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禹康

倾听民众呼声，特邀农民“秘书”进京交谈

1953年7月，正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刘正山要回乡度暑假。刘正山是刘少奇大哥的孙子。离京前，他去中南海看望叔爷爷刘少奇。刘少奇交代刘正山一项任务，回乡后为他找几个农民“秘书”，经常向他反映农村里的情况。刘少奇希望他的农民“秘书”是真正的翻身农民，种田的行家里手，又敢于讲真话的老农。他对即将返乡的刘正山说:“你是大学生，暑假回乡也作点社会调查，顺便帮我办好这件事。我相信你能办得好!”

刘正山回乡后，没有自作主张，而是找到了乡农会主席王升平，请他拿主意。

刘少奇要在家乡约请几位农民“秘书”，乡亲们把这看作是一件大事、喜事。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参加提名。刘少奇提出的条件由大家具体化了:牛皮哄哄的不要，游手好闲的不要，尤其是超天捏白(即漫天撒谎)的人更不能要……只有老实本分，发狠生产，大公无私又敢于讲真话的种田人，才有资格担当刘少奇“秘书”这一重任!

名单汇集到王升平那里，竟有十几位之多。其中也包括了王升平本人。但王升平觉得自己还只有20多岁，不是老农，再说他还是乡农会主席，可以直接向上级汇报工作，应该多让普通群众参与，这样更利于少奇同志了解下情。经过反复协商、比较、筛选，最后确定: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和另一位农民，作为特邀“秘书”，定期向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

暑假结束，刘正山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4位农民“秘书”遴选经过。乡亲们的热情和慎重，这使刘少奇十分感动，这时己是9月初，很快就是国庆节了，刘少奇便亲拟了一封电报，邀请4位农民“秘书”到北京相聚面谈。乡亲们见电报后更是奔走相告:少奇没有忘记家乡，**看得起种田人!

成敬常是这次遴选的4位农民“秘书”中的骨干，他高额骨，宽下巴，五大三粗，典型的湘中农民形象。他家与刘少奇家还有一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成敬常的父亲是当地一位挺有名气的中医，比刘少奇大十几岁。刘少奇小的时候，父母曾想让他学中医，他虽无志于此，却和那郎中先生成了忘年交。两家相距约一华里，常来常往，关系很密切。

解放后，刘少奇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消息传来，成敬常欣喜若狂。于是产生一种冲动，希望有机会与他见见面，问个好，表示一个晚辈的美好感情。细细一想，又觉得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刘少奇离家外出的时候，成敬常还是一个10岁左右的小孩子，刘少奇是否还能记得他?现在的地位又这么悬殊，一个在水田坡地里干活的种田人，怎么可能去那警卫森严的中南海做客呢?

然而，事情常常出人意料。刘少奇在家乡遴选几位农民“秘书”，乡农会研究名单的时候，头一个考虑的就是他!虽然还不知道是否有机会去北京与刘少奇见面，但互相通信是肯定能做到的。成敬常小时候在父亲的指导下，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粗通文墨，写信是不成问题的。想到可以与国家领导人建立经常的通信联系，这也是一件了不得的事，那些天，成敬常一直沉浸在激动之中。

◆刘少奇、王光美与农民秘书成敬常在故居交谈。

1953年9月中旬，忽然接到刘少奇发来的邀请电报，欢迎成敬常等四位农民“秘书”去北京相聚面谈，这消息在乡间一下子引起了轰动。人们把这件事看作是一项殊荣。亲戚朋友纷纷向成敬常表示祝贺，进京前，成敬常不准备做新衣服，也没有筹划礼物。既然刘少奇把他们作为农民“秘书”，他就尽可能多把农民群众的意见带上去;他没有当过干部，但也懂得找人座谈，个别了解;他觉得自己有一份责任。

9月15日，成敬常一行抵达北京。没有约定，却是一样的打扮：光头，青布裤子，白土布对襟上衣，长条布纽扣，家制黑色布鞋。只是都把竹烟杆丢了，换上了一种价格便宜的香烟。

他们都是第一次出远门，但一点也不胆怯。宁乡曾有人去过北京，都是住在翠明庄的一个招待所。成敬常一行寻到那家招待所，这里却不对外营业。须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方可以在此住宿。成敬常觉得挺新鲜，有意开点玩笑，问:“我们请刘少奇来介绍，能不能住?”

