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或许比较粗俗，既不是博眼球，也不是标题党，更与本人的文明程度无关。
最近读了一些所谓的“放屁”诗，不太自然地想到了”狗屁不通”这个成语，这么多年，专业没咋做好，却养成了个臭毛病，就是老了老了，对某些事总爱寻根问底，自己检讨，可能是每每探讨某一法律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时所留下的“病根”。于是就去查，“狗屁不通”这个成语的来源。为什么狗屁就不通？为啥不用“猪屁不通”或者其他不通，一定有说法，当然自己知道，这是读书少的原因。
于是问了一下度娘，她告诉我说，这个成语来源于《三侠五义》。清人石玉昆《三侠五义》第35回：“柳老赖婚狼心推测，冯生联句狗屁不通。”说起《三侠五义》，那可是上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最爱读的武侠小说了。
其实在读小学四年级时，先是“不完整地”读完繁体版的西游记后，才听人家说起《三侠五义》，当然还有什么手抄本的《梅花党》之类。这里的“不完整”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繁体字不怎么认识，一边读一边去查字典，那时候我家有一本破旧不堪的《四角号码字典》，爸爸教给我的查四角号码字典的口诀至今不忘，即“横1竖23点捺，叉4插5方块6，角7八89是小，点下有横变0头。”二是那本西游记被不断的传阅，到我看的时候，已经没头没尾了。也不知孙悟空咋来的，更不知最后怎么取来了经文，直到后来记不得啥时候把这个遗憾给补上了。
再后来就想方设法地去找来《三侠五义》读，还有后来的《七侠五义》以及《小五义》，也许是里面包公的形象影响了我幼小而又幼稚的心灵，最终在考大学时选择了法律。
度娘里面说，“狗屁不通”其实是“狗皮不通”，意思是狗的表皮没有汗腺，酷夏，狗要借助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燥热。但这里似乎是对“狗屁不通“的解释，也就是先有“狗屁不通”，才有了“狗皮不通”。也有人研究后认为，“狗皮不通”早在唐朝就有了这种说法，所以先有狗皮不通，后有狗屁不通。但这种说法我没有查到依据，所以从语言的记载，我相信先有“狗屁不通”；但从科学角度，我相信一定是先有“狗皮不通”的了。
上边这些唠叨其实才是狗屁不通的。
因为放屁和狗屁是不一样的，放屁也许包含放狗屁吧！
回到正题。
称自己的诗属于“放屁“且又传世并被拿来欣赏的，当属志明和尚，没有之一。志明和尚，明末清初人，其他无资料。聊斋志异之《司札吏》篇文后附记中记载“牛首山一僧，自名铁汉，又名铁屎。有诗四十首，见者无不绝倒。自镂印章二，一曰“混帐行子”，一曰“老实泼皮”。秀水王司直梓其诗，名曰《牛山四十屁》。款云“混帐行子、老实泼皮放”。不必读其诗。标名已足解颐。“（见蒲松龄《聊斋志异 司札吏》篇，吉林文史出版社，2017年版，第四卷）
对此《牛山四十屁》感兴趣最多的是作家周作人，多次在不同的文字中谈到《牛山四十屁》。他在《牛山诗》里写道：“志明和尚作打油诗一卷，题曰《牛山四十屁》，这是我早就知道的，但是书却总未有见到，只在《履园丛话》卷二十一中看见所录的一首。近来翻检石成金的《传家宝》，在第四集中发见了一卷《放屁诗》，原来就是志明的原本，不过经了删订，只剩了四分之三，那《履园丛话》里的一首也被删去，找不着了。我细看这一卷诗，也并不怎么古怪，只是所谓寒山诗之流，说些乐天的话罢了。里边也有几首做得还有意思，但据我看来总都不及《履园丛话》的一首，其词曰：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我因此想到，石成金的选择实在不大可靠，恐怕他选了一番倒反把较好的十首都删削去了。”
第一次看到《野狐放屁诗》是在二十年前，那时法大的昌平家属院经常有书摊，卖一些打折的书籍。我一看见这样的书摊就挪不动步，一定是全部浏览一遍，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可惜这样的书摊现在已经很少看到了，虽然法大的校园里现在也有书摊，但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应试用书；一种是学生毕业了以前用过的旧书。在我所描述的过去的书摊里，有一次是摆在昌平的校医院门前。那一次我买了很多，绝大部分书都是一折或者两折买的，我所藏书大都是这种情况下购买的。近来才知道，当时买来的书基本都是盗版。有些书印刷效果很差，有些书纸张手感很差，但终归里面的文字是可读的，甚至有些书应该是在某个时代绝对不可以出版印刷的，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即使到了书店的柜台上，倘若书籍内容有问题，或者作者有问题，也一定是下架了的。在一套《中华秘本》（盛恩德主编，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ISBN 7-80000-406/I，全12卷）第四卷中，看到了《野狐放屁诗》，当时不过就是读了一遍，看看而已。看后也就忘了，或者说当时并没有被“熏”着。
