“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的知识，如何会治理朝廷治理国家呢？况且，李斯与韩非均为荀子其门下的高足入室弟子，荀子又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论语·卫灵公》有：“道不同，不相为谋”。要说李斯是纯法家思想，是有争议的。所以，说秦烧的仅留医药、卜筮、农林方面的书籍，其他全部烧毁的语句本身，就是一句不实、或断句，显然不是秦记史料所原载有的内容。
四、史记《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的载录之别从秦本纪中“南雒北洛”之雒的秦标记，与《汉书》汉承秦制“南雒北洛”的一致性，与出土的秦文物南雒北洛吻合，说明《秦本纪》所载录的史料源为《秦记》无疑。而《秦始皇本纪》就不同，理应与《秦本纪》一样多取《秦记》史料，但由于朝廷时局的局限性，未能保持《秦记》的原貌记载，而是夹杂了大量贾谊“过秦”损毁秦始皇的描述。如班固《典引·序》之例：汉明帝直接要求史官对司马迁《秦始皇本纪》有“赞”内容的评价。让史官表态，有更正之意。今秦雒治邑、文物的发现，史记所载录“秦记”的内容与秦“雒”区间的内容相吻合（拙著第三篇《史记》中的雒与洛考），显示出“秦记”所表现出的秦史料所留正史的一面，《秦记》的本身，就是秦的正史。包括《夏本纪》、《周本记》中秦“雒”的属性，即如同《禹贡》载录对洛的更改；“雒出熊耳”语句，与《竹书纪年》洛、洛出玄扈不同（因政治与五行去洛化）；《山海经中山经》“洛间”有“省句”（《秦汉雒史》）第十二篇“《山海经》洛间考”）。反映出秦确有对旧史料籍典的修正，而作为大秦的正史出现。
编辑：校对：王 羿
敦煌博物馆王国伟爨书展品（武关道发现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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