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文章可谓是黄钟大吕（黄钟大吕我国古代音韵十二律中六种阳律的第一律和六种阴律的第一律。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正大、高妙、和谐。黄钟大吕多用庄严神圣的场所。在比喻人间正道。）把人们从沉睡的迷梦中唤醒。
历史上除了庄子还有晏子墨子列子等大家都客观评价了孔子其人和儒教的危害。儒学发展到宋朝，程朱理学炮制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如同杀虫剂除草剂的灭绝人性的东西，把中国人的思想牢牢禁锢起来，把自由的道路处处设防，没有特权不让通行。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设置了障碍，只留下做奴才的一条路可走。
无论庄子描写盗跖舌辩孔子，孔子哑口无言，戴上了虚伪奸诈欺世盗名的“盗丘”的帽子，形象地刻画了盗丘仓皇逃离时的狼狈样子；还是列子描写小孩难住孔子，孔子辩论不过小孩，张口结舌的情形。都非常地精彩，中国式的幽默如划开黑暗的闪电，非常地劲爆。看了让人笑得前俯后仰根本停不下来。
所谓的“天理”就是压制基本的人性和反抗欲望的枷锁，用所谓的“天理”阉割了人的尊严，限制或者剥夺了人的基本生存权力。“天理”并非什么宇宙法则或者天道规律，其实天理就是他们制定的封建纲常和封建伦理道德及贵族特权。帝王可以三宫六院，有钱人可以三妻四，偏偏要求妇女从一而终，即使死了丈夫也要活守寡。为了表彰还给个别受苦受难的人树立贞洁牌坊。对臣子的要求也是一样，不管帝王如何混蛋，如何生杀掠夺，做臣子的都要忠心耿耿，一心事主，不能有二心。这就是典型的“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特权思想。儒家创造了这么一个祸害人的东西，再编造一个和“君权神授”的神化故事，起个好听“天理”或者“理学”等高大上的名称，包装了一下，再让帝王背书，表面涂上一层金色，在帝王权力的光环加持下，里面是泥胎就会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无所不能的万能神。为了确保帝王地位的安全，他们阉割男人，给女人裹足，如此才能从生理和心理上获得安全感。
孔子无缘得见周公，追究儒教根源，除了保留的封建贵族的传统政治，其余的来自于周公的坟墓和孔子的梦中。孔子自己常说梦见周公和他说话，要不是孔子装神弄鬼骗人，借此抬高自己，就是孔子患上了癔病，周礼和儒教起码一半是他瞎想出来的。
孔子为什么总是周公不离口呢？因为鲁国就是周公的封国，周公是鲁国的先祖。孔子出生在鲁国，孔子打着历史名人周公的旗号，等于是背着佛化缘，假借周公之名，人们才会重视他说的话。孔子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借着恢复周礼的功劳，鲁国国君能够重用自己，可以一步登天成为庙堂上的精神道士。
