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知道郭沫若是结了婚的人时她该离开的。
这样她的父亲母亲就不会把她扫地出门了，更不会被日本当局叫做“野狗”被关押、毒打。
她还以为郭沫若是不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会选择辜负自己的结发妻子，让自己的结发妻子独守68年空房的。
直到郭沫若离开她回到中国背着她偷着又结婚了。可惜韶华易逝，那时她们已经有了四儿一女。
她叫佐藤富子，出生于日本仙台藩士族(旧时武士的子孙)，拿中国的话来说她也算是名门望族的大家闺秀了。
1916年富子在圣路加医院初遇郭沫若，她是那里的护士，郭沫若的好友陈某生病了，刚好是她来照顾，郭沫若几乎每天都来照顾他的朋友。
富子被郭沫若的友爱精神感动，也同情郭沫若的好友生的这场重病。在共同照顾病人的过程中她们渐渐熟络起来。
有时候她们还会躺在楼道里看守着病房。
她们聊了很多，郭沫若和她聊起了中国的文化，聊起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富子对他口中的美丽的文明古国产生了向往。
富子的祖父和父亲都去中国。富子家里还珍藏着中国古书，那时富子在郭沫若的侃侃而谈的对中国的描述中，富子就在想“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美丽的中国”
郭沫若好友陈某在圣路加医院总不见好，郭沫若劝他去养身院有名医北里治疗。
可惜陈还是不幸地去世了。
是郭沫若来处理的后事，他来为陈拿X光片。富子为他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富子急得掉了眼泪，答应他等弄到了片子就给他寄过去。
通过这次接触，郭沫若好像开始特别关心富子，或许是因为X光片吧。
郭沫若为她起了一个中国名叫安娜，那时她们每周写三四封信。
后来郭安娜才知道在给田汉的信(1920.2.15) 中坦白说
“寿昌兄！我实不瞒你说，我最初见了我觉得她眉目之间，有种不可思议的洁光…可是现在已经消失了…令我肃然起敬。”
过一礼拜，郭安娜把X光片寄给了郭沫若，想了想她还寄了一封英文的信去安慰郭沫若。
郭沫若他在上面的那封信中还吐露了接到这封信后的内心感受。
他说:“我当时真感受着一种Bitterish的Sweetness(告涩的甜蜜)呀!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个契己的良朋， 便又送一位贤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我俩从那时起，便时常通信，便相互认作兄妹”。
现在看来中文夹杂着英文的诗歌也没有那么动听，偏偏那时她爱听得紧，可能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郭安娜
从8月到12月，她们保持了越来越密切的通信联系。不久她们就坠入爱河。
那是郭安娜最快乐的日子。她以为她找到了一位知己，一位可以好好疼她的人。
事实证明郭安娜高兴得太早了。
1916年那年郭沫若劝安娜辞去职务，进入医学校学习。
日本政府规定此种学校每年三月招考，安娜准备的时间不多了，12月放寒假时，郭沫若又去了东京一次，劝安娜辞去职务，到冈山和他住在一起，既有生活保障，又能准备考试。
郭沫若说:“我把我一人的官契(留学官费)来作两人使用”。
1916 年12月，郭沫若接安娜来冈山同居。
就在这时候他才告诉安娜真相，他在中国已经结过婚了。
郭沫若的行为深深地伤害了安娜。安娜很痛苦，可是安娜已经没了工作还要靠着他来生活，最重要的是安娜已经爱上了他。
郭沫若同安娜解释他说他的结发妻子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他并不喜欢，他想要自由，平等的爱恋。他说他爱的人是安娜，他说安娜是他的初恋。
我信他，郭沫若真诚的双眼让安娜相信了他。
他在那个信中还说道“咳，寿昌兄!我终竟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
在此期间，郭沫若曾送安娜去东京市立女医学校读书。不久，安娜就因怀孕辍学。
当时，留学生正闹学潮，提倡凡与日本人结成夫妇的都要离婚，一时形成风气。
郭沫若经受住了考验，他自己没有“杀妻休将”的本领和勇气。
那时候，他的学友郁达夫和成仿吾等人还笑话过他对安娜的痴情呢!
