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

（西南民族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摘　要：由宁稼雨教授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经过十年的稳步推进，进入理论探索的深水区。在2004—2012年间，通过对古代小说及戏曲、主题学、叙事学等相关领域研究方法的吸收、借鉴和融会、创新，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内涵更加明晰，研究方法更加具体，特色更加鲜明，彰显了理论的深刻性和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宁稼雨；中国叙事文化学；学术背景；吸收；剥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5261()–‌

由宁稼雨教授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经过1994—2004年的稳步推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方面，通过在高校本科生、研究生中开设“叙事文化学”课程和论文指导，不断摸索和完善课程内容体系，宁稼雨教授将叙事学、主题学、文化学等方法论的思潮缘起、概念界定、适用对象、研究方法等进行介绍和说明，并遵循着是否适用本土的研究对象、在用于中国本土研究对象时是否有调整可塑性的基本原则，将之引入以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为主的叙事文学研究中，在不断加深对本文本身解读的同时，也把前文本或文本前的研究和后文本的研究纳入同等重要的地位，以期在掌握、考索宏富文献的基础上，梳理、呈现一个人物主题或一个故事主题展演、流变的轨迹，进而挖掘、阐释造成种种文本形态的文学、文化动因。这样新颖的知识体系架构和丰富的课程教学内容，极具创造性与启发性，在青年学子中反响热烈。经过多轮教学实践过后，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传播之种已经散洒出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叙事文化学个案研究也逐渐起步，这些个案研究大多依托宁稼雨教授所指导的学士、硕士学位论文完成。较之于偏重体系创建和理论阐发的课堂讲授，个案研究无疑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方法针对具体叙事文本的实践操作，既可以验证方法论在研究中的指导意义，也能够发现其中存在的偏差和不足。综观其中10篇硕士学位论文和7篇学士学位论文的成稿，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历史、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结合其富于传奇性的经历所撰述的故事，涉及大量文学文献的查找、辨析和归纳，在此基础上作形象塑造和故事流变的文化分析。这一论文写作结构日渐稳定，成为个案研究的基本模式。当然，或在同一文化主题中以时间顺序为纵轴分阶段对故事展演进行梳理，或在同一历史时期内以文化视角为横轴分面向对故事展开多维度的考察，研究的切入点是需要根据研究个案的具体情况来加以确定的。

无论是在课程建设中创建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体系，还是在学位论文的个案研究中实践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研究方法，经过十年的发轫期，宁稼雨教授首创而力倡的中国叙事文化学方法论已经雏形渐显，初具规模。新研究阶段的大幕已然徐徐开启，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成果更加斐然的发展时期。然而，其在创新之路上一定也会面临许多新情况，遭遇许多新问题，需要研究者勇于面对，积极调整，使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不断得到完善。例如，关于中国叙事文化学的主题类型划分，宁稼雨教授最初参考1910年芬兰学者阿尔奈《故事类型索引》和1928年美国学者汤普森《民间故事类型索引》两部著作对同一情节的不同民间故事异文进行分类编排的方法，即AT分类法，并借鉴1984年台湾学者金荣华在《六朝志怪小说情节单元分类索引》中“中国传统类书以名词为单元的类目名称”[1]的分类方法，提出人物、题材、事件、器物（物件）四分法。随着宁稼雨教授对资料文献的搜集、占有愈加充足，对故事类型的认识、思考愈加成熟，至2011年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六朝叙事文学的主题类型研究”（1999年立项）为研究基础拓展时间范围编制而成的《先唐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类型索引》一书出版，已经将主题类型划分为天地类、怪异类、人物类、器物类、动物类、事件类6种，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总之，时间来到2004—2012年，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已然进入深水区，廓清理论内涵使之更加明晰，确定研究方法使之更加具体，彰显方法论特色使之更加鲜明，是研究工作的新任务、新要求。具体而言，该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其一，与古代小说（戏曲）的传统研究方法对比；其二，与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对比；其三，与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对比。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将通过比较中突显的差异性展现其独特性。

