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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成语

1995年张爱玲凄凉离世,死后一周后才被发现,卫生间里到处是纸巾

前言:

中秋节,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都是团圆与幸福的象征,然而在1995年的中秋节的前一天,一代才女张爱玲,用自己的死亡让这个节日多了一丝伤感与落寞。

当美国警察赶到这位女作家蜗居的公寓时,卫生间里到处都是纸巾,用过的餐叉和盘子占据了厨房不小的空间,空气里充斥的异味让每一个人都忍不住难受。

这般凄凉的结局,似乎不应该在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才女身上,她那张仰头的旗袍照片成了多少人心中东方美人的代名词。

然而她与世界告别时,她的遗容却枯瘦地让人心酸。

如果说,《小团圆》是张爱玲的自传,那么,《红楼梦》这部伴随她从小到大的书,或许已经预言了她的结局。

倾心交付的背后 道尽负心汉的无情

提到张爱玲,世人都会想到那个负心且薄情的男人——胡兰成。

1944年2月,门房送来的一张便条,将胡兰成带入了张爱玲的人生轨迹,便条上写着:

“爱玲先生赐鉴,贸然拜访,未蒙允见,亦有傻气的高兴,留沪数日,盼能一叙。”

落款:胡兰成。

这样一张看似“粉丝急盼见偶像”的纸条,对埋头写作的张爱玲而言,或许就像一杯恰到好处的咖啡。

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张爱玲,正是名利双收的得意之时。

这位3岁能背诵诗文、7岁开始写作、12岁开始发表小说、16岁就拿到自己第一笔稿费的才女,是文坛上一颗夺目的明珠。

在上海这个充斥着浪漫与梦幻的“十里洋场”,张爱玲的小说就像一曲永不唱衰的爱情奏鸣曲。乱世出风流,才子佳人的绝唱、缠绵悱恻的乐章,引得各方读者广泛追捧。

接到粉丝来信已经如家常便饭,然而这次张爱玲选择了赴约,或许是在杂志上看到过胡兰成的文章,或许是从收音机里听过他的声音,或许只是好奇。

当她穿上自己的水獭皮大衣出门的那一刻,她的人生便开始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对于这次见面,胡兰成在多年后总结说:

23岁的张爱玲走到他面前时,就像一个穿着大人衣服的孩子一样。

1943年,胡兰成在苏青主编的杂志《天地》上,第一次读到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封锁》。这个电车里的爱情故事,让这个靠笔杆子吃饭的前《中华日报》主编爱不释手。

他好奇小说的作者是谁、有着怎样的阅历才能写出这般让人欲罢不能的篇章,连他这个从业多年的文字老手都能深深震撼。

然而在创作中文思如泉涌的张爱玲,其实简单的就像一张白纸。

她笔下的悲欢离合、两情相悦,或是来自念女校时同学们的畅想,或是在香港求学时的期待,或是听自家祖父母的经历。

这些少女梦想经过她细腻的分析和描绘,变得更为真切、入木三分。

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被改编为电影

情爱中的甜蜜和苦涩,其实她从来没有亲身领悟,再加上家庭因素,她的交际活动少得可怜。

上学时因为经济能力受制于父母,学校里打扮时髦的同龄人,对这个穿着朴素的姑娘多有排斥,再加上不是那种擅长交际的性格,年轻的张爱玲差不多没有什么朋友。

对异性的接触匮乏、社会阅历的浅薄、对时事的漠不关心,种种弊端,让张爱玲走到胡兰成面前的那一刻就暴露了自己的单纯。

这个情场老手几乎毫不费力就叩开了她的心门,23岁的张爱玲在他的甜言蜜语中沉沦了。

她忽略了胡兰成已经有妻室的事实,没有去了解他的风流韵事, 更没有去想为什么这样一位受到汪精卫赏识的“笔杆子”,会屈尊关注她这样一个年轻的作家。

1944年8月,一张薄薄的婚书,张爱玲就把自己的名字和胡兰成放在了一起:

“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没有婚礼、没有见过父母、没有通知亲朋好友相聚,胡兰成什么都没有给张爱玲,可张爱玲不仅给予他毫无保留的爱,也为他付出了巨大的金钱。

1945年,抗战胜利,汪伪政府彻底垮台,胡兰成开始了逃亡的生涯,张爱玲拿出几乎全部身家,赞助这位让她“低到尘埃”里的丈夫。

可风流多情的胡兰成,从未把张爱玲当成那个让他收心的女人,武汉的小护士、家在温州的寡妇、各色花草……

张爱玲在上海被人指着脊梁骨痛骂,无法发表新作、没有了收入来源,胡兰成却挥霍着她的积蓄,过着携手红颜的逃亡生涯。

1946年,在温州亲耳听到胡兰成向那位和他同居的寡妇,介绍自己为“我的妹妹”后,张爱玲对这个男人彻底失望了,在回上海的船上,她哭出了声来。

命运的轮回,她也延续了母亲的悲剧,从奶奶到姑姑,再到她的母亲,家族女子的婚姻和爱情之路,没有一个是圆满的。

朱门绮户的开头 藏着三代人的悲剧

张爱玲的身世是当时许多人向往的高门显贵,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历经同治、光绪两朝,官至左副都御史、船政大臣。