那时候虽然很难但是安娜也能坚持下去，因为安娜知道她可以和他一起抗下去。
安娜看过中国的小说，里面的有情人在一起都要经历过许多上天的考验才能得到大家的祝福的。
或许等难熬的日子过了，以后就都是好日子了。
1917年，那年安娜生了个男孩，取名和生。郭沫若的父母才稍微原谅他这种违背伦理的行为。
但是他必须向张琼华赔罪。这时他才给他的中国妻子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到：“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品，我丝毫不要怨恨你，请你也不要怨恨我罢！可怜的你只能在我家做一世之客，我也不能解救你”。
安娜听说郭沫若在中国的妻子一直照顾着他的父母。她叫张琼华，安娜觉得张琼华也是一个命苦的女子。安娜和郭沫若说你欠人家的怎么也还不清了。
郭沫若和安娜说他想和张琼华离婚，又怕张琼华受不了自杀，毕竟在旧中国女子的命运是万般不由人。离了婚的女子也不知该何去何从。
尽管张琼华的命运这样不幸。
可是，她在郭家却恪尽为媳之道，始终孝敬公婆，承担了郭沫若应当承担的一切责任。
她沉默寡言，勤勉谨慎，以勤快的手脚和谦和待人的态度，赢得了郭氏家族上上下下的尊敬。
公婆视之为亲女儿。无论到哪里，婆婆都带她在身边。
所以在郭沫若的家书里他总是解释自己的不得已。
当时安娜就该想到这样对感情拖拖沓沓理不清的人，以后也不会和她死守一辈子的。
但是那时安娜已深陷其中，怎么会想到他会离开她，毕竟她们已经有了孩子。
而安娜的父母却不同意这门婚事，他们甚至宣布不承认有我这样的一个女儿，他们和所有家族的人说以后安娜“不许登门”。
那时她们艰难地顶住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在困苦中唱出了一曲爱的颂歌。
郭沫若说安娜唤醒了他的很多浪漫，她们在一起的期间他为安娜做了200多首诗歌。
郭沫若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一文中承认:
“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次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
爱情呼唤诗，诗促进爱情。
有了孩子后，她们只靠郭沫若的一点官费生活，相当艰苦况且又失去了家庭的支持，难度可想而知。
1917年，郭沫若写了一首旧诗就准确地反映了这种状况:
“有家归未得，亲病年已老。有爱早摧残，已成无巢鸟。有子才一龄，鞠育伤怀抱。有生不足乐，常望早死好!”
社会需要年轻的人闯最难的关，而年轻人恰好最缺乏后劲和条件。
她们什么都没有只能靠爱，同龄人的爱支撑着克服困难的意志。
安娜也不知道爱是什么，那时的安娜觉得没有郭沫若陪着她，没有她亲爱的孩子们在她身边。
她可能已经没有勇气面对那些困难了，可能爱就是让她活下去的信念吧。
郭沫若和安娜全家福
1919年，郭沫若曾作《春寒》诗记叙当时情形:
“凄凄春日寒，中情惨不欢。
隐忧难可名，对儿强破颜。
儿病依怀抱，咿咿未能谈。
妻容如败草，浣衣井之阑。
蕴泪望长空，愁云正漫漫。
欲飞无羽翼，欲死身如瘫。
我误汝等耳，心如万箭穿。”
1920年的时候。
爱好戏剧的田汉还准备以郭沫若和安娜为模特儿写恋爱剧。
郭沫若给安娜看田汉的信的时候，她笑个没完，心中只觉幸福。
田汉曾问郭沫若:“结婚之后，恋爱能保持么?”
郭沫若说:“结婚是恋爱之丧礼。能永不结婚，常保Pure love(纯情的爱)底心境，最是理想的。结了婚彼此总不自由。……有了生育更不自由”。
他是结合自己的体会去说的实话。
1918年8月初。
郭沫若升入九州帝大医科。他带着安娜和儿子和生从冈山迁到福冈，住在学校后面千代松原内一个仓库楼上。
这间屋子面积一丈见方，人立起来可以抵着顶板，房租一月6元。
有一次，成仿吾来后建议她们，和一位盲人陈老先生同住，只要安娜侍候一下他老人家，每月可收点钱，免交房租。
安娜听了，大喜过望得流泪。因为那时的她们过得真艰难，有机会减轻家庭负担安娜真的很开心。
“到处随缘是我家，一篇秋水一杯茶。朔风欲打玻璃破，吹得炉燃亦可嘉”。
郭沫若唯一的一件哔叽学生装放在破藤匣里被老鼠咬了几个洞，他非常惋惜。
安娜安慰他说:“没有法子!待我今晚把它补补，想来还可以穿得，到明年做件新外套吧!”
那时安娜便节衣缩食，包揽了全部家务，让他安心学习。
不过不久，陈老先生治完病回国了，这间新居的租期也满了。
除夕夜，他们迁到了临海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渔村--网屋町，一楼一底。
转眼已到1922年。
郭沫若在九州帝大医科毕业了，安娜希望他找个固定的职业，如行医。
而郭这时已和郁达夫、成仿吾等创立创造社，一心舍医从文，他就推说:“回国再说”。
安娜为未来的生活担心着，毕竟她们已有了三个孩子，再没有固定的收入怎么行啊!
