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明朝宗室在中国南方建立的多个政权的合称，先后弘光、隆武、永历三位皇帝，历时18年。1645年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等人拥立下，在福州称帝，改元隆武，即位不及半月，即下诏亲征，影响颇大。时江浙、安徽、江西各地义军纷起，响应抗清号召。然而，由于军政大权掌握在地方实力派郑芝龙手里，隆武帝本人也为其挟制，实在难有作为。隆武二年（1646），清军攻下浙东浙南，即挥师南下。郑芝龙暗中与清军洽降，撤兵还安平镇，福建门户敞开，清军长驱直入。隆武帝被迫出奔汀州，不久即被清军追及擒杀。
据民国林善庆修纂《清流县志–大事志》：“明隆武二年八月，清师入仙霞关。二十二日，帝自延平出奔。二十七日抵汀州，驻二日，清兵追击之，遂执帝于朱紫坊之赵家塘，曾妃同受絷，宫眷从臣死者十余人。总兵周之藩战死，知府汪指南降。妃至九龙滩死于水，帝死于福州。”明遗民、著名方志家李世熊所著《寒支集》对此事件记述更为详细：“八月二十六日，隆武驾突至清流，二十七日，至汀州，是日驾陷。”明确隆武帝“突至清流”。
隆武帝是历史上为数不多曾经到过清流的皇帝，他对清流最大贡献莫过于下旨创建一批“静室”和因此产生清流独有的“静室文化现象”。李世熊《梦溪塔引》对于“静室”的描述虽较隐晦，但结合历史背景仍可基本厘清：隆武帝一行行至清流仓盈里沦龙村（今嵩口沦龙村）时，由于清兵前锋紧逼，只得令“六七高缁，携手而入清之梦溪”创建“静室”。“六七高缁”即六七位高僧大德。“潆洄是王仆之因，徜徉即蕉鹿之境”，为了理想报负，“六七高缁”止步清流，奉旨先后创立龙峰、龙吟、鹤山、凤山、祇园、道人山、松林、龙华8座静室。尔后，又迁梦溪塔（普同塔）于东坑龙吟静室之左畔。“梦溪塔者，避乱禅贤之所建也”。李世熊在《梦溪塔引》中解释道：“诸贤者，庐州是岸、扬州藻见，自博山天童来者也；金陵白雪、钱塘善生、自杭州真寂院来者也。富阳慈云，自云栖山来吉安，我静亦自博山来者也。南昌公允、仁和应化，则先诸贤而逝者也……他日东流复西，龙象供役，即诸贤之灵也夫。”细品《梦溪塔引》，不难看出李世熊这位前明遗老寄语后人，应继续复明事业，当有复明梦想的心愿。
隆武帝万般无奈作出的一个决定，“六七高缁”蜇伏清流，七八“静室”悄然创立，而后“静室文化”影响了清流近百年。清初，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像修建佛寺这样需要庞大经费开支的工程，其资金来历很耐人寻味。清流旧志云，在东坑村口跃子山上，龙吟静室初创时，“忽有显者仆赍千金，来人传其乃郞在籍登甲，居显宦。是岸默不一语，惟罄金以营殿堂、佛像，并置稻田六十担为常住资”；我静于沧龙村河岸侧重建龙峰静室，“敛资鸠工，不二载而殿堂聿新”；“冰鉴不悄众擎，未二年而落成”龙华静室于仓盈里上药范；龙峰对岸的鹤山静室，“及懒牧从白雪披剃，不烦募化，取香积之余，与十方自然之喜舍，鸠工治材，已成胜境”。然而，一大批静室的创立不仅仅使“清流仓盈、梦溪二里，佛庐相望”，它还给清流文化教育诸方面带来深刻影响。不少史籍中都说隆武帝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隆武帝是南明政权中的一位较有作为的帝王，只可惜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整个局势。黄宗羲在《行朝录·卷一·隆武纪年》中写道，即便是危难紧急的逃命关头，酷嗜读书的隆武帝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逃边读，边读边逃。路狭书沉，导致拖慢了逃跑速度。最后，在清流，他将他珍爱的“载书十车”赠予“六七高缁”。
静室名称
地址
创建时间
开辟人
传承人
龙吟静室
梦溪里东溪
顺治庚寅
是岸
悦闻
龙峰静室
仓盈里仓龙
顺治初年
我静
戒月
凤山静室
仓盈里下药范
顺治庚寅
普乐 应然
鹤山静室
龙峰对面
顺治庚寅
白雪 懒牧
雪巢
祇园静室
仓盈里南山坪
顺治年间
普应
克心
道人山
鹤山东南三里许
顺治年间
天宝 藻鉴
继芳
龙华静室
仓盈里上药范
康熙辛巳
冰鉴
松林静室
龙峰南里许
康熙癸卯
我静
超然
观音山静室
罗村里南山下
康熙丁卯
奇木