明朝王守仁（号阳明）和李贽（号卓吾）坚决地抨击儒教程朱理学思想的“道统”，提出“以吾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必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明李贽在《世纪列传总目 后论》中说:“儒臣虽名为学而实不知学,往往学步失故,践迹而不能造其域,卒为名臣所嗤笑。”一脚踢开了儒教虚伪的仁义，打破了礼教的枷锁和封建伦理纲常封锁的自由的大门。还提出了“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主张“心即是理”承认私欲，解放人性，保护人民合理、合宜的生活要求；承认合理的“私人权利”，反对统治者借“公”为名剥夺人民的这种权利。
鲁昭公由于三桓之乱离开鲁国跑到齐国避难时，齐景公就问他说：你年纪轻轻就过早地放弃国君之位？难道你的道行已经到了看轻权势的地步了吗？对于鲁昭公的感悟在《晏子春秋》中有记载：“昭公对曰：'吾少之时，人多爱我者，吾体不能亲；人多谏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则（导致）内无拂而外无辅，辅拂无一人，谄谀我者甚众。譬之犹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叶，秋风一至，根且拔矣。’”意思是：我年少的时候，人们都爱戴我，我却只是礼遇而没有信任他们；这时候有许多人对我提出了好建议，但是我却独断专行而没有采纳实行；结果导致，在内没有辅佐的高参帮助，在外没有得力的辅弼依靠；能够给予切实地帮助和得力依靠的人一个都没有，而阿谀奉承我的人很多。这样，我就像秋天的蓬草，叶子看起来漂亮，根基已经不稳了。刮起秋风，根就出来了。从这段话就能看出，鲁昭公终于醒悟了。所以当孔子跑到齐国去见失势的鲁昭公时，明白过来的鲁昭公对喜欢吹捧，只会摆花架子的孔子非常反感，没说几句话，就让侍卫把孔子请了出去。
真正的治世奇才，比如老子鬼谷子等都是博古通今，知行合一的圣贤。孔子只是博览群书，不求甚解，不明其意，只知皮毛的街头游医，组团走江湖的骗子。
《论语》不过是孔子平生帮助学生组词造句修改作业的一些讲话语录，后人竟然把它奉为《圣经》；更奇怪的是孔子连一片完整地文章都没有写过，像样的一篇论文都没有，尽然把他的话上升到了儒教和儒学，奇葩的还当成了国家认定的最高国学和国教。这分明就是公开地学术造假行为，给什么都没有的人就给授予最高学术奖，还封为圣人。说出了真是羞死人。和给皇帝编制新衣服的骗子一模一样，奇怪滴是许多人已经揭穿了骗局，但是皇帝喜欢这件新衣服，一直保护孔子，还给了孔子更多更高的奖赏。
有人会说孔圣人是万师之表，世界文化名人之首，弟子三千，删减鲁国国史编成《春秋》，怎么不是文化人呢？孔子精通六艺，熟读《易经》，韦编三绝，不可能写不出一片像样的文章。你还别不信，孔子给弟子传授的所谓“六艺”就是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祭祀礼仪，音乐，射箭，驾车，写字和算术等基础的东西。其中的“书”不是写著作，也就是扫盲识字和书写，组词造句，最多是写副对联而已。孔子教育的对象只是些文盲，所谓有教无类就是对学生没有筛选只要交得起学费就行，无差别地一概接受。
