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鬼子的碉堡，有许多脑洞大开的打法，方式五花八门。冈村宁次曾写过一本《剿共指南》，介绍了八路军如何打碉堡。实在令人叫绝！也是经典的敌后游击战战例！

冈村宁次作为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总结研究与八路军的作战经验，后来编写了一本《剿共指南》。

内战期间，**为了内战的需要，把翻译成中文的《剿共指南》，大量印刷，在国军中传阅，“各级指挥官人手一册”。

《剿共指南》记载有这么一个八路军游击战的战例：

某天，一个农村出大殡的队伍，排场很大，似乎是大户人家。其中有人哭丧、也有抬棺的、撒纸钱的、奏乐的，经过鬼子的炮楼附近。

炮楼里的鬼子和伪军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这些鬼子和伪军可能是平时憋在炮楼中，大部分时间没事干，也很郁闷，看到这个场面，出于好奇，于是放下吊桥，走出炮楼看看热闹。

殡仪队伍一路哭到炮楼门口，送葬的人突然从棺材里、长袍中掏出家伙，突然冲进炮楼，全歼了鬼子和伪军。

碉堡和炮楼。

炮楼是碉堡的一种。在正面战场，中日双方攻防战，一般都是修建比较低矮的隐蔽性防御建筑工事，设有一个或几个瞭望口和射击口。

对付这种碉堡，如果强攻的话只有用坦克、大炮轰炸，最好是抵近发射。如果工事坚固，炮弹轰击无效，那就必须由爆破手在火力掩护下，冲到碉堡前，用炸药包或集束手榴弹爆破。在反攻滇缅时，中国军队也经常使用火焰喷射器，喷火歼灭碉堡内的日军。

但在敌后战场，主要是炮楼，炮楼相对高一点，能够监测远方。除了防御功能，其更主要的功能是监测，封锁。通常有几层，一般为圆形或方形，内有楼梯直通顶部，可以控制的范围比较大。但防御力远远不如一般的碉堡。

炮楼是日军在占领区建立的一种治安警戒设施。

鬼子修建的炮楼，如果有重武器、有坦克、飞机、大炮，根本就经不住打。所以这种炮楼，基本上也只能在敌后战场发挥作用。冈村宁次发动所谓“华北治安战”，巩固日占区，日军在华北实行“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修建了大量遍布华北大地的碉堡，俗称炮楼。

严格意义上讲，炮楼虽然也是碉堡的一种，但不能算真正的军事攻防设施，不具备防备重型火力攻击的功能。其实质就是日寇在他们所谓的“治安区”修建的大号岗亭。

当时的华北，在中国战场是被日军看作占领区的后方，驻守炮楼的日军，主要是由后方治安旅团的兵员组成，不是一线主力作战部队，且有许多伪军做配合。

打炮楼的方法五花八门，韦国清脑洞大开。

对于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严重缺乏大炮、坦克等重型攻坚武器。因此打炮楼的方法就是五花八门，各路部队土法上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开国上将、时任新四军第四师第九旅旅长的韦国清，打炮楼时苦于没有92步兵炮，于是指挥部队将迫击炮改装曲射为平射，效果也很不错。

当时，第九旅曾经想到鬼子据点夺取九二步兵炮，但一直没有得手。该旅二十六团奉命攻打三个伪军据点，由于没有炮，只好用烧干辣椒熏碉堡的方法，攻打下了一个炮楼。其余两个据点却没有能打下来。

韦国清脑洞大开，他让修理所的技术干部和炮兵干部一起研究，把迫击炮的拉火机的击锤撞击发射，改为火药点火发射。

具体是把迫击炮炮筒用铁皮箍在坚固的木板上，木板底下再安装四个铁轮子，再把炮尾侧面钻一个小孔，将火药捻子从小孔穿进去，把发射火药从炮口装入并推到底部，再把迫击炮弹从炮口装入，之后把药捻点燃，发射火药爆炸，把炮弹平射出去。

通过这种方式抵近射击，威力虽然远远比不上山炮，但多打几炮，也能把炮楼墙壁击穿。

二十六团后来攻打炮楼时，将改装的迫击炮推到距炮楼不到200米处，瞄准后抵近开炮，一炮把炮楼打烂一块，接着又连发两炮，把炮楼打了一个一米见方的窟窿，里面没有被打死的伪军全部投降。

当地群众看到新四军打下的炮楼，纷纷说：“新四军三炮打开了邳睢铜(徐州以东的邳县、睢宁、铜山)。”

1942年11月7日，新四军第四师在半城举行阅兵、比武活动，韦国清指挥部队进行了迫击炮改为平射炮的表演。

他们在约200米远的地方修了一座碉堡。炮手点燃药捻，炮弹平射击中炮楼，效果明显，把炮楼打了一个大窟窿。大家齐声喝彩！

彭雪枫师长、张震参谋长等干部观看了这场表演。彭雪枫说：

“看来迫击炮改平射炮是成功的，让军工部再研究研究，看能否把迫击炮改成平曲两用炮。”

