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雒史》后记
看点一：《左传》的秦新朝属性
秦新朝，是指从秦昭王开始准备，至秦始皇实施统一的阶段。《左传》不是《春秋》，不过，真正的原版《春秋》因《左传》或《左氏春秋》的存在而被秦消失。
《秦汉雒史》，是前人没有涉及的一处学术领域之作。通过诸多历史新发现，如秦上雒治邑、遗址；《左传》少习、上雒遗址；《史记》王陵古城遗址；《史记》故武关、峣关遗址；《竹书纪年》所载周洛邑洛神居地、洛水源头玄扈山遗址；轩辕黄帝取河图洛书祭祀与秦宫文物遗址的重合等，解析了秦为何将同为玄鸟之宗，其蛋脱生的“雒”，特用来替换周廷的洛邑之洛，使“雒”成为统一六国、秦改朝换代的标记，此探索路径，重新打开了对《史记》“秦记”、“秦新朝”、以及了解秦始皇实施政治纲领核心内容的另外一扇窗。
如果说“秦记”、“秦新朝”的发现内容涉及《史记》“纪传体”的诞生，也许有些诧异，毕竟《秦记》是《史记》史料之源，这还好接受一点；但如果说此“秦记”、“秦新朝”的属性涉及《左传》，无疑会被大家都认为是天方夜谭、一定是妄想、妄论。毕竟《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强烈的孔圣思想、儒家体系和治国理念被列入“经”的序列。《春秋》有三传，便也算是经。所以在九经、十三经之内都有《左传》；《左传》被汉后冠以儒学的经典，怎么可能会与法暴、薄情寡义、焚书坑儒的秦联系在一起呢？
在《左传》被视为秦禁书的千年咒语下，自然与秦一毛钱的关系也不敢有。这也许和《左传》是“今文”，今文就会被认为是汉人所为的误会一样，后世仅以秦时期的石碑、玉玺公章所雕刻的文字是小篆字体，错误认为凡秦书同文的公文、秦在竹简、木牍上书写的文字均为小篆，即“秦篆汉隶”，再至草书、楷书、行书；“今文”从汉开始，这已是由汉至今两千余年不变的铁律，但凡世人自小习字开始无不知晓。
然而《里耶秦简》的公文是以今文（隶形字体）的出现，另人大跌眼镜，冲击了人们对秦“书同文”仅为小篆的共识。
同样，《左传》秦新朝属性的发现，不仅包含了《里耶秦简》“今文”的意义，其史学意义的性质更为深远，诸如《史记》、《尚书》、《禹贡》、《春秋》今文、古文诸多历史传沿属性；秦新朝治国纲领，是否依李斯倡导的《荀子》孔子思想指导下的儒性治国方略；中央集权制诞生实施的依据是否研究总结了《春秋》，以及秦始皇、李斯等人的品行千年固有的史传等之疑的诠释；亦是解开了《左传》与《秦记》“史”“文”合一共性的关系，《秦记》是秦新朝的作品，是在《左传》的前提下创造了“纪传体”的载录格式，这些由《左传》而始，颠覆诸多史学共识的变化，确是文史之祖《左传》“千年等一回”所产生的火花，影响非同一般。
钱穆说过，《左传》不但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而且是读二十四史，尤其是《史记》、《汉书》了解夏商周的历史，先要以《左传》为基准。【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左传》】可见，重新了解《左传》秦新朝属性的内容，对读二十四史，尤其是《史记》、《汉书》“基准”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然也是天下读书人最渴望知道的。
《左传》、《史记》中秦记秦新朝关键属性的发现，都与清华简《系年》的面世密不可分。
清华简《系年》中记载的东西秦人同宗、秦先人飞廉，是协助商纣之子武庚参与了“三监之乱”的造反，造反失败后飞廉逃回到祖地商奄，被周成王（周公旦摄政以王命派王师）追至其地所杀。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今甘肃西南）以抵御戎人成为“西秦”、“秦夷”、“戍秦人”（询簋和师酉簋铭文）的史实，结合已知“秦记”的标签，揭开了《史记》、《左传》为何仅有颂扬西秦、或单独赞美东秦，却同时掉链“西迁”，以隐匿此段族氏历史之痛的秘密，此发现确是一件另史学、文学震惊的惊艳事件。
秦与商亦同为玄鸟之宗，秦人忠厚、体型强悍的族性，“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秦本纪）被商朝“御”用，官居高位。（《荀子·儒效》有周公曰：纣“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