历史上，如此批量地以“静室”命名佛寺在全国和地实属罕见，虽然极其偶然，但可能除此别无它处。在这一神秘力量的推动下，清域佛寺建设和佛教文化传播达到鼎盛却应予以充分肯定。显然，“静室”不只为诵经礼佛，它更加重视儒家思想文化传播。这批从江南来清“外僧内儒”的文人志士，坚守清邑却不甘寂寞地传播儒家思想、进行文化交流，从而极大地推动当地教育发展和书院建设。东坑，古称东溪，历来重视文化教育，为远近闻名的文化古村，明清两朝，东坑村出过1名进士、5名个举人、14名贡生，任知县以上主管8 人，最高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这个当年只有三百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先后设立桂园书馆、琢玉书院、黄岗书院、坑源书房、卧云山书房、慧山经馆、坑头书院、六有轩书院，以及龙吟静室共9座书院。一时间，儒释道文化在这个小山村相互交融、煜煜生辉。不可否认，明末清初僧人是岸创建的龙吟静室，对东坑书院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旧志云，是岸“购书甚富，日事咿唔”，他学识渊博，记忆超人，“凡古今内外典，天下名山川，一一能述其详。间有疑之者，私取书对之，一无舛错。常好面折人过，虽咤叱怒骂，人不为恨。无他，服其见闻广、阅历深也。”是时，分布在清流仓盈、梦溪山野间的龙吟诸静室经常开展讲教活动，成为当地一个个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
东坑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化教育，首先得益于这里的村民恪守耕读为本的祖训，往往是家族几代人共同努力，接续创办书院，勉励子孙读书取仕。历史上，东坑培养了像陈定应、陈定通、陈伯坚、陈伯达等令全村人为之骄傲的人物，他们或是高中进士而名扬天下，或是受过皇帝嘉奖功成名就退隐返乡过着悠游富足的生活。正是这些榜样，时时鞭策后生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以不愧先祖遗训。生活在清雍正十年至嘉庆十九年（1732—1813 ）间的陈允升是其中佼佼者。他从小在龙吟静室读书，博学强记，年二十八即入学进泮，列县庠生，研经立说，教子承家，以此为乐。初设馆于秋口村，后被安砂同姓仰慕聘为“丛桂书院”主讲，永、清、归三县从学30余人。期间，陈允升经常回龙吟静室开讲，尔后又有本县邓公重金聘为“薰花园”主讲，传经授业，名噪一时。其著作《易史一隅》简要地阐明每卦每爻的旨趣，同时对于《周易》经传各部分内容也作出宏观或微观的解释，展示出其对《易》理深邃的思考。福建师大教授、易学家张善文得闻欣然赞道：“首末完备，可资治《易》者研究。”
此外，在嵩口沧龙，与龙吟静室几乎同时期创立的，还有龙峰、鹤山、道人山、祇园、松林、凤山、龙华等静室，住寺的僧人也多默默担当传播文化的神圣使命。龙峰静室“规模爽朗，俨然丛林。传于戒月，戒月德性清净，有善知识之誉，所著语录，镌版吴门，声名大著。”鹤山静室，在龙峰对岸，顺治庚寅年僧白雪开辟。今于松竹掩映间，依稀可辨荒废静室的墙基、柱石、茶园等遗迹。此后几百年间，龙峰、鹤山等静室都是清流最为著名的佛寺兼书院。至今当地还有人称鹤山静室遗址所在山垅为“学生垅”，意即此间曾是学生读书之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由龙峰静室改名龙峰禅寺的佛寺，还曾辟为当地小学校址，再为社会培养一批文化人才。
与此同时，静室还开创了清流茶叶广泛种植的历史，这批从江南来的僧人，于佛寺周围“遍山植茶”的行动，带动清流民间种植茶叶，并传播先进制茶工艺和饮茶文化。清康熙王士俊修纂的《清流县志–卷之五–寺观》云：“顺治初年，有僧名我静，庐陵人，来清。戒行精严，邑人公举，延而居（龙峰静室）焉……种竹栽茶……”在《清流县志·卷之十–物产》中更加明确：“种之山者为山茶，种之园者名园茶。山茶味厚，而园茶次之，视作手以为精粗。顺治初年，有江南僧人至清，遍山种茶。依松萝制之，香味并妙，与闵茶无异。”松萝茶为历史名茶，创于明初，产于黄山市休宁县休歙边界黄山余脉的松萝山。松萝茶的采制技术，早在四五百年前已达到精湛娴熟的程度，它具有色绿、香高、味浓等特点，属绿茶类。闵茶，安徽省所产的上等茶。清道光乔有豫修纂的《清流县志–食货志–货之属》则称：“迄今埔、梓材、薯坑等乡间传其种。惟九龙峡中所产者，叶虽粗而味尤永，然亦叹可代卢仝之第七碗耳。”“卢仝之第七碗耳”出自是唐代诗人卢仝在《七碗茶诗》：“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写出品饮新茶给人的美妙意境，被后人广为传颂。
静室文化，是清流独有的珍贵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它肇始突然，初创即巅峰，虽多数存续不足百年，但给却当地教育等文化带来深远影响。以至几百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在旧志中仔细翻检寻觅它的踪迹时，仿佛还能听到那朗朗书声，闻到淡淡茶香，为其曾经的繁盛而赞叹不已。(王宜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