祖母李菊藕是李鸿章之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对时事政务也颇有见地。

封建礼教总是苛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这句话是他嗤之以鼻的,他的两个女儿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或许是祖母的榜样力量,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张爱玲自己都是有学问、有主见的优秀女性。然而,在这个家庭里,女性的优秀却没能弥补男性成员本身的性格缺陷。

“一家有女百家求”,到了女儿的嫁龄,作为父亲的李鸿章,自然是要找个值得托付的东床快婿,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却选择了两次丧妻、又有一子的张佩纶做女婿。

知道未来女婿丧偶又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时,李菊藕的母亲赵氏,就对李鸿章表达了不满,而且特别向李鸿章提到:

“张家人性格冷硬、为人凉薄、几乎没有什么交情深厚的朋友。”

看男方的人品,要从多个方面来综合考察,种种明显的端倪,都显示张佩纶未必是良配:

家里有即将成年的儿子、自己又没有官职、为人不见得值得深交……

但是李鸿章还是定下了这个比女儿大十多岁的男人,成为了女儿的伴侣。

“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这句顺口溜在宰相千金定亲时,传遍了整个天津城,但是这也没能改变李鸿章的决定。

两人成婚时,三天的婚礼、十里红妆的繁花似锦,绚烂了所有人的眼,然而,出嫁时有多风光,李菊藕晚期的生活就有多苦涩。

即便有李鸿章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岳父,张佩纶的仕途依旧不曾有什么显赫的政绩。

1901年,垂垂老矣的李鸿章,代表爱新觉罗家族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这一屈辱的时刻夺走了他生命里最后的心气,也夺走了张佩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陪着岳父完成了这个毁尽声望的任务后,张佩纶开始在醉酒中放纵自己,李鸿章逝世两年后,张佩纶也丢下了37岁的李菊藕和一双年幼的儿女溘然长逝。

“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慕容色,煊赫旧家声。”

正值盛年突然守寡,李菊藕在这首五言诗中感慨了人生无常。

虽然有父亲李鸿章留下的丰厚嫁妆,然而自己的一双儿女还没有成年,继子张志潜却正是年富力强,李菊藕开始早早地为孩子们的未来而打算了。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这一点,李鸿章或许做得不够好,但是李菊藕却用自己的行动,去治愈父亲留给自己的伤害。

在对儿女的教育上,李菊藕采取的方式有些“异类”,除了传统的国文,她还为孩子们请了英文教师教授孩子们英语。

她并不束缚女儿,任由张茂渊像个假小子一样,随她到处玩耍闯荡。

对于儿子张志沂,若是背书不成就是一顿打罚。

或许李菊藕的教育初衷是望子成龙,但是这种方法在张志沂的心中种下了反叛的种子。

在1912年李菊藕肺病离世后,由于种种因素,张志沂心中的这颗种子迅速成长壮大,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张志沂的婚姻是李菊藕生前就定下的,妻子黄逸梵亦是名门之后。

成婚后,不愿与大哥大嫂同住的张志沂,带着堂兄的推荐信来到天津任职,将妻子和一双儿女也带在了身边。

接受过进步思潮的黄逸梵,越来越看不下去丈夫的花天酒地和自甘堕落,最终跟着小姑子张茂渊一起踏上了前往海外求学的轮船,将一双儿女留给了那个没有担当和责任心的丈夫。

那年,张爱玲4岁。

1928年,张志沂带着张爱玲姐弟由天津回到上海,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并开始读《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

1930年,在黄逸梵的坚持下,送张爱玲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读书。

然而,这一切美好只是下一个悲剧的开头,父母的婚姻终究是走不下去了。

在同年,张志沂和黄逸梵选择离婚,张爱玲目送母亲的身影远去,在寒风中独自嚎啕大哭。

继母的到来让张爱玲的少年时光更加雪上加霜,父亲在教育支出上对她的吝啬、继母在生活上对她的苛待、弟弟在情感上的无助,都让张爱玲变得更为孤僻。

于是,张爱玲选择用文字来治愈原生家庭带给她的一切不幸。

从12岁到23岁,她已经在小说创作中崭露头角:

《迟暮》《秋雨》《霸王别姬》《天才梦》《沉香屑·第一炉香》……每一篇文学作品的背后,都透出一个年轻的女子,在黑夜里无尽的哀愁和自卑。

这样一个缺爱、渴望爱和温暖的人,在遇到胡兰成那样熟稔男女之事的情场老手,如何能逃脱呢?