刚解放的时候，老区常有人带着红枣核桃来北京，有前来拜会老战友的，也有老房东来看首长的。别看这些人其貌不扬，说不定他们也许与某位中央领导同志有着非同寻常的友谊。接待人员自然不敢随意怠慢。问:“你们几位，真的没有带介绍信?”

“没带介绍信，只有一封电报!”说着，成敬常从袋兜里抠出刘少奇发来的电报，接待人员即刻把他们迎进屋内，安排他们住下，两人合住一间。两间房紧挨着，彼此联系也很方便。

刚刚洗漱完毕，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来通报说:少奇同志请他们现在就去中南海。成敬常心里嘣嘣跳，原以为见中央领导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现在却变成了现实，他能不激动么?

车子七拐八拐，来到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房子年代己久，青瓦灰墙，一点也不气派。分明是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官邸相差甚远。

刚下车，他们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跟他们一一握手。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伯，您好!”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那样不显生疏!”

大家不再拘谨，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西墙有四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只书柜和文件柜。屋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也记得一位叫黄四木匠的手艺人，他打的家什做工精细，经久耐用。还谈到拓木冲朱赞庭老先生的儿媳朱五阿婆。说她年轻时帮助朱老先生料理学生生活，很有同情心，学生受了处罚，她总是设法去安慰。得知朱五阿婆仍健在，刘少奇说:“她现在该有七十好几了，你们回去，代我向她问好!”

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四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四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刘少奇笑了，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告辞时，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晚上，四个人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在房子里神聊了一通宵。

◆刘少奇和乡亲们座谈。

10月1日，是建国四周年国庆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许多年之后，成敬常仍然记得，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未睡，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

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前一片欢歌笑语，一片红旗的海洋。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心潮澎湃。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山旮旯里的光头，白褂，青裤子的种田汉子，他们骤然升起一股激越的感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乡间后，就忠实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

“秘书”犯了错，刘少奇实事求是地既给予批评教育，又积极引导

农会主席王升平虽然不在刘少奇特邀的4位农民“秘书”之列，但他从土改当积极分子起，当过民兵队长、乡农会主席，三年多了，心里时常想着一件事，就是如何使农民尽快致富。村里就那么些田，人口却在不断增加。生产底子薄，农具、肥料都很困难，产量很难上去。土改了，农民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生活仍很贫困，就算不得是真正的翻身。门路也是有的，离此不远的双狮岭，地下有煤炭，挖下去几米深，就可以挖到煤。如果乡里组织一点人力，开发这个项目，赚些钱来发展生产，改善大家的生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吗?于是他就想写一封信，要成敬常、黄端生4位“秘书”直接面呈给少奇同志。假若得到少奇同志的支持，贫穷落后的花明楼，就可以逐步致富了!

王升平只读过半年书，要给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写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比开几亩荒地还要费劲。说来也奇怪，这一次拿起笔，心里话就像水一样哗哗流出来。字写得歪歪斜斜，还有不少错别字，却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信写好了，他又有些犹豫。这个样子寄出去，少奇同志会不会笑话他呢?他拿着信去与乡支书邓子卿商量。邓子卿说，少奇同志晓得我们是泥腿子，不会责怪我们字写得不好，我们真心实意反映农村情况，少奇同志会感到高兴的。邓子卿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赞成王升平的意见，便在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算是乡支书和乡农会主席联署的信件。

第二天，成敬常一行4人去北京，王升平把信托给成敬常，请他亲手交给刘少奇。

成敬常在北京整整住了一个月，返家的当天下午，就兴冲冲地来找王升平，他来不及讲北京的种种见闻，就拿出一封信来说:“升平，少奇同志给你来信啦!”