孔子启蒙学校就是孔家职业培训小学。小学开设六门课，文化课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大部分时间用在礼乐射御上，书数排在最后，当做副课对待。只要能识字写字，学会加减乘除就文化课合格。重点是要学会谋生的手段。学会了礼仪就可以做祭司主持，学会了音乐就可以在庙堂演奏，学会了驾车就可以给权贵服务，会射箭当然更好了，就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至于书数脱盲就行了。你指望小学老师能教出小学毕业就够出口成章的学生来吗？孔子即使博览群书，但是他真看不懂，学识当然不够深入，所以，他的见识也不比七岁的项橐高深。《三字经》说：“昔仲尼，师项橐。”《战国策》有“项橐生七岁，而为孔子师”的记载。看来这事是真的，不是杜撰的。关于这件事在《列子 汤问》有详尽记录：“孔子，名丘，字仲尼。设教于鲁国之西。
一日，率诸弟子。御车出游。路逢数儿嬉戏。中有一儿不戏。孔子乃驻车问曰:独汝不戏何也。小儿答曰:凡戏无益，衣破难缝，上辱父母，下及门中，必有斗争，劳而无功，岂为好事?故乃不戏。遂低头以瓦片作城。
孔子责之曰:何不以避车乎?小儿答曰:自古及今，为当车避于城，不当城避于车。孔子乃勒车论道。下车而问焉:汝年尚幼，何多诈乎。小儿答曰:人生三岁，分别父母，兔生三日，走地畎亩，鱼生三日，游于江湖，天生自然。岂谓诈乎。
孔子曰:汝居何乡、何里、何姓、何名、何字。小儿答曰:吾居敝乡、贱地。姓项、名橐。未有字也。孔子曰:吾欲共汝同游。汝意下如何。小儿答曰:家有严父，须当事之;家有慈母，须当养之;家有贤兄，须当顺之;家有弱弟，须当教之。家有明师，须当学之。何暇同游也。
孔子曰:吾车中有三十二棋子。与汝奕博，汝意下如何。小儿答曰:天子好博，四海不理;诸候好博，有妨政绩;士儒好博，学问废弛;小人好博，输却家计;奴婢好博，必受鞭扑;农夫好博，耕种失时。是故不博也。孔子曰:吾欲与汝平却天下。汝意下如何?小儿答曰:天下不可平也，或有高山，或有江湖，或有王候，或有奴婢，平却高山，鸟兽无依，填却江湖，鱼鳖无归。除却王候，民多是非，绝却奴婢，君子使谁?天下荡荡，岂可平乎。
孔子曰:汝知天下，何火无烟，何水无鱼，何山无石，何树无枝，何人无妇，何女无夫，何牛无犊，何马无驹，何雄无雌，何雌无雄，何为君子，何为小人，何为不足，何为有余，何城无市，何人无字。小儿答曰:萤火无烟，井水无鱼，土山无石，枯树无枝，仙人无妇，玉女无夫，土牛无犊，木马无驹，孤雄无雌，孤雌无雄，贤为君子，愚为小人，冬日不足，夏日有余，皇城无市，小人无字。孔子问曰:汝知天地之纲纪，阴阳之终始，何为左，何为右，何为表，何为里，何为父，何为母，何为夫，何为妇，风从何来，雨从何至，云从何出，雾从何起，天地相去几千万里。小儿答曰:九九归八十一，是天地之纲纪;八九七十二，是阴阳之终始;天为父，地为母;日为夫，月为妻;东为左，西为右;外为表，内为里;风从苍梧，雨从郊市;云从山出，雾从地起;天地相去，有千千万万余里。东西南北，皆有寄耳。
孔子问曰:汝言父母是亲，夫妇是亲。小儿答曰:父母是亲，夫妇不亲。孔子曰:夫妇生则同衾，死则同穴，何得不亲?小儿答曰:人生无妇，如车无轮，无轮再造，必得其新。妇死更索，又得其新。贤家之女必配贵夫。十间之室，须得栋梁。三窗六牖，不如一户之光，众星朗朗，不如孤月独明;父母之恩，奚可失也。孔子叹曰:贤哉贤哉。
小儿问孔子曰:适来问橐，橐一一答之。橐今欲求教夫子一言，明以诲橐，幸请勿弃。
小儿曰:鹅鸭何以能浮，鸿雁何以能鸣。松柏何以冬青。孔子答曰:鹅鸭能浮，皆因足方，鸿雁能鸣，皆因颈长，松柏冬青，皆因心坚。小儿答曰:不然，鱼鳖能浮，岂皆足方，蛤蟆能鸣，岂因颈长，绿竹冬青，岂因心坚。
小儿又问曰:天上零零有几星。孔子答曰:适来问地，何必谈天。小儿曰:地下碌碌有几屋。孔子曰:且论眼前之事，何必谈天说地。小儿曰:若论眼前之事，眉毛中有几枝?