今天再次把这些诗拿出来看，但这次确实被“熏”了一下。读过之后，只是感觉，这个屁还真是不臭，也许还有王致和臭豆腐的感觉，“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吧！
本来志明和尚写了四十首，但是只流传下来其中的三十首。有人认为删掉的其中一首是最“屁”的，这首诗并未编入其中，这就是周作人先生引用过的那一首：“春叫猫儿猫叫春，听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志明和尚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复杂的时代，虽然政治黑暗、但商品经济发达，人们思想解放、城市文化发达，身处朝代更替、内忧外患的文士们，思想心态就更为复杂。一方面是大明王朝的丑恶弊端使得他们渐渐失去了对取士为官与政治现实的关注，一切的阴暗面让他们心灰意冷。正如袁中道（1570年6月10日—1623年10月19日），字小修，湖北公安人，明代文学家）所言：“半生寥落暗悲伤，百病相侵守一床。事业于今那敢问，只祈年寿胜周郎。”但另一方面中国文人的血液里流淌着的儒家之经纬天下和道家之淡泊自然的思想一直被传承。“唐宋之后，文人士大夫意在把二者结合一体：在享受物质的同时，追求精神的欣悦以期创造一种以修身养气、消遣时光为追求的艺术化人生形式，而这种儒道的结合在晚明被发挥到了极致。无法做到儒家的兼济天下之时，悠游末世便成为他们既自得又无奈的选择。”（《明末清初文人复杂的思想心态》，陈谙哲，《参考网》中旬刊2016年第12期）。所以，志明和尚的诗写作于这一时期，显然是和这样的历史背景相关的。正如法国哲学家泰纳在《艺术哲学》所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和风俗的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其实在那个时期，很多文人或者艺术家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矛盾的心态中，只不过有人完全放弃入仕的想法，有人尝试获得成功，也有人尝试但最终失败。
图片为去南昌时凭吊八大摄影
从艺术家看，八大山人和石涛是比较典型的时代的缩影。八大山人是明朝宗室，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明王朝的灭亡使其极其悲痛，对清王朝有着刻骨铭心的恨，所以在画作上去表达他的思想，即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不忘国耻的不屈精神。同时，不与当朝合作，隐姓埋名，装疯卖傻成为其一生的标签。从“清四僧”来看，本人更喜欢和尊重八大，不仅仅技法上有高度，内容上有思想，最重要的还是人品，不畏权势，不奴颜婢膝，不与不喜欢的人合作，所谓画如其人。出于对八大的敬意本人曾经作诗一首：“残山剩水身，诗画入禅真。寒林空寂寂，野鸟孤单单。哭笑皆不得，避世佯疯癫。住持青云谱，寤歌草中眠。超然有物外，下笔惊鬼神。雪个无第二，八大难再现。”反观石涛尽管也是明皇后人，但在清初（不是清中期，更不是清晚期）就忘掉了家仇国恨，一度有与当朝合作的想法，希望自己在仕途上有一番成就，所以在康熙南巡时也是山呼万岁，并到京等待皇帝宣诏做《康熙南巡图》。只是后来选定了“清四王”中的王翚(王石谷），才讪讪地或者说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南方，至此才心灰意冷。但另外一些画家，典型的如“清四王”就已经把很多事情都遗忘了，快乐地谦卑，快乐地合作，快乐地奉承。但依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画着，活着。这从他们的画一味地复古，再复古就可以看出，就如同其他人在文化上的“成就”一样，终生研究已经过去的东西，与时代无关。所以，鲁迅说，“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15页）
