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耳山中发源的一条小河,从丘壑密林流向人烟稠密的乡野,灌溉了一方沃野,推动着无数台舂米的水碓。木水轮运转的吱呀声,伴随着单调的杵臼敲击节律。然后,河水被人工渠分为两道,继续缓缓向东,流过一座绿荫笼罩的巨大都市脚下。那些水碓舂出的白米或黄米,就是城市居民碗中的每日三餐。灰色的城墙安静而倨傲,包裹着王朝的中枢生活地带。它呈不太规则的长方形,南北近四公里,东西近三公里,有十二座城门。和今天北京的二环内(明清两朝的都城)相比,汉洛阳城面积还不到它的四分之一。但这是一个人口从未能超过六千万的王朝,在萧条年代人口还会低落到两千万。刘秀皇帝营建的都城已经适用,也足够宏壮,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陌生人嗟呀感叹一番。两道河水在城东相聚,继续东流,汇入了一片黄浊奔涌的大水。这是黄河。大大小小的舟船从黄河里驶来,逆流到洛阳东城外。脚夫们扛下满船麻包,靠着这些远来的稻谷,上游的水碓才能终日忙碌而充实。 计吏 这是初冬的季节。清晨,靠近岸边的河水会结成一层薄冰,把几片落叶定格在上面,然后又消融在阳光里。对于一个农业王朝来说,这意味着进入了“农闲”季节,最多数的人可以从春种秋收的忙碌中解脱一下了。而王朝的另一面,“政治生活”,却随着转冷的天气活跃起来,征收赋税、兵员——新兵正在训练时,老兵们也在收拾行李准备回家。从游商小贩到村塾先生都开始出现了,因为他们大多数也是兼职的农民,秋粮入仓之后,才可以进入另一种生活或者消遣。于是,一列列有些怪异的队伍(至少在京城居民的眼里)从四面八方走来,汇集到洛阳城中。每个队伍都有一两百人,驱赶着几十辆牛或骡马拖曳的大车,也有少数女子混在男人群中,坐在车帮上,眼神里藏不住好奇。每个队伍都有自己的主管,令行禁止,旅行者们必须压抑初到新世界的探索冲动;他们都有自己的方言,对洛阳居民来说,有的方言很容易听懂,说明来自不远的华北各地;有些几乎完全听不懂,那就可能是遥远的边塞之民了。有些队伍甚至来自遥远的岭南热带地区,比如日南郡(今越南北部),在那里,有时太阳会运行到北天,投下的影子指向南方。季风吹着他们的海船飘向东北,在青州(山东半岛)弃舟登陆,然后换成大车,向洛阳赶来。 这些队伍的长官都是“计吏”。按照汉王朝律法,每个季度,每个郡都要把自己的运营动态呈报朝廷:财政收支账册、断狱判决文书、水旱晴雨簿和农作物的长势、民间杂七杂八的“谣言”(这不是谎言,而是百姓最近流行歌谣里反映的舆情)……年终这一次,最为隆重。每个郡的长官,都要选择一位最老练、忠心的下属负责此事。这位计吏的年俸——同时也代表行政级别——往往是“三百石”,他可能主管过本郡的人事、财政、公文、司法或者治安,对本郡山川、物产、民风、政情了如指掌,最好还懂一点古典的诗书学问,当然,还要去过京城,熟知当朝政要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府邸衙署。除了向朝廷呈报公文,接受皇帝和大臣的质询,计吏们还要非正式地拜访朝中的乡党,尽量为本郡争取一点优惠政策,计吏本人也能享受近水楼台的各种便利。王朝有一百余个郡(包括郡级的王国),所以,每到寒霜履冰的季节,一百多个队伍便从四面八方涌往洛阳城。本郡征收的钱粮赋税,有些留在本地,有些正在用车船缓缓运往京城,或者卸载在途中指定的官仓。但每个计吏队伍还驱赶着自己的大车,里面除了公文、行李,还有本地特产,作为制度之外的礼物敬献给皇帝,以及在朝中的乡贤。洛阳城位居“天下之中”,十二座城门通向王朝的各个方向,似乎昭示着皇帝和朝廷的君临天下,持平中外,无远弗届。但计吏队伍们都偏爱洛阳东南角的城门进城:南城最东侧的开阳门,和东城最南侧的耗门,十丈高的“双阙”如怀抱张开,城门楼让一切来客显得渺小。他们到达都城的第一件事,是向坐落在城东南的丞相府(东汉已经改称“司徒府”)报到,呈上各种文书,听候随后的安排。朝廷为各郡计吏准备的办事处和住宅,也设在洛阳城东南角,每个郡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宅院,“邸”,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街区,称为“百郡邸”。(上千年来,洛水改道,已经冲毁了汉洛阳城的南端,无处考古。所以很抱歉,我无法提供关于南城各种官署和百郡邸的更多信息了。)每到这个季节,洛阳的商贩和土产收购商,也在百郡邸的街道上招摇过市,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商机。