1904年6月，国学大师王国维所撰《红楼梦评论》一文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全文以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思想和悲剧学说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人物描摹着手，针对小说的题旨、美学及伦理学价值等作了系统的探究。这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篇真正的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堪称“红学”史的里程碑，更标志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古代小说研究拉开了序幕。自此，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路向前，到五四运动前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以文学革命为主张，从倡导在文学创作中推广、使用白话文的目的出发，为当时由汪原放主持上海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的多部白话小说撰写了《水浒传考证》等一系列序言、引论、考证类文章。至1928年6月出版的《白话文学史》，胡适专意将白话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鲁迅则以先后受聘北京大学国文系（1920年8月）、北京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国文系（1921年1月）讲授中国小说史并编写授课讲义为契机，在1923年12月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厘清了中国小说的起源与发展，划分了中国小说的文体与类型，评价了中国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此后，胡怀琛、郑振铎、孙楷第、阿英、谭正璧、赵景深等多位学者均加入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队伍，为小说研究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被大量推介、引入国内学术界，“三段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阐释学、心理学、符号学、语义学、现象学、人类学、原型批评、比较文学、分析主义、结构主义、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极大地拓宽了文化视野，丰富了研究方法，改变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固有研究模式。程毅中、宁宗一、陈美林、刘世德、鲁德才、王汝梅、侯忠义、齐裕焜、石昌渝等前辈专家和陈洪、董国炎、杜贵晨、王齐洲、宁稼雨、陈文新、程国赋、苗怀明、潘建国等中青年学者纷纷择取这些舶来的理论与方法用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科研成果，开启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可喜的新局面。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研究方法大体可分为实证性研究和阐释性研究两类。前者主要包括实证古代小说的文献、作者、成书、本事、版本、校勘等方面，后者主要包括阐释中国古代小说的题材、思想、结构、人物、艺术、宗教等。两类研究均可以个案研究为例证加以具体说明[2]：

一是实证性研究。关于文献，如旧抄本蒲松龄的《聊斋诗文集》、《聊斋志异》外文译本补遗、新见吴敬梓《后新乐府》等；关于作者，如罗贯中籍贯考辨、冯梦龙的身世、吴沃尧的生卒年等；关于成书，如对《西游记》成书过程的考察、《新编五代史评话》成书探源、《樵史通俗演义》的成书及相关问题等；关于本事，如宋江征方腊新证、《羊角哀舍命全交》本事考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探源”等；关于版本，如《野叟曝言》同治抄本考述、《剿闯小说》版本新考、《浮生六记足本》考辨等；关于校勘，如《李娃传》疑文考辨、《霍小玉传》笺证、“清平山堂话本”及其“校注”等；关于评点，如《儒林外史》张评略议、张竹坡评点《金瓶梅》的道德理性思维方式、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等；关于目录，如《红楼梦》的西文译本和论文、宋人传奇拾零、《剪灯丛话》考证等；关于辨伪，如李贽批评《三国演义》辨伪、《世说新语》元刻本考等；关于作品选注，如傅惜华先生选注“宋元话本集”的态度和方法等；关于学术史，如鲁迅《古小说钩沉》的原貌和辑录年代等；关于海外传播，如《剪灯新话句解》在朝鲜的流传与影响等。

二是阐释性研究。关于思想，如《三国演义》的三本思想、近代经世致用思潮与近代小说、《广异记》中的幽冥情缘等；关于题材，如唐代的三国故事、《聊斋志异》中神话题材的作用、《红楼梦》爱情题材的评价等；关于人物，如贾宝玉形象的典型意义、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的诸葛亮、王玉辉的悲剧世界等；关于结构，如《儒林外史》的纪传性结构形态、《老残游记》创作观念与小说结构的双重嬗变、汉魏六朝杂史小说的形态等；关于艺术，如晚清小说的特点及其成因、《西游记》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独创性、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等；关于审美，如从《儒林外史》看吴敬梓的审美理想、《聊斋志异》的恐怖审美情趣、晚明清初才子佳人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等；关于文化，如《水浒传》与中国绿林文化、魏晋南北朝“仙话”的文化解读、《金瓶梅》中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等；(关于宗教，如《西游记》与全真教、中古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六朝狐精故事与魏晋神仙道教等；关于学术史，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再评价、二十世纪《聊斋志异》研究述评、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的文学自觉等；关于传播，如近代小说传播中的盗版问题、古代通俗小说传播模式及其意义、近代英文期刊与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翻译等；关于方法论，如《红楼梦》的多重叙事成分、从《儒林外史》传播接受看近代小说的演变等。