安娜对郭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也不能不迁就些”。可是，见他整天呆了似地想着别的，安娜便就没有强迫他了。
郭沫若把打算去上海办同人杂志的消息告诉安娜后，安娜也只好先支持他。
郭沫若曾说过这样的话:
“她的性格比我强，只要她起了决心，便没有甚么游移，在我动摇着的时候，反是她来鼓励着我执行了既定的计划”。
临走，安娜给他煮了红豆饭，烧了一条鲷鱼(铜盆鱼)。
安娜还想要送他到箱崎车站，郭沫若怕孩子醒了，没让她去。
不过，他还是没有马上走。他看着安娜似乎有些迟疑。但是没有办法她们还是要想办法迁居。
安娜安慰他说:“我在村上有很多熟人，你回国之后还有官费可领，你就甭担心了。只希望你回国努力，有了固定职业时，我们便回去跟着你”。
那时安娜心里满怀着期待，期待他的回国，期待他回来接她。
1922年3月底，郭沫若回上海。
1923年4月2日，时隔一年安娜带着三个孩子也来上海，和成仿吾等同住哈同路民厚南里泰东图书局编辑所的旧楼里。
不久，安娜就对上海失望了，觉得还不如回日本好，孩子们有成长、教育的问题。
而在上海无固定收入，这些都谈不上什么。
安娜曾想劝丈夫开业行医，但没有说明。安娜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决心回国重学产科，然后来沪开业。
为了减轻郭沫若的负担，安娜把3个孩子也带走了。
郭沫若觉得怪对不起安娜的，不得不由衷地敬佩她:“祝福你，圣母玛丽亚!永远感谢你哟，我最亲爱的妻!”
不久，郭沫若也重返日本。他们又过上了一段和睦的生活。就像一对平凡的夫妻。
1924年11月16日，郭沫若又回到上海。也是在这一年他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书《经济组织与社会革命》
这本书奠定了郭沫若会走上革命，也奠定了他最终会离开安娜去追求中国革命道路的结局。
1927年11月初，在血雨腥风的大革命后，他又从香港秘密回到上海，重和家人团聚。
他们住在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一栋弄堂房里，周围大多是日本侨民，便于隐藏。
郭沫若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后,党安排他去日本。
临行前,郭沫若染上斑疹、伤寒,几乎丧命,结果留下了耳聋的后遗症。
郭沫若住院期间，安娜也得了慢性肾炎,脸浮肿。那时即使安娜患了病也硬撑着身子每天去医院看望他两次,从早上陪到中午,又从午后陪到深夜,为他操尽了心。
为了郭沫若更适于休养,安娜把家里打扫干净，小心翼翼地把郭沫若接回来养。
凭着妻子的柔情和护士的细心和上天的眷恋。他终于康复了。只有这时，他才深切感到:她是“我永远的唯一的爱人!”
1928年2月1日，郭沫若翻译的《浮士德》第一部问世。
为了庆祝这个日子安娜买来“寿司”请成仿吾和孩子们吃，郭沫若抽出一本《浮士德》，拿起钢笔在扉页上写了一行题词:
“Anna:此书费了十年的光阴才译成了，这是我们十年来生活的纪念。”
接着，郭沫若又在第二页里用德语写了一行字:“献给我永远的恋人安娜。
永远，多么美好的词呀。
1928年2月27日，他们回到千叶县定居。
这次，郭沫若是左派要人、政治犯。日本政府因涉嫌把他关了好几天。
安娜东跑西跑托人斡旋，才救了他。
回到家，郭沫若无声地把安娜搂到怀里。它们久久依偎着，不说一句话。
为了安全，他们不得不又一次搬家。剩下的就是郭沫若研究写作，安娜打工挣钱。两人过着贫贱夫妻的生活。
每到郭沫若有新书出版，举家庆贺。每逢有宪兵前来捣乱，都被安娜三言两语机智地支走。
后来，他们又定居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 267号)，房子有五六间，还有花园。
1932年，由郭沫若亲自接生，安娜又生下一个儿子，她的小儿子志鸿。
从此，夫妻情深，相依为命。到此为止，他们已经有了5个子女。
不过，情深归情深，郭沫若浪漫难改。不过不是对安娜的浪漫。
“九·一八”事变后郭沫若当时已40多岁了，在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天津《大公报》驻东京女记者于立忱。
他们很快热恋起来，安娜的感受他已经全然不顾了。
两人的共同语言似乎比郭沫若和安娜之间多，风言风语很快也传到了安娜的耳朵里。
于立忱和于立群
1937年底，郭沫若在有关人士的安排下准备回国担当抗日重命，他把这个意思在回国前透露给安娜。
安娜没有办法，郭沫若是要做大事的人。她只能放他走。
安娜对他说:“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象从前那样的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是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我也只好忍受了"。
这话说得委婉而明确，郭沫若当然知道安娜是什么意思。
郭沫若对自己的生性浪漫惭愧不已。眼前这个女人是多么善良、体贴啊!