孔子笑而不答。顾谓诸弟子曰:后生可畏，焉能求者之（特指这件事）不如今也（怎么也想不到在探求学问这件事上，尽然不如当今的一个小儿啊）。于是登车而去。”
孔子提了一连串问题，涉及天文地理、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项橐对答如流。轮到项橐发问，孔子不是胡乱应付，就是推脱不答。尽然连一句都答不上来。颜面扫地，羞得孔子落荒而逃。所以，孔子才会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见他的水平也和普通人查不了多少。由于孔子的时代，文盲太多，以至于许多人不知道学问的深浅，都把孔子当做老师对待。《列子 汤问》中还有《两小儿辩日》，两小儿故意给孔子设置了两难问题，孔子依然答不出来，再一次遭到了小孩的嘲笑。可见，思想家文学家列御寇继承庄子的思想，把孔子当做笑话看待。只是后世人云亦云，把孔子看做圣人，这是误传和对孔子的过誉，是对“圣人”这个词的亵渎。这和当今把“小-+姐”“公主”“专家”“教授”“大帝”这些好听的词大方地给予垃圾人是一样的心理。
不但孔子写不出理论高深的文章，他的三千弟子也没有一人能够写出传世之作；哪怕一首简单地诗歌都没有。要是有，早就作为炫耀的资本和孔子的言行记录在《论语》里面了。你想想，《论语》就连孔子说过得许多废话都记录下来了，如果有文章或者诗歌，当然不会放过，必然保留下来，流传于世。可惜真的没有。这也反向证明了孔子只会造句，不会写文章。因为孔子对高深的学问的确是一知半解，真的搞不懂。就像如今的许多人对“量子”“纳米”搞不懂一样，但是有些人为了冒充文化人，总喜欢挂在嘴上作为炫耀的资本。尤其是制作科普短视频赚流量博眼球的一类人，把错误的知识和伪科学传播出来误人子弟和无良商家是一样的德行，总喜欢吹嘘他的几元钱的牙膏袜子之类是纳米材料高科技产品，具有杀菌防臭除臭功能，你信吗?
孔子不仅搞不懂老子尊崇的“道德”，就是见了老子，他也觉得高深莫测。否则，孔子两次见了老子，不会只问周礼而不谈《道德》和《易经》。孔子对老子的评价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意思老子就像无所不能的龙一样，实在是难以捉摸。孔子就是对韦编三绝，爱不释手的《易经》，他也照样搞不懂易理。当然我也不懂，相信古往今来正真玩得转《易经》的没有几个。我不是说不会读《易经》，就是读出声来，也是无法理解《易经》要表达得真正意思和逻辑关系。读《易经》可是需要极强的理性的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的，还需要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丰富的触类旁通的联想能力。如同数学难题，要是不懂的话，即便把解题公式放在你面前，并告诉你用这个公式就能算出答案，还是无济于事。孔子缺乏逻辑推理和理性思维能力，估计孔子读《易经》，简直比看天书还难，他只是假装能够读懂，不时还在人前背诵几句“群龙无首”，“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等经文，依此装点门面罢了，给人制造高深莫测的感觉。如此吸引更多的弟子把学费交上来才是目的。王林大师这一手玩的比孔子还要好。这是骗子常用的手段，确实能唬住一些不明真相的普通人。孔子如此痴迷《易经》，要是真能懂得，起码在《论语》里面也会留下几句具有易理的话。如果他能理解正真理解“亢龙有悔”的含义，老子也不会教导他：“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的处世名言。还告诫孔子要谦虚谨慎，慎言戒骄，不要拘泥于过去先贤圣王的礼法，固步自封，停滞不前；也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和过多地欲望不放，拽人后腿，互相较量比谁输的更惨；要面对现实，面向未来，用发展的眼光往前看世界，要顺应潮流，懂得与时俱进，始终谋求发展稳步前进的道理。估计孔子听了也会当耳旁风，因为他对贵族的特权非常迷恋，对宗法世界恋恋不舍，因为只有这个世界是按照血统继承权力，不需要选举和竞争；新世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滥竽充数的人是绝对混不下去的；只有这个旧世界才有心狠手辣虚伪奸诈胸怀大志胸无点墨无知无畏的孔子这样的人地位。