关于古代小说（戏曲）的传统研究方法，以上已列乃至未及列出的实证性研究内容和阐释性研究内容，经过长久的研究实践，其学术成果的产出无疑是丰富的、多元的、质量可观的，说明这些研究方法是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然而归纳总结之后，问题也随之而来。研究聚焦小说（戏曲）作品本身，或对单一文本进行分析、挖掘，或将相似文本进行对照、比较，或以时段、地域、结构、情节、主题为分类标准，对系列作品进行类型化的探讨、阐发。关联性研究皆由作品自身生发而来，辐射带动其他方面作拓展性研究，文本本身始终是研究的核心和重点。与过分注重作品文本的古代小说（戏曲）的传统研究方法大不同，宁稼雨教授所倡之中国叙事文化研究，突破性地提出了补充、完善资料搜集的“竭泽而渔”论。这一获取文献资源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强调以人物或故事主题为研究中心，贯穿时代，打通文体，务求尽收所有与个案主题相关的文献材料，以文献资源的无限扩展来尽可能开拓更为宽广、宏阔的学术视野，为人物或故事主题的深度文化分析提供充足、完备的材料基础。

15年前笔者北上津门，有幸拜于宁师门下。求学期间跟随导师宁稼雨教授系统学习了中国叙事文化学方法论，并将之完整应用于学位论文的写作进行学术实践，2008年顺利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嫦娥、羿神话的文学移位与文化意蕴研究》。在论题研究和论文写作过程中，正是充分运用了文献资料搜集、获取的竭泽而渔之法，才保证了学位论文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了研究预期的学术价值：“就空间的广度而言，以嫦娥、羿的故事和形象为题材的艺术形式，在河南、山东、安徽、四川、湖北等地有画像砖石；在山西等地有木刻；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有剪纸；在宁夏、陕西等地有铜镜；在北京、江苏、浙江等地有文人画。特别是在中原地区，时至今日，仍有关于嫦娥和羿的新神话产生并口耳相传。另外，各种以嫦娥、羿的故事为内容的地方戏，也在全国各地上演着。就艺术载体而言，文学领域中涉及诗词、文赋、小说、戏曲、子弟书等；其他艺术领域中涉及画像砖石、铜镜、木刻、漆器、年画、灰塑、剪纸、版画等。至于民俗方面，古人有屋内供奉宗布神以避鬼、驱鬼的习俗；农历八月十五祭月、赏月，在唐代已经十分流行，宋代时达到极盛，此后盛传不衰，直至今天；一些少数民族更有祷拜月光娘娘，以祈求美满姻缘的风俗，如苗族地区中秋之夜举行的大规模'跳月’'偷月亮菜’活动；在南雄府城南25里还有嫦娥嶂，峰峦奇秀，相传为葛洪炼丹之地。”这一段记在学位论文引言中的文字，是为了说明嫦娥、羿神话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和动人的艺术魅力，将之作为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的主题个案，是极具学术研究的潜能的。同时，也恰好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印证了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在文献资料的占有和把握上强调竭泽而渔的特色。

乐黛云在《中西比较文学教程》中指出：“主题学只能是比较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着重研究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跨国或跨民族的流传和演变，以及它们在不同作家笔下所获得的不同处理。”[3]作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主题学被认为是从19世纪德国的民俗学热中培育出来的一门学问。其研究范围广阔，涵盖比较文学、民俗学、民间故事学、国别文学观念史等诸多跨文化领域，既可以对某种题材、人物、母题或主题在不同民族中的流传、演变作历史的追寻，也可以对不同文化背景里的文学中类似的题材、情节、人物、母题、主题作平行研究，具有鲜明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特点。

但晚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1924年）和《孟姜女故事研究》（1927年）先后发表，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意识才真正确立起来。之后，茅盾、郑振铎、钟敬文、钱钟书等学者分别从神话学、文学、民俗学、文化学的不同视角参与中国文学主题学的建构，研究实绩斐然可观。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台湾学者陈鹏翔的博士学位论文《中英古典诗歌里的秋天：主题学研究》写作完成及其主编的《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出版（1983年）为标志，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既有学理性、系统性的理论阐释，又有应用性、贯通性的研究实践，共同构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体系。如果将之前的两个阶段分别视为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的初创期和成熟期，那么，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陈鹏翔赞誉为“中国大陆利用主题学的理念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很有成就的年轻学者”[4]的王立教授不但大胆吸收西方现代主题学理论中积极有效的研究方法，而且自觉继承前辈者实践印证的有益学术思想，贯通中西，融会古今，历时30年笔耕不辍，以煌煌百万言的成果开创和构建了“网络式”的思维方式和操作方法，即主题分类爬梳与共时性比较同步展开，将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带入了蔚为大观的开拓期。