飞廉辅助商纣之子武庚，又随主造反被周公平叛追至封地奄所杀，周将其商奄氏族中的部分强壮“俱以材力”（后世称大力士）类型的人（《史记》、《左传》此特性有载）西迁，其“御”的特点从“费昌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驾驶车-国伟注），以败桀于鸣条。……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秦本纪》）至商、三监之乱后得到延续。
周将西迁的秦人“以御奴且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危（卫）。”即《秦本纪》所载的秦人为周养马“以御奴”，作为养马、车右（《荀子·儒效》：“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荀子·解蔽》：“造父精于御”，《左传·庄公九年》“秦子”、《左传·襄公十年》“秦堇父”）之类的奴隶；
又“且之戎”，即“御”的第二含义，是保卫周人并防御戎人的侵犯；所以秦“世作周危（卫）”，如世袭作商的守护者一样，秦族氏世袭继续做周廷的守卫人。
直至“周室既卑，平王东迁，止于成周，秦仲焉东居周地，以守周之坟墓，秦以始大。”秦先人被杀、西迁；秦被封国的主要任务仍是“守周之坟墓”、“且之戎”。所以《史记》“秦记”、《左传》都有意掩盖了这段秦在获九鼎、周室籍典之后，秦要延续、模仿周史传记传世所不能见光的历史。
这些并不是孤证。以荀子为主，李斯等所著的《荀子·儒效》：周武王伐纣（不称帝是儒人认为已不符合帝的身份），出兵那天恰逢兵忌之日，在向东进兵，诸多异象怀疑冲犯了太岁，武王的弟弟霍叔与周公的对话，周公说：“纣王把王叔比干剖腹挖心，又囚禁王叔箕子，朝中'飞廉、恶来知政’……”，其“知政”，揭示了飞廉在商朝的地位；“过而通情，和而无经，不恤是非，不论曲宜，偷合苟容，迷乱狂生……”，
译文即：君主错了却还和他齐心，只是无原则地附和君主，不顾是非，不讲曲直，苟且地迎合君主以求得容身，迷乱而狂妄无知地生存……
说飞廉、恶来愚忠，可见秦先人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这就不难理解秦烧《秦记》以外旧史文书的原因。
然而，回顾汉朝仇秦，《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涉秦的列传等秦记史料被丑化，疑司马迁在撰写《史记》前其内容已被汉承秦制的史官，在延续秦所留的史料同时，已有过变动。至于司马迁之后有改动与添加的章节与痕迹早已被诸家佐证。
亦庆幸《左传》因淡化、中断了秦西迁、以“诗”歌颂周文王、武王，却掩盖了飞廉、恶来的这段历史，其涉秦与孔子、儒性的敏感记载，仅被认为是在描写鲁国的东秦，明显与西秦无关，所以《左传》才逃脱了被汉销毁的风险而沿传至今。
《左传》或《左氏春秋》的前身《春秋》是存在的，根据今本《左传》的秦儒性推测，《春秋》与《左传》的不同，是《左传》经过秦的重整，或为秦而专著，其与《史记》“秦记”的共性，揭示了二者与秦“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即圆形方孔铜钱）“行同伦”（使人们的行为符合儒学道德规范）“地同域”（即统一国家版图）大“秦新朝”同步的玄机。
这也使所谓的秦焚书坑儒，伏生近百岁还能背诵二十八篇儒典《尚书》等神话故事的真伪得到鉴别，《左传》今文是古文《春秋》经义的拓展沿伸等争议更接近史实。
虽然“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贺循评价语），《秦汉雒史》对左传、史记秦属性的认识仅为此山海一隅。《左传》、《史记》在历经汉仇秦，对《秦记》涉褒扬秦内容的大量被删减的情况下，仍留有“秦新朝”的遗迹也十分珍贵，特总结十二条鉴别秦新朝属性的提要（下文十二把钥匙）如下：
（待续）
编辑：校对：王 羿
敦煌博物馆王国伟爨书展品（武关道发现记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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