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帅军统一台湾。清廷决定留守台湾，台湾归入清廷版图之后，发展儒学教育就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从施琅平台至日本割台之前的200多年间，泉州人在台湾儒学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泉籍儒学学官众多。
台湾府儒学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光绪十九年(1893)，共有教授69人，其中泉州籍的有23人，达到三分之一;训导50人，其中泉州籍的有16人，接近三分之一。同样，台湾各厅县儒学的教谕与训导，泉州籍所占比例也比较大。比如，《淡水厅志》载:从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同治九年(1870)淡水厅共有儒学训导28人，其中泉州籍8人，约占30%。《续修台湾县志》载:从康熙二十六年至嘉庆九年，台湾县共有儒学教谕36人，其中9人为泉州籍，占比25%。
泉州籍教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任职期间，政绩突出，受人尊重，得到好评。比如，晋江籍的台湾府学教授林庆旺，“整肃学规，训迪有方”;晋江籍的台湾府学教授丁莲，“倡明经术，海外化之”;同安籍台湾彰化县儒学教谕刘瀚曾任建安、龙溪等县教谕，入台任教谕时，由于“为人端庄，执教有方”，彰化县学的学子尊其为楷模;德化籍郑兼才，嘉庆三年(1798)，福建乡试第一名，出任台湾县学教谕，兢兢业业，兴学重教，百姓感恩戴德。他离开台湾时，“当地百姓争相送之北郊，香案旌鼓，堵塞街市，数里不绝。”在台湾儒学的建设中，泉州人还发扬优良传统，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比如，晋江籍台湾凤山县儒学教谕黄赐英，不仅专注于教书育人，而且还捐资购买学田40甲，“以租谷作为文庙的香火费及诸生月课的费用”;惠安籍的杨志申，献出其父墓地，修建台南府学宫并捐田地作邑学费用;晋江籍施世榜，捐金二百两作维修凤山县学宫费用等等。在台湾府县儒学的建设中，泉州籍士子出谋献策，提倡闽南儒学庙学合一的规制。嘉义县儒学教谕谢金銮曾指出，儒学庙学合一的优点为:“圣人可学而至者”，也就是可以就近学习圣人的言与行。林从华先生在《闽台文庙建筑形制研究》一文中将泉州文庙与台南文庙进行了比较。
二是推进书院建设发展。
“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介乎私学和官学之间的一种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特殊的教育机构。”从宋至清，泉州建有书院七十三所，在儒学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施琅平台之前，台湾没有书院。施琅平台之后，即在台南创建了西定坊书院，尽管这所书院的规模不大，规制尚不完备，但其“首开了台湾兴办书院之先河。”此后，泉州籍的台湾官员和士子在施琅重教兴学精神的鼓舞下，以各种方式推动台湾书院的发展。比如，施琼芳(1815—1868年)，字见田，晋江人，早年徙居台湾，道光二十五年登进士第，授江苏知县，擢六部主事，乞养归籍。施琼芳在道光年间任海东书院山长。他锐意改革，其著作《瀛洲校士录》记录了改革成果，在台湾产生很大影响。《瀛洲校士录》中“既有《乌烟鬼》等诗表现对于抗英禁烟斗争的热切关注，又有《盂兰竹枝词》《保生帝》《草地人》《伽蓝头》《罗汉脚》《地瓜行》等贴近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品，显示出海东书院师生对台湾民俗民风的兴趣”。光绪年间，其子施士洁亦任海东书院山长。在任期间，施士洁“倡为诗古文词之学”，对学子提出在熟读经史的同时，要关注台湾的民情民风。施士洁任海东书院期间，丘逢甲、郑鹏、汪春源等人都曾入院学习。施士洁还先后主讲于彰化白沙书院和崇文书院，教学之余，“又参与崇正诗社、斐学吟社、牡丹诗社，为著名诗家。”