从1985年开始发表与主题学相关的系列学术论文，到《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原型与流变》（1990年）、《中国文学主题学》（包括《意象的主题史研究》《江湖侠踪与侠文学》《悼祭文学与悼丧文化》《母题与心态史丛论》四册，1995年）、《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1998年）、《宗教民俗文献与小说母题》（2001年）、《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2003年）、《武侠文学母题与意象研究》（2005年）、《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古代文学主题学思想研究》（2008年）、《〈聊斋志异〉中印文学溯源研究》（2011年）、《欧美生态伦理思想与中国传统生态叙事》（2014年）、《文学母题的比较文化研究》（2015年）、《文学主题学与传统文化》（2016年）等学术专著的陆续出版，王立教授以宏阔的研究视野、鲜明的研究立意、多元的研究理论、丰富的研究内容，打破了传统文学研究的保守观念和固定模式，破除不同文体之间的边界束缚，强调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结合之下各种文体之间的共存互补，并以意象学、文化人类学、审美心理学、心态史学、单位观念史学等方法论与文学作品的解读及文学现象的阐释紧密连接，突出文学的本体地位，构成一个真正以文学为本位、为核心的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别的综合性研究，力求找到“重构文学史”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概而言之，王立教授的主题学研究，强调突破文学体裁、题材、主题、母题的界限范围，通过考察抒情文学中的主题与意象——惜时、相思、出处、怀古、悲秋、春恨、游仙、思乡、黍离、生死——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情感为线索，着重探索人的个体精神、文化心态等；强调雅、俗文学之间的贯通研究，以迫近文人审美艺术创造方式和民族文化心理层次的探索；强调超个案、跨文类研究，注重研究对象的超文本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强调与国别主题学相映照的中印、中日、中西等跨文化主题研究，将佛经与印度文学的影响研究作为主题学研究的自然延伸和必然扩展；强调思想史、单位观念史的主题文学研究，重视以复仇文学主题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主题研究，通过描述诸多复仇作品之间的承续关系，勾勒出一部小说文化的生成史。“借用李炳海《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序》中说的：'王立先生的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在方法上兼采众家之长，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探索，因而充满生机和活力。近些年引进的重要方法，他几乎都进行过尝试……根据所接触问题的性质，需要采用什么方法就采用什么方法，灵活多变，没有固定模式，因而取得良好的效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王立先生不但运用各种科学方法得心应手，同时又有自己的逻辑和规范，即跨文化而不失文学本位，贯通古今而又立足当代，兼顾中西而又突出民族传统。’”[5]

与王立教授的主题学研究不同，宁稼雨教授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虽也受到顾颉刚、陈鹏翔等前辈学者的启发，借鉴西方主题学的研究方法，吸收国内主题学的研究成果，但在两个研究角度上却突显出其作为一种全新的方法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其一，在于研究对象：首先，中国叙事文化学明确强调以叙事文学故事作为核心研究对象，而故事主题类型的核心构成要素又是情节和人物及其相关意象，避免了主题学研究因包罗万象内容而逐渐“泛化”的研究趋向，将文化意象或纯粹母题从研究对象中剥离，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主题学研究回归；其次，中国叙事文化学把诗文、史传、戏曲、小说、说唱等多种形式的叙事文献作为考察对象，关注多个作品中同一情节和人物的异同轨迹，极大拓展了主题学主要以民俗学中产生的故事类型为内容的研究范围[6]。其二，在于研究方法：首先，中国叙事文化学注重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纵向演变过程，尽力描绘出其传承的轨迹与演变的状貌，力求从中寻绎到内在的发展逻辑；其次，中国叙事文化学关注叙事文学故事主题的横向展开背景，竭力揭示其流变、展演背后的文学和文化动因，力图从整体上归纳其文化特色、提炼其文化价值 [7]。中国叙事文化学以“中国”“叙事”“文化”三个关键词构建而成，本质上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将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

