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李凤娥,1919年2月24日出生于洛宁县中高村。外祖父李书显为人正直,乐善好施,不仅出资修桥补路,还义务办学,教育乡村子弟,惠及乡里。外祖母雷葱善良贤淑、勤劳治家、乐于助人、扶危济贫,誉满乡里。舅父李翔梧是早期**员,
母亲12岁时,舅母刘志敏因革命工作需要,无法将三个月大的儿子带在身边,从上海辗转数千里把孩子送回老家洛宁。表哥原名沪生,后改名宗明。在家停留的短暂时间内,舅母给母亲讲了很多革命道理,讲苏联十月革命,讲井冈山,讲朱毛红军,讲红五星等革命故事。受舅母影响,母亲对中国发生的新事物有了初步认识。
1939年,大表哥李宗白、四表哥李洪潮按照党组织指示,回到中高村办学。为了开展妇女工作,学校附设了妇女班。母亲也参加了妇女班的学习。当时农村教育条件差,大部分妇女都是文盲。母亲小时候受过两位哥哥的教育,很小就认识许多字。于是,母亲在班里既当学生,也当老师,教妇女班的其他学生识字。她积极追求进步,向同学和村里乡亲们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她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表演节目,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影响。
农村妇女缠脚的陋习延续甚久,母亲小时候也缠脚,后来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带头放脚,还动员妇女班的同学放脚。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女性摈除了这一陋习,方便了生活生产。
母亲不仅传授文化知识,启迪村民的思想觉悟,还积极支持革命。在国共拉锯战时,一次三表哥李正儒带领一支民兵小分队住在我家(兴华乡前坡寨)。表哥很为难的和我母亲商量:“小姑,要打仗了,战士们没有干粮呀!”母亲果断回答:“放心吧,我来准备。”战乱时期,家庭条件不好,平时节衣缩食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为了支持他们打击**反动派,母亲和爷爷、父亲商量把家里所有的细粮都奉献了出来,还把我大娘(李圈)、二娘(廉青桂)、婶母(谢松景)、大嫂(李香)请到家里帮忙。她们磨面、和面、发面,母亲把发好的面揉均匀后切成小块,团成丸子形状,用大铁锅炕熟,做了好几箩筐干粮蛋,及时保障了战士们的需求。洛宁解放时,解放军因粮食短缺,急需征购军粮,母亲知道后动员爷爷和父亲捐出三石麦子(一石500斤)。解放军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求付钱。母亲说:“我家两位哥哥和嫂子都是咱部队上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绝不收钱。”如此深明大义,得到解放军首长的高度评价。
由于母亲深受大家信赖,抗美援朝时期,被选为“财粮”,负责验收军鞋。她带领妇女们做军鞋,手脚麻利,别人做一双,她做三双、四双,质量还是全乡最好的,给大家树立了榜样!
母亲曾告诉我,她和父亲婚后不久,一天傍晚,一个人急匆匆来到家里,对爷爷(段水奇)说,自己正被敌人追杀,请求躲一躲。爷爷二话不说,赶紧把来人藏到正窑,叮嘱家人,这是位老亲戚,需要在家里躲一躲,不能让外人知道。背后悄悄告诉母亲,他和鸿儒(即李宗白)、正儒都是一样的好人,要好好照顾他,多留个心眼,以免被人发现。就这样,此人在我家安顿了下来,为了防范外人,母亲独自冒着危险,小心谨慎、精心照顾了三天,风险解除后此人才离开。解放后,爷爷告诉母亲,被救的是洛宁地下党当时的负责人——温旭阳。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母亲在孝顺方面堪称典范。1958年阴历8月,受表哥表嫂(李宗明、刘松蕊)的委托,到中高村照顾年迈的外婆,一直到1963年11月15日外婆病逝。五年多时间里,母亲一直守候在老人身边,精心服侍,夏天给外婆赶蚊子、扇扇子,冬天睡前给外婆暖被窝,起床时给外婆烘烤棉衣。外婆腿年轻时受过伤,特别怕冷,母亲就经常把外婆的脚放在自己的怀里捂热。1963年夏季,外婆病情恶化,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但母亲从没皱过一次眉头,没让外婆受一点委屈。每顿饭都迎合外婆的喜好精心制作,然后用小勺一口一口喂给外婆吃,等外婆吃好喝好躺下了,自己才匆匆扒拉几口剩下的饭菜。外婆卧床不起5个月又13天,母亲衣不解带日夜守护,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怕外婆得褥疮,母亲每天多次给外婆用温水擦洗身体。外婆的衣服被褥脏了洗,湿了换。冬天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外婆换下的床单、被
母亲对邻里亲朋有求必应、真诚相待。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争执或吵过架,对那些来家中干活的帮工们像亲人一样对待,吃喝穿戴从不苛待。以至于解放后有一个叫韩发生的帮工死活不肯离开,坚持要认我爷为干爹,后来我母亲帮他找了媳妇成了家,他感激不尽。
母亲一生性格温和,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我们偶尔犯了错,母亲总是自责没管束好。她言传身教、以理服人。
1970年1月24日,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日子。母亲在这天因患脑出血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享年51岁。母亲离开我们已52年了,但她那朴实善良的品格、她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她的孝顺之心,让我时刻铭记。这是母亲给我们家留下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我爱我的母亲!
作者介绍:段红珍,女,李翔梧烈士的外甥女,1942年生,洛宁县兴华乡人,1962年毕业于洛宁师范,一直从事教育事业,1996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