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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从史出”强调立论要以历史史实为依据，但错在大量伪史料只能产生荒谬的立论，也错在延续前人的立论就不可能产生自己的立论，更错在历史遮蔽的文化事件被忽略就无法完整立论。当“论从己出”作为当代史论哲学问题被提出，批判创造性地审视历史史料才能纠正选择性地解释历史史料。

2.“以史为鉴”强调面对当代以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依据，但错在用历史经验遮蔽了当代问题的独特性，也错在用历史给定的方案遮蔽了当代回答的不同性，更错在回避历史教训并不一定就不会重蹈历史错误。“以问为鉴”作为当代历史哲学问题被提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只能是缺乏创造性的循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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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有渊源”强调学术对前人的承接始于孔子的述而不作，但错在这是反哲学的思维不会审视学术来源之问题，也错在前人能证明你的观念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写论文，更错在延续学统就不能创造区别于学统的当代学观。“尊源创学”作为当代学术哲学问题被提出，中国学者才能穿越儒家继承为先的奴化学统。

4.“自有公论”强调依赖群体肯定学术价值，但错在混淆公论之认同与影响之启发天壤之别，也错在群体如果认知平庸便不会认同超群的学术，更错在古今思想创造者永远只有争论而不会有公论。“思无公认”作为正常学术评价问题被提出，揭示出追求公论依赖认同的中国学术就是诸子百家不再产生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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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六经注我”是当代学者的口头禅，但错在一个被六经注好的“我”怎么可能创造性理解六经？也错在借六经表达自己就只能是工具性的我出场，更错在“注我”代表了依赖六经看世界其实就是中国文化衰落的原因。“六经蔽我”作为当代哲学问题被提出，中国学者才能对依附经典的被教育模式保持警觉。

6，“我注六经” 也是当代学者的口头禅，但错在学术之我和思想之我没有被区分，也错在被六经注好的我再注六经只能是循环论证，更错在批判改造六经的我只能是生命之我怀疑之我如鲁迅那般成长。“我审六经”作为当代哲学问题被遮蔽，才是中国当代学术界只有专家没有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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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历史真实”强调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但错在这是一种奢望因为我们连现实真实都说不清，也错在官史和民史其实都是不同观念下的历史切割，更错在我们每人成年记忆模糊儿时记忆清晰一说就蒙。“史真残缺”作为当代历史哲学被提出，说明当代中国史学需要跨过顾颉刚的伪史说进入残史说思考历史究竟能干什么。

8.“历史文献”强调依据文献说历史，但错在儒家历史文献意图思维遮蔽了历史世界的复杂，也错在我们的文字文献遗漏了历史图像，更错在文字和图像也遗漏了当时人们未表达的话语。而“未文之献”作为当代文献学问题被提出，说明中国历史文献学需要穿越各种文献本身思考那些不能再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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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体西用”强调中学为道西学为器，但错在破坏了体用不二的有机性造成生活传统化学术西方化之破碎，也错在未发现科技不可能移植因为根在各种理论原创，更错在忽略了中国现代哲学创造与科学理论创造之互动。“古体今改”问题未被提出，说明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现代化不能用现成的 “体用”茫然不知。

10.“西体中用”强调西化为体民族为用，但错在现代化即西方化然后移植化的文化非有机体思维难以成话，也错在用西方二元对立文化改造中国阴阳文化的非哲学创造立场，更错在中国远古生命力创造力文化才能代表现代性的中国被无视。“西体中改”未被提出，使得中体西用是文化循环而西体中用是文化消亡。

吴炫，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化哲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原创》主编。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他30年来致力于否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涉及文学批评学、文艺学、美学、哲学，出版著作20部，编著17部，发表论文400余篇，学术随笔2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