林豪(1831—1918年)，字卓人，号次逋，同安金门人，清咸丰九年举人，其父林焜熿为《厦门志》《金门志》作者。林豪“夙承家学，少有文名。”林豪两次主讲于文石书院。第一次是同治六年(1867)受聘，历时两年;第二次为光绪四年(1878)受聘，历时四年。林豪在任教期间十分重视对学生的指导，曾写了《与诸生蔡汝璧、黄卿云论文十首》指导学生写作。在日常生活中，林豪十分注意自身创作的示范作用。以其诗《秋声》为例，“萧槭长空爽籁喧，秋生树底渺无痕。中天月出孤鸿唳，大海潮廻万马奔。几杵疏砧寒到枕，满山落叶夜敲门。此时客梦惊回后，风雨更深几断魂。”此诗用词、用韵十分讲究，可供学生模仿。其诗《斋头不戒于火作此示诸生，步黄子珍赞府元韵》云“昆冈火烈客休惊，应有陈言付丙丁。未到纯青炉际彻，何来虚白室中生。灰收余炉光尤射，力扫浮烟学始成。炎上由来称作苦，好将攻苦焕才名。”此诗告诫诸生，作诗要不戒于火，才有可能去陈言，直至炉火纯青。林豪十分重视实践教学，曾带诸生到金门太武山，瞻仰卢若腾陵墓。
晋江人陈友松在道光年间主讲仰山书院，他将书院周围的八处风景命名为:龟山朝日、隆岭夕烟、西峰爽气、北关海潮、石港春帆、沙喃秋水，苏澳蜃市、汤园温泉，并写下“兰阳八景”之诗作，深受台湾士子喜爱。晋江人吴洛，定居彰化之后，发扬泉州人捐资兴学的优良传统，“购置良田作为当地书院的办学经费，同时还分别向海东书院和白沙书院捐赠数百石稻米供师生食用。”
除以上几人外，黄新宪先生所著《闽台教育的交融与发展》一书中，还列有清代在台湾相关书院任职的泉籍士人:南安人杨芳，举人，乾隆年间主讲海东书院;晋江人施昭澄，优贡，施琼芳之弟，曾在江南的建平、溧阳等地任教谕，咸丰年间任职海东书院;南安举人郭成金，嘉庆年间曾主讲明志书院;郑用锡，原籍同安，后迁居淡水，进士，道光年间多次主讲明志书院;郑用鑑，原籍南安，后迁居淡水，郑用锡从弟，主讲明志书院达三十余年;同安举人陈维英，同治年间任明志书院山长;同安进士林鄂腾，曾主讲文石书院两年;晋江进士王式文，曾任翰林院编修、兵部给事中、户部给事中等职，离职后主讲蓬壶书院等等。
三是助力义学、私塾的发展。
康熙三十三年(1694)，台湾知府蒋毓英在府治东安坊建社学两所，在凤山县建社学一所，由此推动台湾社学的设置。后因“朱一贵事变”，社学走向衰落。有清一代，泉州与台湾儒学教育的关系，还有泉籍生员参加台湾科举一事，值得研究。平台之后，台湾各级官员呼吁朝廷采取措施，对台湾士子参加科举给予照顾，鼓励台湾士子求学上进，泉州籍官员也积极参与此事。比如，德化籍台湾县教谕郑兼才曾两次呈文请求增加乡试中式额及岁科入学额。台湾地势隔绝大海，人文远胜初年，尤不可不予以恩施，宽夫解额。”清廷对此事高度重视，《清代台湾》一书记载，台湾的举人名额，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另编字号，额外录取举人一名”，“道光三年(1823)，赴京会试的举人已达十一名，道光皇帝于是根据礼部的建议，下旨从台湾士子中取中一名。”对台湾生员的录取，台湾官员也十分关心，康熙二十五年，台厦道周昌在《详情开科考试文》中提出:“岁科两考文武生员照依各府大县事例，府学取二十名，县学各进十五名，以鼓士气。大比之年，一体赴本省应试。”此请得到批准，因此，虽然参试童生不多，但取额却与大陆府县一样。于是，泉州的不少童生就冒充台籍参加童试。《晋江县志》载:乾隆前期三十年，该县童生冒籍赴试考中秀才后又考中举人的，就有11人。《南安县志》载:康熙至乾隆年间，该县童生冒籍台湾考取秀才后被荐为贡生的有8人，乡试中举的6人。《诸罗县志》载:“诸罗县建学三十年，掇科者多内陆寄籍者，庠序之士泉、漳居半，兴、福次之，土著寥寥矣”。
为此，清廷也采取一些措施，颁布禁止冒籍令，冒籍人数大为减少，但由于泉州与台湾一水相隔，血缘相亲，因此没有办法禁绝。而这些冒籍者中也不乏佼佼者，比如晋江人王克捷，后以台籍身份，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赴京参加会试，成为“开台进士”。对当时台湾儒学教育的发展也未尝没有促进作用。据《清代台湾》一书统计，清代台湾共有府县儒学十三处、书院六十二处。而义学和私塾等也是数量众多。《台湾教育简史》载:同治八年(1869)，巡道黎兆棠在府城内设义学14所，加上原有4所，共18所，被称为“道宪18义学”;同治六年，淡水同知严金清在淡水创设义学18所，人称“淡水18义塾”。鼎盛时期的儒学教育为台湾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仅以科举为例，《文化台湾》载:清代台湾共有文武进士45人，其中文进士35人;共有文武举人350人，其中文举人261人，武举人89人。清代台湾儒学教育的发展与众多泉州人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结语有清一代，台湾儒学教育走向了鼎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