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1年，历史上的第一次宋夏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尽管有三川口之战的惨痛经历，远在汴梁的北宋君臣却依旧无法摆脱思维定势，自觉只是在攻略某支侥幸走运的孱弱蛮族攻。因而丝毫不顾及敌我双方的强弱之势逆转，继续对督军前线的官员们下死命令，要他们务必以最短时间完结战斗。
结果，这种自带麻痹效果的莽撞心理，让宋人在好水川遭遇自开战以来的最大失利。两军之间的机动能力差距，更是在细节处暴露无遗。
此消彼长的军事力量西夏王国的对外扩张历程
事实上，早在李元昊公开称帝之前，西夏军队就已逐步脱离原本的党项部族武装。不仅有类似禁军的宫廷卫队，还集中力量编练出总数只有3000人的铁鹞子重甲骑兵分队。所以能在狭路相逢的山间疯狂突击，甚至从正面攻破善于布阵的北宋步兵主力。
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贵族私兵，也在多次扩张胜利后得到显著加强。核心成员纷纷配备类似宋军精锐的全套扎甲，又或是通过西域获得更加轻便的优质锁子甲。另有不少出没于边境两侧的外围部落，也能为新君提供相当出色的山地轻步兵，非常适合与骑兵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协同作战。
西夏军队常用的重型扎甲与轻便锁子甲
北宋方面则因制度性傲慢而没有丝毫精进。除很少用于远征的孱弱厢军外，就连专职机动部署的禁军都鲜有变化，坚持以呆板的步兵预设阵地充当决战核心。当然，源自晚唐五代时期的骑兵传统，在该阶段依然有很大影响残余。某些时候，还可以通过招募边区的党项、吐蕃等部落民实现临时强化。但终究只是庞大队伍中的少数派，轻易不能为局势变化而独自行动。彼此间的联动缺乏正向价值，乃至屡屡在关键时刻演变为相互拖累。
更要命的是，北宋的军政系统过于复杂，有着无人敢打破的三级结构。例如稳坐汴梁的仁宗皇帝，经常在无法充掌握解实情的背景下，被高呼政治正确口号的大臣所怂恿。然后将廷议精神转抄地方，让那些坐镇西北的士大夫文官去用心领会。
由于制度性限制 宋朝的大部分军事活动都由文官一手掌控
但最终的落实消化，势必仰仗于真正负责带兵打仗的前线将领。他们不但没有对整体策略的发言权，还必须为彰显忠贞可靠而埋头苦干。于是在一级催一级的恶劣态势下，做些基于本能最坏选择。大不了在溃败中以死谢罪，免得被监察官判定为造成失败的罪魁祸首。
相比之下，尚处开国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无此隐忧。李元昊本人就经常亲临一线，对事态发展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能力。若是需要分队机动，通常会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领代劳，根本不存在将不识兵窘境。加之战场毗邻本方的日常生活区域，自然对地形等环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因而能长期保持进攻态势，并在指挥协调层面具有较多灵活性。
西夏文物上的党项人祈祷画面
步步为营的伏击策略西北地区的恶劣环境 让西夏和北宋的进军路线都有迹可循
公元1041年2月，李元昊继续开启自己的对宋作战攻略，率领号称有100000人的部队南下。此时的西夏国已经在河套大部、河西走廊和蒙古高原南部有很强影响力，但仍希望能将包括西安在内的整个关中盆地都收入囊中。因此将战争侧重点逐步向西调整，并利用河流充当本方快速穿越荒漠环境的必要助力。
由于当时的气候尚未转暖，又已超越常规的冬季南下节奏，所以对循规蹈矩的宋军来说无疑是种心理考验。后者正处于本年度战争策略的制定过程中，也就不可能提前将更多援兵派往前沿位置。几座重要城镇都紧挨着六盘山建造，以期最大程度的回避骑兵弱项。
位于河套西南部的六盘山 宋军抵挡西夏扩张的重要屏障