鲁国的少正卯和孔丘同期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少正卯是鲁国知识渊博、才华出众、闻名于世，博学著称的名人。学识远在孔子之上，所以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只有颜回顾及孔子的颜面没有去。对此孔子耿耿于怀。鲁定公十四年，孔丘准予任鲁国大司寇，上任七日，就因少正卯才能比与孔子高，与孔子政见不一，孔子就罗织"危言乱政"的罪名处死了他，并暴尸三日，以泄私愤。
由此可见，孔圣人的为人完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情形。卫灵公曾问过孔子排兵布阵之事，孔子说不知道。但是孔子的粉丝们说孔子不是不知道，而是讲仁义，反对战争，所以不愿告知兵法。因为卫灵公知道孔子出走卫国，到陈蔡之间的蒲地，遭到蒲人围攻，陷入绝境差点没命，所以当卫灵公问孔子，蒲地可否攻打时，孔子说可以，还假惺惺地说蒲地人都指望加入卫国，盼望着围过来解放他们。可见，孔子报仇心切，一点也不反对发生战争。卫灵公只是试探孔子的为人，他们只是互相利用，并没有听孔子的话去火中取栗。
孔子编《春秋》，把鲁国史书上记载的有关鲁国的恶事蠢事和不利于国君的话统统删减掉，或者隐匿事实真相，只保留某年某月发生了某事的简短记录，仅此而已。之所以孔子这么干，并非证明孔子有多才，有多高明，恰恰相反，这件事当时除了孔子还真没有人愿意干。因为篡改国史这是违反礼制的违法行为，只有缺德的人才会干千夫所指的事。因为大家知道：历史真相不容篡改。谁篡改历史，谁就是死狗流魂二愣子耍流氓的无赖。
关于修改历史，有段著名的故事。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掉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如此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坚持，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自己的罪孽越来越大，只好作罢。齐国另一位史官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高举“崔抒弑其君”的竹简走向宫廷，向崔抒抗议宣誓。中途得知崔抒已经服软，才作罢。这就是古代太史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此事，发生在孔子的时代，孔子还见过齐景公，在齐国待过一段时间，孔子一定听说过此事。
恰恰是人称孔圣人的孔丘接下了对鲁国太史们记录的史书进行美颜，随意删改的活，删除了有关周公及鲁国君王的不光彩事迹，隐匿了历史事实真相。孔子编写《春秋》开了随意修改历史得很坏的头。大家对这种隐藏真相，设为禁忌，甚至歪曲事实的官方定论文章的写作方法称为“春秋笔法”。这也就是作为鲁国国史的《春秋》，为什么不从鲁国先祖伯禽或其父周公姬旦开始记录历史，而是莫名其妙地撕去开头部分，选择从姬息姑起笔的缘故。因为最大可能是孔子在规避鲁国史上不光彩的篇章。否则，就无法体现孔子提倡的所谓周工制之礼的仁义。
根据历史，公元前1043年，武王有疾，驾崩。年幼的成王即位，周公代行王事。管、蔡等武王的众兄弟对周公心生猜忌和不满。《尚书·金縢》载：“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管、蔡还联合武庚及殷商旧部叛乱反周，最终周公杀了哥哥管叔，放逐了弟弟蔡叔。制止了流言。周公摄政七年，励精图治，完备了法礼制度，“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后，等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周公归政于成王，自己回到大臣的位子上，仍忠心王事，为周王朝的发展呕心沥血，直至逝世，天下大治。