26岁时,细雨蒙蒙的天空下,追忆着家里长辈们的破碎婚姻,怀揣着胡兰成带给她的心碎,张爱玲或许已经抹去了对爱情最后的一丝期待。

从小没有感受过亲情,初恋和初婚让她遍体鳞伤,这时候,她或许已经决定将后半生都交托给文学创作了。

漂泊半生的岁月 开到荼䕷便是谢幕

张爱玲启程前往美国时不过35岁。

这个年纪对现代女性而言还是好时候,但是张爱玲却已经经历了太多:

家庭的破碎、战争的残酷、爱情的心碎……对她而言,她唯一真切拥有的就是那支字字生花的妙笔。

她知道了父亲凄凉离世的结局,知道了母亲在伦敦的举步维艰,但是这些都没有促使她回头去寻找失落的亲情。

离开上海来到香港的三年,张爱玲的社交仅限于邝文美、宋淇夫妇,邻居眼中的她是“买菜都用吊篮、不和人打交道”的怪人,却不知这个“怪人”就是曾经红遍上海滩的才女张爱玲。

生活上的捉襟见肘,让张爱玲变得更加孤僻,虽然她曾经在美国新闻处驻港办事机构工作,但是介于当时的时代大环境,这并不是适合她的最好选择。

1955年,张爱玲以学有专长的在港内陆人士的身份前往美国,依照当时的美国难民法令,她一落地就拿到了绿卡。

为了安静地完成小说创作,她向收容有才华作家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提出了申请,并且很快获得通过,但是她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粉泪》却被出版社退稿。

美国的价值观和东方不同,在上海和香港,张爱玲的小说风靡一时,可是在美国,她的小说情节和故事风格,却不是社会主流所认同和追捧的。

从信心满满到当头棒喝,这个心理落差不可谓不大,好在,一个男人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丝鲜活。

费迪南·赖雅,张爱玲的第二任丈夫,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任教于麻省理工的自由撰稿人,给了张爱玲以陪伴和鼓励。

热衷于文学创作的两人在文艺营相识,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走到了一起。

1956年,张爱玲和赖雅成为夫妻,尽管世人并不看好这段相差29岁的婚姻,但适合与不适合,只有张爱玲自己知道。

志同道合的两人,在婚后继续坚持小说和剧本的创作,但是这些包含两人心血的作品,还是没有带给他们预期中的回报和金钱。

1967年,张爱玲凭借翻译作品《海上花列传》,获得了波士顿剑桥瑞德克里夫学院驻校作家的职位,然而一个坏消息很快接踵而至,赖雅因为中风离世了。

失去了丈夫,生计上又入不敷出,张爱玲的创作似乎失去了源泉,晚年的张爱玲,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大量写出新作品,转而开始整理年轻时的小说和散文,并致力研究《红楼梦》。

为此,她出版了一部评论文集《红楼梦魇》。

从8岁开始读《红楼》,14岁写出《摩登红楼梦》,古稀之年再读《红楼梦》,又写出《红楼梦魇》,一部小说贯穿整个人生。

而她和她的家庭,似乎就是小说里曾经显赫一时的贾家的真实写照。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想必,那时的张爱玲对于那个曾经锦衣玉食,后来又分崩离析的家庭,只留下一声叹息。

1969年,在陈世骧教授的举荐下,张爱玲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任职,然而不过两年她便离职了。

彼时,陈教授已经去世,而张爱玲骨子里的冷淡与孤僻,让她与同事们之间相处得不尽如人意。

人生的最后20年,张爱玲几乎是在搬家的路上度过的,说是躲避蟑螂和跳蚤,她总是感觉蟑螂和跳蚤骚扰着她。

姑姑张茂渊的离世,带走了她最后的一丝温情,她提前立好了遗嘱,随时准备好面对死亡的到来。

直到1995年,人们在公寓里发现了离世一周后的张爱玲,旁边的包里放好了她的身份证件和遗嘱等所有个人证明材料,卫生间丢满纸巾。

枯瘦的容颜已经不见当年的绝代风华,唯有至今被读者所追捧的部部作品,生动地告诉世人,曾经有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来过这个世界。

9月30日,张爱玲为数不多的生前好友,带着她的骨灰登上了开向大海的轮船,伴随着漫天的红白玫瑰,她最后的痕迹消失在碧波荡漾的海水中。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曹公在《葬花吟》里的一句,点出了林黛玉的结局,冥冥中又贴合了另一位才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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