长条大信封，上面写着邓子卿、王升平两人的名字。拆开来看，果然是刘少奇的亲笔信。毛笔字，刚劲有力，整整三页纸。那会儿王升平正在田里收割黄豆，在附近干活的人听说是刘少奇写来了信，纷纷围了上来。有些字王升平不认识，大家一凑，信上的字就认全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封信被造反派撕得粉碎，但这封信的字字句句早己刻在了王升平的心里。以至他年过60岁之后，还能一字不差地把那封信背诵出来:

邓子卿、王升平同志:

你们的来信以及很多朋友的来信，我都收到了，使我了解乡间很多情况。谢谢你们及很多来信的朋友。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或两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我真实情形，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并且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的夸大或隐瞒，这须请你们注意。齐海湘同志带来很多朋友的信，我不能一一作复，请你们代为致意。并请你们转告各位朋友，在以后再不要向我写致敬一类的信，因为这并无好处。此外，关于乡间问题，仍须向县、区、乡政府请示处理。所有要求处理问题的信，己转县政府酌情办理，双狮峰煤矿问题，则转省政府酌办。

致以

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第二年，刘少奇有两个在乡的亲属，平时不好好劳动，时常讲怪话，发牢骚。村里批评他们，他们以刘少奇的亲属自居，跟村干部顶牛。尤其是他们去过一次北京后，说刘少奇给了他们一个什么奖，回来更是盛气凌人。村里感到难办，王升平便又写了第二封信，讲了农村的一些情况后，还提到他那两位亲属的问题。回信很快就到了，刘少奇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我己收到，谢谢你反映了情况。关于刘、齐二位来北京，事先我不知道，他们再三要求。我给了30元路费，并没有得什么奖，我己要他们到乡政府承认错误，再不要吹嘘，也不要来北京，要努力搞好生产。”

刘少奇不徇私情，王升平非常佩服。

自此后，他也就成了刘少奇的农民“秘书”，常常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写信寄去。尤其是1958年大炼钢铁，挨家挨户收铁锅，拆房子……他想不通，一连给刘少奇寄去几封信，但再也得不到回音，后来才真相大白，他的信件是被人扣压了。

那时候，王升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重，完不成要挨批评。这样，一批农村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和不挨批评，便置群众利益于不顾，干了劳民伤财的事，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刘少奇、王光美走访农民秘书。

不久，上级派来整风整社工作组，群众对王升平的意见很大，公社宣布撤销他的大队支部书记的职务，并要求他向群众作个像样的检讨。王升平对此很不理解，觉得受了委屈，满腹牢骚。上级越是批评他，他越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既不检讨，也不去队里干活，每天提着一只竹篓子，去水塘里捉黄鳝。

这天，吃过早饭，王升平又提着篓子来到塘边，忽然有公社的干部领着一位穿着公安制服的人来找他。惊动了公安部门，难道还要抓去坐牢?王升平心里咚咚直跳，但他口气却挺硬，说:“我己经削职为民了，哪里也不去!”带路的公社干部首先开了腔，告诉他说，是刘少奇主席回来了，要找他谈话。他打了个愣，丢掉竹篓，一路小跑往炭子冲走去。

刘少奇从屋里迎了出来，说:“你就是王升平吧!”

王升平和刘少奇只通过信，却没见过面。但他见过刘少奇的彩色画像，一眼就认出来了。可是刘少奇怎么认识他呢?他向刘少奇深深一鞠躬，说:“刘主席，是您老人家回来了，您好!”

“好，好。你也好吧!”刘少奇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来。王升平系个破围腰，手上满是泥水，不好意思伸过去。刘少奇却哈哈笑着，紧紧握住他的手。他们手拉手进了屋，王升平的拘谨一扫而光。

谈话随意而轻松。刘少奇问他多大年纪，读过几年书，都做过些什么事，王升平说:“在娘肚子里就跟着讨米，8岁时读过半年书。家里穷，念不起书，十二三岁去煤窝里背煤!”

“出身很苦哇。你父亲叫什么名字?”王升平说：“我父亲叫王春华，做过36年长工。”

刘少奇沉思片刻，说:“噢，王春华，住首子冲。是个本分人，我还记得!”他接着又问:“听说你犯了错误，是怎么回事?”

王升平耷拉着脑袋说:“没有听党的话，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刘少奇说:“我看还要加一条，没有听群众的话。你把安湖塘下面的好田改成鱼池，搞那么大，费那么多工，也不养鱼。山上本来长满了树木，你砍了树木开茶园，你跟群众商量过没有?脱离了群众，日子当然就不好过了。”

王升平的脸涨得通红。刘少奇说:“当然责任不全在你，但你也不能推得干干净净，我看你头脑也有些发热!”王升平喃喃地说:“刘主席，我有错!”