周公被树立为后世为政者的最高典范，是孔子最为崇拜的完美的圣人。如果周公光明磊落，白玉没有一点瑕疵，孔子不可能不把周公不计入彪炳千秋的《春秋》史册，载入史册的话，显然对于仁义礼教的发展也是大有好处的。孔子把周公创立的仁政和礼乐制度作为梦寐以求的最高政治理想。《春秋》不载开国之君，不能不令人置疑有宁缺毋滥的意图。还有一件绕不过去的事实是，对照《竹书纪年》：“（周宣王）二十一年,魯公子伯御弒其君懿公戲。”也许你会说《竹书纪年》是孤证，不可靠；那么《史記·魯周公世家》也记载:“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自立。”印证了弑君篡位的事实。不仅孔子口口声声称为贤师圣人的周公旦为了争夺权力，杀了哥哥，放逐了弟弟。而且后世子孙有样学样，侄子魯公子伯御，弑君篡位。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不遵守，照样践踏，毫无约束作用，孔子又如何能够恢复已经礼崩乐坏的礼乐制度，并且靠它救世？
后世儒家对《春秋》的评价为：“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种评价纯粹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继承了舔狗孔子歪曲事实，延续了顺着权威说假话溜须拍马的传统。因为孔子之后的历史照样是“乱臣贼子们”书写的。不管是不读书的刘项，还是熟读史书的曹操司马懿，以至于后来的功成名就的唐太宗宋太宗，还是失败为寇的陈胜黄巢李自成方腊洪秀全等反贼，那个就因为孔子几句话而放弃对权力的追逐而不再称王称霸？
欧阳修对孔子硬改历史，扰乱视听的做法非常厌恶。直言不讳把孔子称为妄儒。在《送黎生下第还蜀》中写道：“黍离不复雅，《黍离》是《诗经·王风》中的一首民谣：“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首歌谣描写西周东迁之后，王室衰微，西周的旧宗庙倾覆，宫殿成为焦土，在原址上长满了谷子和稻谷时，诗人心中不免生出黍离之悲和对王室前途命运的忧愁。质问周朝衰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欧阳修用《黍离》借代《诗经》。因为孔子对《诗经》动过手脚，也做过删改。所以欧阳修说《诗经》古朴典雅的风貌不复存在。孔子修春秋。扶王贬吴楚，大法加诸侯。妄儒泥於鲁，甚者云黜周。意思是孔子站在鲁国王室的立场和角度，修改国家历史档案，使得史书完成伪书，《春秋》大加褒奖周王室，贬诋诸侯。所谓孔子修《春秋》，大旨既已矣，安能讨源流。孔子持有立场带有感情色彩，怎么能够保证史书的记载客观如实呢？遂令学者迷，异说相交钩。让后来的学者陷入史料互相矛盾的迷雾之中，无法辨别事实真相。”
在我看来，这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只要有冲突的地方，就舍弃《春秋》伪书之说，采信未曾动过手脚和美颜过的史料就可以了。
为什么孔子要揽下修改史书的脏活呢？因为鲁国就是周公旦的封国，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讨好鲁国国君，从而得到权力，成为鲁国的士大夫。事实也如愿以偿，孔子晚年做官做到鲁国司寇并代理丞相职务的地步。此时，孔子觉得三桓的城墙高度超过了周礼，而且家臣把持了三桓的权力，三桓大权旁落，也不符合周礼，于是鼓动鲁定公发动了“堕三都”的事件。就是拆毁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世卿的采邑超过礼制规定高度的部分城墙，把来自底层的家臣从鲁国权力中心排斥出去，并帮助三桓从家臣手里夺回权力，削弱了家臣的权力和地位。从而鲁君失去了对三桓权力的制衡力量。这个愚蠢的自残和自废武功的作法反而强化了三桓对鲁国朝政的独裁统治能力，导致三桓专权，鲁君被架空，大权旁落的局面一直无法扭转。孔子代理相国以后，给鲁定公提出的建议，愿望很美好，实际上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三桓把持朝政，让鲁定公的政令难以走出王城之外。甚至宫廷乐队成为三桓免费的私家娱乐工具，常常在三桓家里举办演出，甚至到了鲁国宗室祭司时，没有乐队可用，只有两个鼓吹手的寒酸地步。
