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是谁如此好“迂阔”而不让？北宋曾巩文定公也。虽长吾近千岁，吾亦感公之惇大直方，岂只因江西老表邪！

公直行正道，取舍有度，而不同流合污，遭世俗忌妒，却不为之变，遂被冠名“迂阔”。噫！朝廷倡导重道，而公重道却被嘲迂阔，又怎能让人重道？难道朝廷倡导之道是什么奇怪之道？

公处北宋百年平世，官家恤商，重利轻义，官商相属，交错天下，无耻无格，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云：“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公何等正直之人，岂能与之为伍？

于是乎，公于公元1069年，自求离京补外，不久便赴越州任通判。是年，越州饥荒，幸得公勤政爱民、遇事不惧、体恤入微、举措有序之才德，顺利度过而民未见菜蔬之色。十年后，公作《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赵公救荒之法，丝理发栉，无一遗漏，为后人留下救荒大略，非熟于六经及管、商诸子者不能，非有切身经历者不能，愈显其济世安民之崇高品格。

公成就甚丰，其文学创作卓然自成一家。公主张先道德而后辞章，其文本原六经，积极宣扬儒家的民本思想，以修身为中心，以济世为目的，极合道义，此亦说明公本人对遵道秉义是何等执着也。人笑其迂阔，公“自顾而笑”，这是一种何等清高、何等无畏又何等鄙视屑小的神采！

迂阔，迂阔，遵圣贤之道，守天地之礼，听命顺性，此乃“迂阔”，何错之有？以“迂阔”笑德行，古今同慨也，当学公自称“迂阔”以守道：“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