后来，新四军改装了一批平曲两用炮，用以装备部队，既可以打炮楼，运动战也能正常使用。

八路军、新四军打炮楼，除了用各种炮，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

下面再列举几例。

策反伪军，里应外合打炮楼。

时任骑兵第2团政治委员的范昌标在《回忆晋察冀军区骑兵团》回忆说：

敌人每修建一个据点，或是一个“堡垒”，我们就设法通过地方党派人打进去，安插耳目，或组织袭击，或伺机拔掉。如唐、完县间的高昌敌据点，有40多个敌人，其中有十几个日本兵。炮楼分三层，日兵在第一层，伪军在二、三层(以防伪军与我接触)。我们与地委副书记兼敌工部长李济环联系，由他负责做伪军工作。然后，我步兵营营长胡德利带领一个连在外围攻。夜间1点钟，包围了炮楼，按事先规定的信号划3根火柴，于是炮楼上内应的伪军从上向下打，我们向里打，日军发现情况不好，拼命向外迎。除两名跑掉外，其余均被击毙。炸掉炮楼后，30多名反正的伪军与我们一起撤离据点，编入了我们部队。

“土坦克”、炸药包、手榴弹硬攻。

面对鬼子的炮楼，如果有坦克，就能够挡住子弹。于是战士们就地取材：小推车加上八仙桌（床板、甚至棺材板等凡是方便能取得的都行），上面盖上几层打湿的棉被和沙土。把八仙桌放在独轮车上面固定，这样推着车子前进，就组成了一个可以防弹的移动坦克了。

爆破手藏在车后，推着车子运动到敌人的炮楼底下，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炸毁敌人的炮楼。

最简单的是“单人土坦克”。八路军战士先把棉被浸湿，然后从老乡那里找来两三床棉被，把棉被用水浸湿，一层层折叠并披在身上，顶着湿棉被，弓着身子向日军的炮楼前进。

这种单人土坦克，从防护力上来讲，显然是比较弱的，但总比没有防护要好许多。其优点在于运动灵活，不需要其他人配合。

其实在进攻时，战士们都是左右躲避，并非直线运动，鬼子子弹也是乱打，所以一般子弹很少有能正面直射命中，对付一般斜射过来的子弹，多层湿棉被还是能够阻挡的。

不仅敌后战场，即便在正面战场，当时的中国军队也没有那么多大炮，而且有些碉堡，修建非常坚固，很难用炮轰开。打碉堡时很多也要靠敢死队员，冲到碉堡面前，把手榴弹、炸药包塞进碉堡中炸。

湖南衡阳的国军老兵谭昆山2010年接受采访时，回忆上高战役时打高地上鬼子碉堡的情形。

“当时，敌人的碉堡离得不远，我亲眼看到，郭班长摸到日军的机**手附近，趁敌人换弹夹的时候，将手榴弹塞进炮眼。一声巨响之后，我看到郭班长的肠子都炸出来了。机**哑了。”

第二天早晨清理战场时发现，50名冲锋打碉堡的敢死队员，31人阵亡，只有19个人活了下来。

骚扰围困。

我军的敌后武工队，因地制宜，机动灵活打击敌人。武工队员活跃在敌人的炮楼据点之间，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搞得敌人前边挨打，后院起火，顾得了前顾不了后，顾得了头顾不了尾，炮楼中的鬼子长期军心惶惶，不得安宁。

由于我军势力逐步强大，广泛得到民众的支持，许多伪军表面上依附日军，但暗中和我军也有联系，不敢真正和我军作对。

我军打破鬼子的“囚笼”、“蚕食”，“封锁”政策。采取破袭战术，割断电话线、在碉堡附近埋地雷、切断碉堡与外界的联系。对付孤立的炮楼，我军组织被俘虏后反正的日军反战人员在外面喊话。鬼子伪军一出炮楼，露头就打，搞得炮楼里的鬼子日夜不得安宁。

经过长期坚决的斗争，敌占区的伪政权，有许多逐渐成为我军掌握的“两面政权”。虽然表面上依附日军，实际上却为我所用。

开国上将王平回忆：

武工队在敌占区站住脚以后，积极开展活动，把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狠狠地打击敌人。汉奸、特务是首要打击的对象。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坚决予以镇压，对胁从分子实行宽策，教育他们争取立功赎罪……。

入冬季节，骑兵团又回到店头，在王子山、老虎山与敌人进行了艰苦的争夺战。当时，敌人的封锁线逐渐向山区推进，集中力量在店头和唐县之间道路两侧的王子山、老虎山上修筑碉堡，企图长驻麻黄头山口，切断边区的山区与平原地区的联系。麻黄头山口是敌占区通往山区根据地的咽喉要道，边区通过平原地下党和广大群众筹集的大量食品、药品及各种物资，都是从这里运往山区；骑兵团也经常从这里出击，袭扰附近的敌据点。所以，我们必须阻止敌上山口两侧修筑碉堡。但是，敌人用炮火封锁，甚至用毒气弹和多道铁丝网来保护施工，终于在两个山头建起了碉堡。敌人碉堡修起之后，骑兵团采取新的争夺办法，部署一些连队在老虎山对面的高地和敌人对峙，用打冷**的办法封锁敌人的碉堡，使敌人不敢露头，并多次打退敌人的包围合击，掩护了山口的过往交通……。

第三军分区司令部经常驻在离炮楼只有几里地的村庄里，伪军不下炮楼，我军活动自如。一些年岁大的同志和伤病员都转移到敌占区隐蔽下来，这样倒比在根据地里反“扫荡”保险。敌占区的老百姓真是好，敌人一来，就掩护我方人员进地道；自己有点好吃的东西，都留给八路军。一九四三年以后，我在敌占区活动，只带着一个马夫和一个警卫员，住在村里也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