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月,笔者写了一篇《民国时期,新市古镇走出了一位知名外交官》拙文,简单介绍了民国时期当年的知名外交官、新市人邱祖铭先生。囿于笔者手中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邱先生的事业生平及家族背景细节资料掌握极少,加上百度搜索的信息真伪难辨。故而文字中有若干细节存在多处失误。该公号文字通过微信传递,有幸得到了邱先生家族成员的指点,获得了信息校准,将一些细节失误之处,一一澄实,笔者内心渐趋舒坦。在此,谨以本文,笔者有意向邱祖铭先生家族深表谦意,并借此机会,澄实某些重要细节,向邱祖铭先生深致怀念。
感谢邱祖铭先生侄婿孙海武先生的热情帮助,他为此联系了住在上海徐汇区的邱祖铭儿子邱德珞先生,就邱祖铭先生的相关信息作了咨询,主动联系了我,将邱德珞先生的一篇文稿——发表在1990年5月上海《新民晚报》珍贵文字资料转发给我。让我对邱祖铭先生的家庭及事业生平有了深一步了解,更让我们看到了这位新市家乡人内心深蕴的爱国情怀,懂得了邱先生对新中国未来的期待信念。作为一位当年的知名外交官,正处于新中国初建的关键时刻,能够选择放弃民国政府优厚的经济待遇和职场升迁机会,毅然回到新中国怀抱,这对于当初面临变数巨大的时局形势来说,实在是一件令人肃然起敬的正义选择。1902年邱祖铭先生出生于新市,后来在杭州就学,之后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攻读经济学专业,邱先生一直不懈努力,致力于自我学养修造,让自己成为一名德学兼备的有用之才。当时,邱祖铭(在校就学)、舒舍予(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吴南如(时任中国驻英国公使馆一等秘书)等“六君子”成立读书会,经常一起思想交流,一起讨论国内外的时局热点,酝酿自己发愤图强的报国情怀,这为以后邱祖铭先生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邱德珞先生从小就随着父亲辗折于中东地区,他自己就出生在埃及,从小就生活在埃及开罗和土耳其的安卡拉。1990年,他写了一篇《再见吧,中东》的回忆文章,讲述了他父亲邱祖铭先生是如何走上外交之路,如何在中东地区开展外交工作,而后又如何返国回到新中国怀抱的。
根据邱德珞先生的回忆,他父亲真正走上外交之路,是与岳丈施绍常先生的引导影响分不开的。施绍常先生出身湖州安吉施氏望族,清代举人,学养极高,历任驻荷兰、意大利、德国使馆参赞,民国后任外交部参事,政务司司长,著有《中俄条约批注》与《日俄战地图(舆图)》等译本,施绍常先生与当年诸多文化大家过从甚密,如马一浮、李叔同等,形成一个很大的文化圈。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顾问的施绍常先生,将女儿婚配给了邱祖铭先生,从此,邱祖铭先生的事业,顺风顺水地得到了岳丈施绍常先生的大力提携与推进。
开始,施绍常先生让自己的爱婿前往中东地区从事经济考察和商务活动,对中东地区的历史文化与民俗民风,有一个充分了解,邱祖铭在那里生活了一些时间。而后至1926年,在施绍常先生推荐下,年仅二十五岁的邱祖铭被当年民国政府派往英国担任公使馆三等秘书,从此,邱祖铭先生踏上了荆棘丛生的中国外交官先行者的事业道路。这一内容在台湾民国史研究学者蔡登山先生在一篇《七十多年前的中苏文化交流》文章中披露过。另外,邱祖铭先生自民国十六年起陆续出版的专著与译本,如《中外定约失权论》《涉外法令释义》《整个战争》《孙子兵法今译》等书的问世,无不都是受到了他岳丈施绍常先生言传身教的文化思想影响。
1935年6月,因政府工作需要,邱祖铭先生被调往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任命为中国驻埃及开罗领事。几年后,升任为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济参赞。在埃及,邱先生与夫人在首都开罗共同生活了一个时期,并在1939年11月,生出双胞胎两个男孩,一位就是现居上海徐汇区上海民革成员邱德珞先生,一位则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肝病医学专家邱德凯先生。1940年,邱祖铭先生调任驻土耳其大使馆参事一等秘书代理馆务。那一年,邱祖铭先生获得了国民政府授以他的“胜利勋章”殊荣。
(上图为邱德凯先生)根据邱德珞先生回忆文章,邱祖铭家庭在埃及开罗生活的时间比较长,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才从埃及开罗迁往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并在安卡拉买了房,计划久住一段时间。但国内时局变化非常大,民国政府已成溃败之势,以**为领导的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消息传来,邱先生心潮起伏,尽管自己长期身在国外,却心系祖国。现在由于职业的羁绊,需要在自己事业巅峰时,做出痛苦的去留抉择,需要对自己的人生,乃至家庭未来作出重大评估。邱祖铭先生毕竟是一位智慧的外交官,内心充满浓郁的家国情怀,凭着他多年对时局变化的理性判断,凭着他对祖国的一腔热血,又深蕴着对孩子这下一代的未来期盼,深明大义,所以,他最终选择了回国,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
邱德珞先生在《再见吧,中东》一文中回忆到父亲这段艰难的心路历程,历史虽然逝去了七十多个春秋,如今笔者读到这段文字,不免为之动容:
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外交部”逃到台湾后,电召我父亲去台。在祖国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我父亲也面临着几种选择:要么跟着**跑到海岛上去,这是没有前途的;要么留在国外,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我们兄弟俩没有到过中国,也不会讲中国话,长此下去,就会忘了自己的根;要么回归祖国,把自己的知识才能献给人民。最后,父亲当机立断,决定回到人民一边。他毅然宣布断绝同**政府的一切联系,返回祖国。
这次返国旅途很不容易,一路绕道,几经周折,一家人终于踏上祖国领土,邱德珞先生回忆道:
父亲变卖了房产和其他财物,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携带全家离开了土耳其。我们先到欧洲,处理了商务事宜,然后乘船回中国。轮船在海上走了十多天,绕过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到达印度的孟买,又转乘火车到达德里。不久,我们又从印度到了香港,又从香港到南京。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第一次听到大家讲的都是中国话。这时候是1950年了。
新市古镇这位民国外交官,邱祖铭的一生留下了中国巨变时代的沧桑烙印,而他的身上折射出的光影,让我们想到了当年在一片战火逆光里疾行的贤达才俊先行者,他们一直默默奋斗,舍弃名利,为了自己的祖国尊严,为了后代的幸福未来,他们应该是我们值得敬仰的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