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与毛主席的初见是在1917年的春日，听说师傅杨昌济请了一位颇有学问的先生到家里做客，他早早的收拾好自己，十分期待这位儒生的到来。
彼时，梁漱溟已被蔡元培聘入北京大学做教授，而毛泽东还是刚刚起步的图书管理员，谁都不曾料想几十年后，二人的发展路线竟相距甚远，这次见面梁漱溟就已看出杨先生身边的这位年轻人谈吐不凡且很有见地，两人彼此欣赏，相谈甚欢。
再度相见时，梁漱溟已从北大卸任，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此时毛主席已是我国最高领导人，故友相见重逢恨晚，梁漱溟与他讨论了新中国的革命之路的推进策略，意外发现二人的意见竟高度重合。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这对曾经在政见上彼此认同的同志产生了分歧呢？
1953年，一场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运动席卷了正值多事之秋的新中国。
从学习苏联经验开始，这场运动愈演愈烈，最终从上而下改变了新中国积贫积弱的困局，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奠定了基础。
当年的9月12日，是一个星期六，也是党中央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日子。
在此前的会议上，扎根于传统乡土社会的梁漱溟带着对国家一味发展工业化担心，表达了要关注农民，发展农业的呼吁。
这个带着理想主义气质的学者，就像中国的唐吉诃德，自由而又辛辣地表达着自己对国家政策，谈到面对工业化建设，传统乡村祖祖辈辈辛劳的农民，他谈到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
甚至比喻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
会后梁漱溟敲响了毛主席办公室的门，他向主席解释了自己此言一出，不免震惊四座，这个带有国家转轨过程中本土主义历史背景的复杂命题，不仅给战略制定带来了价值与意义判断的困惑，而且影响到了国家建设的动向。
到底要不要工业化建设，又如何坚持农业的发展，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是难以让中国人从建国初期的贫弱之中走出来的。
众代表阐述完自己的意见后，毛主席进行了总结讲话，他不着痕迹的批评了梁漱溟。
虽然没有点名，但明眼人都能一目了然。
他说：“有人认为我们现在发展城镇工业化就是忽略农民，觉得我们的发展路线是对农村过河拆桥。我们绝没有放弃农村，更没有放弃农民，但现在的工业化发展是必要的，也是乡村发展的基础。”
每一场积极的时代变革，就像苦口的良药总会带来一些阵痛，时年已60岁的梁漱溟坐在台下仍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他的嘴角总是抿起，他的内心痛苦又焦灼的思索着新中国未来的走向。
他说他并没有不支持过渡时期总路线，自己是赞成的，只是说城乡的发展不可过大，要协调，最好是共同发展。
毛主席拍了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坐下，开口对他说，我明白你这样说是怕我把国家所有的资源都倾斜给城市，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
但是你还没有明白总路线的意图，这个政策不要把农村刨除在外，而是想让城镇的发展步伐带动农村的进步。
可是此次的谈话并没有发挥果效，第二天的组会上梁漱溟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觉得是同志们对他有误解，于是在会上据理力争，激烈辩驳，周总理也在讲话中提点了他：一味的固执己见并不能取得支持。
最后毛主席发表了讲话，坚定地表达了新中国立足工业化建设的决心，“发展重工业、打美帝”也正是当时国家面对虎视眈眈的西方群狼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针。
同时提醒各位同志作为一个新中国民主党派的建设者，不能仅通过几天的乡土考察，就轻易地表示很理解工业建设，却恰恰误解了党中央深思熟虑之后制定的战略真义。
也正因如此，梁漱溟对国家政策的粗浅理解也引起了与会者的不满，甚至出现了被轰下台的情况。
会议也不欢而散了。
虽然大家的一片赤子之心都是为了新中国的发展，但是发表意见也要注意方式和立场：“只有忘我的革命英雄主义才称得上是纯粹、果敢的爱国，夹杂着严重个人英雄主义的情感，不能一片纯诚而无伪，那就是伪君子了。”
就像与风车大战的唐吉诃德，虽然有着为苍生而战的伟岸精神，但却因为过于的理想主义，虽然有好的出发点，但却总是因为过于理想与自我导致往往事与愿违，或矫枉过正，或反而正像他的同伴与师徒毛主席在会上所指出的，是“以笔**”的悲剧。
会后的梁漱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他谢绝政协的邀请，把自己关在自己的书斋里深刻地反思着，到底是要做一个沉醉在自己世界里的唐吉诃德，带着理想主义滤镜的传统学者，还是放下小我的陶醉，真正立足于国家建设的实处。
他多日内省，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他写道：“我爱我的国家，愿意用所有的理解，与所有的同志一道见证它的光明未来。”
而1953年的中国，也像他所预期的那样，国家在加紧建设工业化的同时，也丝毫没有忘记农民与农村的劳苦大众，农村合作社开始兴起，一场巨大的变革即将来临。
1986年初秋北京市的一座小木屋内，93岁的梁漱溟在修剪茂盛的花枝，故人挚友皆已离世，这位先生单薄的背影略显孤寂。
他也曾向人提起数十年前，那场政治会议上的意见分歧，语毕总是充满歉意的说道：“我不应该当众失态，让同志们为难，若主席还在我一定要向他说句抱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