不知志明和尚是否为明皇室后人，但从其所写的诗来看也有这种思想的表露，只不过更含蓄，更收敛。他借“猫叫春”这种动物的原始本能来表达的思想究竟是什么？有人从人性出发去进行解释，毕竟他是和尚，是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娶妻生子的，所以当他听见这种声音时自然想到了自己，也就“老僧也有猫儿意“了。有人甚至以此认为志明和尚是个”花和尚“。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不一定不对，但未免有些失之肤浅。本人更多地认为，这是志明和尚同样的家国情怀的体现。倘若生在一个他认可的时代，恐怕他也会追求一般文人想要的生活，”修齐治平“理想也会贯穿他的一生，但于今他是无奈的，只能眼睁睁地作为一个旁观者，去遵守清规戒律，去追求另外一种精神上的解脱或者升华。以至于”不敢人前叫一声“了。这是他的悲哀，但又何尝不是那个时候所有文人心中的痛！
这种悲凉意识同样在这首诗中也体现出来，尤其是亡国之悲。其实文人的悲凉意识一直存在，新中国之前的的历史就是一部王朝的更替史，“在亡国之悲中，人的被抛弃，是由于国的被抛弃，他们是随着故国一道被抛弃。”（《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张法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156页）这种悲剧意识早在《诗经》中就有所体现，在《诗经 黍离》第一章中有“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样的歌谣。（《四书五经》第一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诗经国风 王风 黍离》，第58页）
在另一首诗中，我们看到了志明和尚对官场的嘲讽。“巡检衙官戏一场，旦生净丑许多忙。盔头鬼脸时时换，老拙山中笑断肠。“我们先看一下志明和尚本人的想法，”岂独巡检衙官，即一切世人，俱是如此。明人视之，可发一笑“。(参见《中华秘本》第四卷，盛恩德主编，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2772页)“这些诗虽不能说怎样了不得的好，总之谐诗的风格确已具备，可以作讽刺诗了，拉过来说则作风俗诗也正是恰好、问题只是在于时机而已。明朝因王阳明李卓吾的影响，文学思想上又来了一次解放的风潮，公安派着重性灵，把道学家的劝世歌似的说理诗挽救了过来，可是他们还是抓住诗的系统，虽是口里说着劈破玉打草竿是真人之诗，却仍不能像和尚们摔下头巾，坦率干脆的做了异端。”（周作人《北京的风俗诗》，转引于陈家洋 彭远方《周作人的民间文化情怀》，参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4期。）
但在愚拙看来这是一部超级袖珍型的《官场现形记》，揭露出他所处的时代之官场现象，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卖官鬻爵、贪赃纳贿。他们官职有高有低，权势有大有小，手段各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鱼肉百姓的吸血鬼。基本都是多面人，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面目，但目的都是相同的。
当然，更多的“屁”诗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对生活的理解、对理想的追求。这里再录其四首如下：“闲看乡人下矢棋，新兴象有过河时。马儿蹩脚由他走，我只装呆总不如。”“世人说我太愚痴，我就依他说是痴。只问诸公伶俐的，忙来忙去可便宜？”“情景山中另有天，从来不与俗人传。其中一种奇消息，鸡犬真真亦是仙”“海角天涯走一遭，算来只有住山高。昔年羊肉街头过，未免浑身惹得臊。”（参见《中华秘本》第四卷，盛恩德主编，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2771-2778页。）
有人曾作联评价此组诗曰：且读牛山四十屁，不论唐宋八大家。意思说唐宋八大家都不如这四十屁来得更加绝响，其字大俗大雅，其风朴拙有趣，但其义却深刻入里。当然，窃以为这种评价是不准确的。
在本人看来，不论是作诗还是作赋，志明和尚说真话才是第一位的，只有说真话，才说的是人话。因为“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