郭沫若开始觉得对不起安娜了，不过安娜已经不在乎了。那时安娜只想着好好照顾我的孩子们，全然不顾其他了。
郭沫若决心“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甘受戒僧的清规”。
安娜也由他说，不反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但是内心又期待着郭沫若能为了自己为了他们的孩子改一改他的生性浪漫。
临走的那天晚上，郭沫若坐对安娜，夜深不寐。安娜也醒着，正坐在灯下阅读，没有直视他的不安。
郭沫若掀帐吻了吻我的额头，安娜也没有抬头。
由于郭沫若没有告诉我具体的离日日期，安娜并没有察觉。他穿着家常和服，飘着袖子，踏着木屐，悄然出门，一再回头，心中无限眷恋。
回国后的郭沫若直到1938年初才接到安娜的一封信，得知了他们的境况。
日本人称安娜是日本“野狗”，关押、毒打她，逼她让孩子入日本籍，受到安娜的拒绝。
安娜对着面目可憎的士兵声明:“我是'野狗’，我就热爱中国!”
当时，郭沫若还写了一首诗，献给安娜:
“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怜卿无故遭笞挞，愧我违情绝救援。虽得一身离虎穴，奈何六口委骊涛。两全家国殊难事，此恨将教万世绵。”
然而，不久，经过很短的频繁接触，郭沫若和于立忱(当时已逝)的妹妹于立群公开同居了。安娜又怎知道这些?
郭沫若一直将这事瞒着安娜。
抗日战争胜利后，和郭断了音信的安娜从夏衍编的香港《华商报副刊·茶亭》上看到了郭沫若写的回忆录《洪波曲》(连载3个多月)。
那时安娜心中多么感谢丈夫在这里提供的信息(尽管在郭看来可能是一个疏忽)啊!
安娜很快打点行装，带着长子和生、女儿淑子从日本坐船经台湾来香港，在一个平常的时刻，突然走进了郭当时安置在林道街的家。
郭沫若愕然了，脸红了，尴尬了。于立群也不知所措。安娜满腔怒火，也证实了自己的预料。
安娜太了解郭沫若了!了解他的浪漫成性。可安娜是背着家里的除名嫁给郭沫若的。
安娜的心在颤抖。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郭沫若、于立群和同样5个人紧紧依偎在一起的孩子。
安娜能怎么办呢，一切都是这么的无力。年少的梦真真切切的破碎了，就在这一刻。她也终于明白了她和郭沫若不是中国小说里的有情人。
安娜在郭家理所当然地、怒目而视地住了几天。接着，人们看到，冯乃超代表党组织要安娜做出牺牲。
因为安娜是基督徒，所以她要学着耶稣的榜样承担了这种巨大的痛苦。
可能也是因为安娜是日本人吧。
虽然安娜爱中国，但是她是日本人是不可反驳的事实，经过党组织安排，她带着孩子定居在新解放区的大连市。在那儿安娜一直住到老，有时也会回日本。
1974年秋天，中国正进入“文革”的第八个年头。刚从日本回国的安娜知道郭沫若身体不好，住院多时，特意带女儿淑子去看望他。
随着年岁的增长，安娜不仅相信了基督的话，还洞察了两性的秘密，原谅了郭沫若。
可能有人骂他，有人恨他。但是安娜已不恨他了。安娜爱她的孩子们，这种爱早已把恨给掩埋了。
郭沫若和郁达夫一样，他们的浪漫和别恋大多是在长期和原配分居的时候，这也可以理解。
见到郭沫若的时候，安娜拿着许多在日本故居的照片给郭沫若看。
告诉他哪些地方还保持原样，哪些地方改造了，他亲自栽的树怎样了。郭沫若看得兴致勃勃，一下子恍如还在30多年前。
临别，安娜和女儿淑子按照日本的方式，双手放膝盖上，向他行了告别礼。
郭沫若躺着，他无法还这最后一礼，只能用深情的目光送别。
20年的贫贱夫妻啊!郭沫若的目光仿佛包含了他所要表示的那复杂的一切。
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相见。
四年后在1978，郭沫若就此长眠。而安娜还带着我对孩子们的爱继续活着。
1995年，安娜深感她即将离世，那年安娜已101岁。
安娜和她孩子们说她要死在中国，也要葬在中国。
临终前安娜把自己艰苦攒下的所有积蓄全部捐给中国。
在最后的日子里，安娜的枕边依然放着郭沫若写给她的一百多封情书，那是那段疯狂又热烈的爱情存在的证据，是她这么多年想忘却又时常能忆起的甜蜜。
愿人生如初见，愿来世得圆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