与此同时，西夏主力已顺利沿着葫芦河南下，并扎营在与之呈直角的好水川入口处。这样做的好处既有缓解后勤压力考量，也是为了能避开东面几座山地城寨的宋军耳目。李元昊便决定在脚下的这片河畔山谷设伏，想办法将宋军的有生力量吸引来消灭。为此，他还不惜派数千轻装部队提前分离，佯攻六盘山脚下的怀远城。倘若有敌方的机动力量赶来解围，就能引诱他们沿好水川向西深入埋伏圈。
当年2月13日，18000名北宋援军就从固原赶来，跨过六盘山向突然告急的怀远城挺进。由于是为应付灵活机动的党项部族准备，所以有数千规模的轻重骑兵力量，比例远超当时的许多内陆同僚。但指挥官任福却仅有前线执行权，必须受进士出生的大臣韩琦遥控。后者虽从未亲自前往视察，却早已在部队开拔前就面授机宜，指点属下如何绕到北面去抄西夏人后路。但阵中的大量步兵拖慢了全军步伐，根本就来不及抓住对手，更没可能在适宜地形上从容列队。只是因为有新的敌情从南张义堡传来，才匆匆调头沿山麓向南侧继续追赶。
由于骑兵居多 西夏军队的战术机动能力往往在宋人之上
于是，任福又急忙率部追赶，力争在友军打跑西夏人之前加入战斗。奈何苦苦奔走一整日，才抵达张义堡就获悉自己还是来晚一步。加上不可靠的捷报谎称对手已有数千人毙命，心态上难免出现变化，便顺着敌军轨迹沿河流向西疯狂突进。其中，速度较快的骑兵随自己冲锋在前，在黄昏时分已抵达好水川流域。余下的步兵、辎重单位则全权交由部将朱观和武英协同跟进，预备隔天到泉口处与他们一同夹击。
至此，整支宋军都已落入李元昊布下的天罗地网。不仅在长距离行进中出现步骑兵脱节现象，还依然对即将面临的厄运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好水川之战的两军机动路线图
毫无意外的全军覆没北宋与西夏的结构性差异 经常能在军队的布阵中暴露出来
公元1041年2月14日上午，任福的先遣队再度启程追击，却很快在山谷地形内发现好几个银盒。出于好奇打开后，发现竟有不少鸽子从中飞出，成为通知对方伏兵的行动信号。随后，大量西夏重装部队从山谷的另一侧鱼贯而出，开始对立足威武的宋军骑兵实施冲锋。双方立即在狭窄的谷地内展开对攻，一度因实力相差不大而呈现出拉锯之势。
这主要是因为北宋军中残留的五代传统，让他们对精锐骑兵相当重视，不至于在短时间内丢掉阵地。同时，党项人却受限于国力不强、人口较少等问题，非常关注骑手的损耗问题。所以往往不乐于做过多激烈纠缠，时常需要稍稍后撤并进行休整重组。甚至不惜暂退出河谷紧要位置，给惊慌失措的宋军以喘息之机。
在北宋中前期 少量精锐骑兵的实力依旧相当可观
然而，作为铁杆主力的宋军步兵却根本来不及抵达战场，只得任由己方骑兵在险境中自求多福。于是，大量原本只是在外围担负侦查、警戒任务的西夏轻装部队，开始集中到两侧展开共同夹击。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射出遮天蔽日的落顶箭矢，大量杀伤无马甲保护的宋军坐骑。等到猎物在包围圈中的体能告罄，才纷纷从山头俯冲而下，将只有千人的骑兵全部斩杀。
另一方面，由朱观和武英率领的宋朝步兵辎重队伍，也在北侧的笼洛川遭遇阻击。在没有己方骑手增援的情况下，被迫呆在原地承受大量轻骑兵袭扰。即便眼前的西夏人数量不多，也不敢轻易尝试战场机动。直至南侧的任福分队全军覆没，才终于迎来更多追兵的群起攻之，并且因箭矢消耗完毕与体能不支而选择撤退。期间，原本驻扎在西侧羊牧隆城的宋军亦有尝试赶来解围，却同样因机动能力太差而不得要领。只能退回原地驻守，坐看主力被西夏人疯狂屠戮。但他们的突然搅局，还是帮朱观等千余名溃兵逃脱，从而避免了全军尽墨厄运。
表面上宋军的损失并不十分严重实则对层层布防的结构有很大削弱作用
由于这场好水川之战的惨败，宋朝的西北局势变得愈发恶劣。尽管还能靠大量援军暂时逼李元昊班师回朝，却已无力对敌方腹地展开任何大规模攻势。相反，1万多人的损耗虽看似并不致命，实则对依赖城寨群进行层层布防的宋军有很大影响。
正因如此，本在朝中缺乏支持的主和派声音逐渐增大，为后来的庆历和议做好了舆论和心理准备。但归根结底，还是制度性差异造成两军前线部队的机动能力差距。当朝宰相吕夷简的“一战不及一战”惊呼，也不过是文人跨界指导军官决策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