刘少奇严肃地说:“有错误就检讨，就改。听说你每天提着个竹篓子去捉黄鳝，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王升平恨不得给自己掌嘴。他痛心地说:“刘主席，我下决心改，向全大队群众作检讨!”

刘少奇严肃地说:“我们有过失，使群众遭了罪，不检讨，行吗?当然啰，检讨了，群众谅解了，你还可以出来工作。前提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话题转向公共食堂。刘少奇说:“王升平，你实事求是说说看，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

王升平支支吾吾:“刘主席，有些话，我不好讲!”刘少奇说:“不要有顾虑，白的就说白，黑的就说黑，把你请来，就是要你讲真心话!”

刘少奇既严肃，又诚恳。王升平说不说呢?先前他给国家主席反映情况，现在他与国家主席面对面坐着，为什么不把乡亲们的心里话讲给他听呢?于是，他鼓起勇气说:“报告刘主席，这公共食堂如果还办下去，会弄得人死路绝，国破家亡!”接着，他还列举了他家所在的拓木冲食堂的种种弊端。

刘少奇说:“既然大家都觉得食堂不好，中央制定的《六十条》也发下来了，你们的食堂为什么还不解散呢?”王升平说:“公社说，这里是刘主席的家乡，解散食堂要慎重!”

刘少奇很生气，顾这些虚名，怎么不想想群众在饿肚子!他说:“王升平，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办食堂，你回去把你家所在的食堂停办了!”

王升平怕担风险，说:“我是犯过错误的干部，己经削职为民了!”

刘少奇说:“你还是**员嘛，回去跟群众商量一下，就说《六十条》有规定，可以不办食堂，要是群众同意，就把食堂散了。你给群众办了实事，群众就会谅解你!”

第二天清早，太阳刚刚出山，王升平正在屋里煮饭，刘少奇忽然来到他家。问:“王升平，食堂停办了没有?”王升平高兴地说:“报告刘主席，昨晚连夜开会，社员群众一听刘主席支持散食堂，大家都鼓掌，一些人还流了眼泪。都说搭帮刘主席，要不然，哪个敢散食堂啊!”刘少奇摆手说:“不是搭帮我，是中央制定了《六十条》，反映了群众的心愿和要求!”

左邻右舍听说刘主席来了，都踊跃地围了上来。刘少奇热情地问候大家，说:“将近40年没有回家，多时就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很对不起大家!”

每到一处，刘少奇总是诚恳地向群众道歉，为前两年工作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

昨天，刘少奇严肃地批评了王升平所犯的错误，现在，趁着许多社员都在，他觉得应该为王升平做些协调解释工作。他问一位老农:“昨天晚上，听说王升平召集你们开会，把食堂散了。这件事，他还办得不错吧!”

老农说:“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解散了食堂，不知要救多少人的命。这当然是我们农民最开心的事!”

◆刘少奇在家乡向乡亲们了解情况。

刘少奇进一步说:“乡亲们生活很困难，王升平当基层干部这么多年，吃的住的用的跟大家并没有两样，这说明他至少没贪没占。这也很难得。他有错误，但有些错误的责任也不全在他，有些东西是中央提倡的。中央有错误，要向群众承认这个错误。乡亲们饿了肚子，苦了一两年。现在中央明白了，王升平也有切身体会。他改正了错误，就要让他振作精神，更好地为群众办事!”

那位老农连连点头，说:“刘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王升平不刮'五风’，还会有张升平、李升平……上边来了号令，哪个抵挡得住?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但话又说回来，乡亲们吃了这么多苦，不怪王升平又怪谁呢?”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这么说来，王升平是代我们受过啰！老农连忙分辩说“嗯!”刘少奇说“这几年工作没做好，中央有责任，省委、县委有责任，当然啰，王升平也有责任，还是那句话，有了错误就改。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老传统，以后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

说着，刘少奇提议和乡亲们一起照相。摄影师留下的画面上，缺衣少食的社员群众都脸带笑容，表明他们对生活仍然充满着希望!