看似孔子无所不晓，实际上死搬硬套周礼，抓不住问题的核心，不考虑实际状况。孔子根本不懂政治和权术，反而搅乱了原本难得的分散三桓权力的，破坏了各方势力互相牵制制衡，失去了维持王权统治的政治局面。
“堕三都”失败的原因是因为高大的城池有利于抵御齐国的侵犯，所以遭到乐大多数权力核心的反对。其实这不是主要的，如果对权力不进行重组，不改变专制体系和权力的运行模式，即使拆除城墙，照样无法改变三桓专权的局面，国君的权力出不了王宫。这也是封建分封制下东周权力日渐式微的根源。孔子不懂得对政治权力设置限制，进行制衡和监督，以及授权和收权，更不懂得军权和政权分离的的必要性。不知如何摆脱权力被架空的局面，只是一味地模仿周礼，舍本逐末繁文缛节追求毫无价值的礼乐制度，结果把鲁国带进了死胡同，鲁国难免和周王室一样走向衰亡的命运。
因为太史令司马迁仗义执言，替李广之孙李陵说公道话，触怒了要求政治站位正确的汉武帝，一怒之下对司马迁处以宫刑。事情起因是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带领三万多骑兵出击河西匈奴，又派李陵率领五千步兵，深入的居延北千里之外匈奴老巢牵制匈奴，分散匈奴对李广利的压力。结果李陵的步兵遇到了单于的八万多主力部队，匈奴人都是骑兵，主场作战，装备和供应充足。李广的五千步兵根本无法摆脱骑兵的围追堵截，但是李陵善待士兵，士卒训练有素，各个拼死抵抗，射箭拒敌且战且退。经过八昼夜激战，歼敌一万多，还是没有退回到居延北。矢尽粮绝，外无救援，实在无力再战，最终李陵投降了匈奴，四百多残兵逃了回来。为此，汉武帝雷霆大怒。谴责李陵的叛国行为，说他罪不容诛。这时候，只有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用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对抗强大的骑兵，步兵斩杀数倍于己的骑兵，实属不易。李陵是万不得已投降匈奴，尚或还有司机报效国家的可能。不久传说李陵娶了单于女儿，贵为驸马，为匈奴练兵。汉武帝信以为真，不仅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而且连坐了司马迁。
其实为匈奴练兵的是投降匈奴的塞外都尉李绪，而非李陵。后来汉朝使者来见李陵，李陵知道因为误传，全家遭殃情况后派人杀掉了李绪。然而，李陵再也不敢回到汉朝，老死匈奴。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而使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专走贰师也。陵既至期还，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
司马迁把生死置之度外，即使受到宫刑，也要实事求是，不肯删改历史事实，秉笔直书汉高祖贪财好色诛杀功臣、汉景帝刻薄寡恩、汉武帝穷兵黩武等等过错。为了防止汉武帝篡改或焚毁《史记》，他把正本藏之名山，托人保管，把副本留在长安。就是为了能让让《史记》传之后世。司马迁把事实看得比生命还珍贵，体现了作为史官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孔子与齐太史三兄弟和司马迁等人比较，小人与君子分明，高下立显。
原来中国文化的精髓在老庄的道义这里。孔子的儒教偏离道德和法制远矣，的确是混进精神食粮里的沙子糟粕，谁吃了他的这一套，既就是天才，不是变傻就会营养不良思维枯竭。难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灿烂的大好局面再也没有出现过。
中国复兴正真需要的不仅是民主，科学和法制，而且需要求真务实，认真探究根源，实事求是客观真实的科学精神。不需要对已经发霉的几千年前的封建思想和三从四德的礼教不计其数地反复炒冷饭，否则，谁吃这一套，不仅没有营养，反而不利于身心健康。接受孔子流毒，仁义治国的宋襄公，妄自尊大，与强楚两军对垒，还大讲仁义之道，不肯听从子鱼在楚军半渡和未曾结阵时击之的建议，两次错失绝佳时机。还说什么自己是仁义之师，如果不讲武德，胜之不武。最终宋襄公由于腿伤，第二年就死了。宋襄公即好战又讲仁义的可笑行为成为“宋襄之仁”的千古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