“叙事”一词虽然早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通过著名的“模仿/叙事”二分说被提出，但其作为一个学术术语指称特性的理论概念，进而形成关于叙事作品以及研究叙事的本质、形式、功能的一门科学“叙事学”，则直到1969年法国学者托多罗夫在《〈十日谈〉语法》一书中被命名后才正式确立。经过半个世纪的蓬勃发展，对于如今的西方文艺理论界而言，叙事学是当之无愧的显学。在《语境与文化叙事学：纲要、概念与潜能》一文中，德国学者纽宁列举了语境叙事学、主题叙事学、比较叙事学、应用叙事学、马克思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同性恋叙事学、种族叙事学、跨文化叙事学、后殖民叙事学、社会叙事学、认知叙事学、自然叙事学、新历史叙事学、文化与历史叙事学等当代叙事学分支竟多达16种。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场轰轰烈烈的方法论热潮洞开国门席卷学术界，叙事学也被翻译和推介到国内学者面前。出于摆脱庸俗社会学束缚的渴求和破除政治意识形态干预的需要，学者纷纷拿起“叙事学”这一方法论“利器”大胆应用于学术研究中，尽管也经过了消化不良的“拿来主义”和一知半解的生搬硬套阶段，但到90年代中后期，无论理论研究抑或实践运用，都进入较为成熟和顺畅的时期，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徐岱《小说叙事学》（1992年）在纵观中外小说发展的基础上，从叙事的本体结构、构成要素、基本模式、控制机制及修辞特征等方面展开探讨，对中国古代叙事思想及当代西方叙事学说作了提纲挈领的概括和阐述。傅修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1993年）探讨了包括小说、戏剧、叙事诗等在内的叙事作品中的“叙述”，既对接西方叙事学理论，又从中国文学实际创作与批评需求出发，是一本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叙事学著作。罗钢《叙事学导论》（1994年）从叙事文本、叙事功能、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情境、叙事声音、叙事作品的接受等方面对叙事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995年）从文化学和叙事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小说的发展与儒、佛、道文化及诸子文化、民间信仰、地域文化的关系，揭示了中国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独具一格的艺术表现体系。之后的《中国叙事学》（1997年）通过对古代典籍的细读，发现了不同于西方叙事的中国叙事的文化密码，即叙事与历史相结合的源起，提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叙事中的不同表现原则，从对结构、时间、视角、意象、评点的总体把握和幽微探讨中发掘了中国叙事智慧的特征。这些研究成果使叙事学方法论在中国学者手中具有了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民族性和差异化特点，是为建构中国叙事学所作出的有益尝试和不懈努力。其后，刘春云、王平、刘宁、王昕等学者更为自觉地置身于中国文学和文化语境，充分运用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哲学基础的经典叙事学和具有明显跨学科、跨媒介、跨文化特征的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体系，研究《史记》《左传》《三国演义》以及话本小说等中国传统文学，“这些研究成果的共同特点是利用西方叙事话语但不囿于西方叙事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突破叙事学单纯的结构分析局限，或自觉引进中国叙事批评的文化分析方式，或与其他批评理论相结合解决中国文学中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在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道路上，其立场是民族性的、其方法是多元化的、其态度是包容性的、其视域是开放性的”[8]。

研究成绩固然可观，但研究的局限性也十分明显。因为叙事学的理论本质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分支，而结构主义的两大基本属性即整体性和共时性，具体到叙事学理论，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隔绝叙事文本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把所研究的叙事作品作为一个不假外求而独立自足的封闭系统，从而专注于寻找叙事文本内部共存的诸种叙事要素和叙事成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造成从叙事者层面（包括叙事姿态、叙事心理），到所叙故事层面（包括叙事逻辑、叙事结构、叙事角色），从叙事话语层面（包括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到叙事方式层面（包括叙事修辞、叙事模式），所有研究的观照内容全部都聚焦在叙事文本内部。即便具有种类区别，如将古代小说分为白话和文言，或者有时间序列，如分古代小说为六朝志怪、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章回等，也都无法避免内求有余而开放不足的拘囿。

宁稼雨教授提出的叙事文化学研究恰恰对此予以突破，强调从故事主题类型学的角度出发，把故事主题类型作为叙事文学作品的一种集结方式，全面揭示和解释那种既超越单一作品又跨越单一文本的个案故事主题类型的发生过程及其动因，具有了单个作家、单篇作品研究和文体史研究所无法涵盖和包容的属性与特点。同时，“中国叙事文化学通过分析故事主题类型各要素在不同体裁、不同文本中的形态流变，以及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不同表现，可以窥见该故事收到时代因素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异，最终提炼出贯通该故事全部材料和要素的核心灵魂，体现出文化对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某种规定性。这样一来，叙事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与文化价值就得到了充分的彰显，这也正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意义所在”[9]。

学术研究的自觉是现代学术的应有品格之一，宁稼雨教授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正是在吸收、借鉴又融会、创新中，彰显了理论的深刻性和方法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责任编辑 刘小兵〕

（本文原载《天中学刊》2022年第五期）

雅雨书屋公众号id：yayu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