王升平为刘少奇的人格力量所感动，不再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一次一次地在群众会上认真作检讨，终于取得上级和群众的谅解，不久后又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他仍然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每年给刘少奇写几封信，如实反映农村情况。

农民“秘书”的信息被扣压，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当地干部说:“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

进京的4位农民“秘书”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邮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秘书”呢? 农村情况越来越糟糕，成敬常凭着一个种田人的良知，欲罢不能。1958年4月，成敬常又给刘少奇写信，反映乡里种田搞密植，也就是一蔸挨着一蔸，没有行距和株距。农民想不通，公社就下命令，强迫推行，谁反对就斗争谁。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请刘主席赶快制止!

1959年4月，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成敬常十分高兴。这年秋收后的11月，成敬常亲眼目睹公社、大队浮夸风严重，干部虚报产量。亩产分明只有400多斤，却报成800斤。如果全国都这么报，国家要遭殃，百姓会遭难!

接连几封信发出之后，可总也接不到回信，成敬常就心灰意冷，到后来，他吃不饱饭，得了水肿病，就死了这条心，不再写信了。只是在饥饿难熬的时候，就忽发奇想，如果去北京找刘主席当面汇报该多好哇!但因水肿病越来越严重，连走路都费劲了，只好作罢。

这天，忽然有两个干部寻到他家来，说刘少奇回到炭子冲，请他现在就去见面。

成敬常开始不敢相信，当他确认是事实，便立刻起身。一个五大三粗的种田汉子，如今竟形同枯槁。刘少奇一见到成敬常吃了一惊，说:“这是怎么搞的，你怎么病成了这个样子!”

成敬常说:“报告刘主席，我得了水肿病。脚肿了，走不动路。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我的脚上穿靴了，只怕要'少陪’了!”(“少陪”就是当地的俗语:即告别人世)

刘少奇看了看成敬常浮肿的双脚，说:“不要那样悲观，水肿病能够治好!”

王光美给他泡来一杯白糖开水，他当场喝下去，就觉得身子轻松了一些。

因为是老朋友，刘少奇既安慰又责备他，说：“1953年我把你们请到北京来，要你们经常给我写信。可是，我己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你们的信了。你们的生活这样困难，为什么不及时把情况告诉我呢?”成敬常忙说:“我们一直坚持给您写信呀!”

1953年从北京观光回来后，成敬常前前后后给刘少奇写过9封信。他一一陈述了一遍，又说:“刘主席，我确实写了，不会说假的!”

刘少奇的眉头拧紧了，说:“昨天，王升平也说写过好多信……”他问一旁的王光美:“成敬常同志的这几封信，你见到过没有!”

王光美是国家主席办公室的工作干部，兼管日常信件的处理。她思索了一会儿，肯定地说:“没有。对于家乡的来信，我通常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有见过成敬常同志这些内容的信件。”

丢失一两封信也还罢了。成敬常和王升平两人共写了十多封信啊!难道都丢失了?

刘少奇震怒了!他当即指示湖南省公安厅，请他们查一查，为什么在他的家乡，群众寄给他的信件都收不到!

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派出一位副厅长，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调查。据当地邮电所反映，成敬常和王升平二位给刘少奇的信件，是公社书记和一位县里下来挂职的大队长拿走了。

后来，调查组在县邮电局查阅会议纪录，发现扣压群众信件并非偶然现象。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心情很不好。他说，我身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在天华想了解一点真实情况，找人谈谈话，就有人出来责难，谩骂。在家乡，想同普通群众和朋友通通信，也被扣留。这说得过去吗?

5月8日，他与炭子冲的干部群众座谈，那个追问过王升平信件的公社书记也在座。刘少奇敲打了他一下，说:“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今后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好不好?和我通信并不是要捣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坐在一旁的成敬常觉得过意不去，说“刘主席，弄了半天，原来是有人扣压了我们的信，既是这样，以后我们不写信了，有什么意见，到北京来，当面向您报告!”

刘少奇当即表态:“为了大家的事情，以后你们可以到北京来找我。你和黄端生己经到过北京。今后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当面向我反映情况，可以随时来嘛，住房吃饭我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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