帝京 计吏们要约束好自己那些好奇心勃发的下属,同时也要给一点假期,让他们领略一下帝京的繁华、壮丽——严格来说,这些并不专属于洛阳城,而是属于皇帝和整个王朝,就连这些远道而来的计吏队伍,也是王朝行政和典礼必不可少的一环。帝京洛阳,只是这一切的总化身:从皇帝到万民。东汉洛阳城的布局,从西汉的长安城翻版而来:两座庞大的皇宫,南宫和北宫,坦然占据了居中最大的面积,其他的官衙府邸、民宅里巷、市场,只能凌乱而局促地安置在四边四角。在每一座城门下,大路都分为三股:最中间是“御道”——朝廷专用的快速通道,只有皇帝家族和朝廷机要人员可以在上面策马驰车。御道两侧,被一米高的矮墙隔开,才是万民的大道。每条道路都能容纳三辆马车并排行驶。路边种植着整齐的行道树,最多的是国槐,每年春天,无数绿色的小虫子从枝头悬丝而下,落在匆匆行人的肩上;入夏时开花,气味浓郁混沌,介乎于香和臭之间。还有很多榆树、柳树、杨树,飞絮落花,是洛阳必不可少的仲春景致。进入城内,大路被高峻的宫墙阻断,许多街道只能贴着宫墙延伸、转折。距离宫墙一里之遥,弓箭、弹弓都被严厉禁止。如果有人斗胆朝宫墙里射出一支箭,会换来一次刑场里的示众表演,他的全家老幼都将被流放到数千里外的蛮夷之地,或者,沦为那高大宫墙之内的贱民。南宫是皇帝日常办公的地方,一些最为机要的朝廷部门也设置在这里,北宫则是皇帝的后宫和后花园。一条东西向的大街隔开了南北两宫,但有全封闭的过街天桥(复道)沟通两宫,皇帝经常坐着宦官抬的简易小轿子(御辇)穿过复道,往返于两宫之间。偶尔,复道上面的小纱窗会打开一半,一双好奇的眼睛,偷偷窥视车马人流的大街。可惜距离太远,行人没法分辨那双眼睛的主人是男是女,不过最大的可能,它属于丧失了男性功能的宦官。因为复道内的警戒也由宫内宦官负责。 除了远远瞻仰一下巍峨宫阙,逛逛城内外的几个大市场,新来者也可能探索一下帝京巷陌里的狭斜去处,见识点比家乡高端的娱乐文化,积累一些更私人的记忆;或者,被不幸地敲诈掉一笔钱,他们会把这些归入另一个认知范畴,与庄严的皇帝和朝廷全然无关。当他们回到家乡,这些见闻会和朝堂那部分一样引人入胜。在洛阳,计吏们并非邮差一样的匆匆来客,而是要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农闲季节里,朝廷谋划的大事更多,这些各郡的代表,将参加很多重要的朝廷会议,他们代表各自家乡提供的各种咨询建议,都可能被吸收到朝廷决策中去。当然,计吏们的心情并不一样。赋税收入高于往年、治安良好的郡,计吏会格外意气风发,行动招摇;另一些人则只好低调一些。在新年的第一天,整个朝廷要到城北,参拜光武帝刘秀的陵墓,皇帝带领朝臣向先帝绣像叩拜行礼,然后各郡计吏走到最前方,向先帝报告本郡一年来的政绩、新闻。三百石的计吏们,才是这场新春谒陵大典的主角。皇帝、朝贵、王侯们都要充当陪衬。个别人因为表现得过于出色,甚至获得了朝廷任命的新官职。某年,在计吏们参拜朝廷的典礼上,皇帝忽然发现一人形貌英武,谈吐不凡,而且恰好尚未成婚。于是,这个人成了皇帝的女婿。还有更戏剧性的趣闻。某年,京城里出现了一种陌生的雀鸟,当朝宰相(三公)洋洋自得,说这是自己的政绩感动了上天,所以降下了神鹊之祥瑞,希望皇帝能给自己更多荣耀和嘉奖。这恰好是入冬季节,几位来自遥远西部的计吏认得这种鸟,在他们的家乡,这鸟根本没什么稀奇的。朝野上下为此开心了一段时间,以至老宰相有些纳闷,怎么皇帝、同僚们见到自己的表情都有些莫名的怪异? 太学 计吏和他的几位主要助手之外,其余的随行者们就清闲多了。其实随行而来的一些人只是公差们的亲朋,并没有公职,他们要借这机会去京城见见世面,进行一些私人社交或贸易。公差们有郡府颁发的因公通行证,随行人只能在各自的属县办理因私旅行证明,里面写着他们的乡贯、年龄、体貌特征、旅行事由和路线。他们也要自己承担旅行开支。跟着计吏队伍,能让他们多一些旅伴和安全感。但百郡邸不能向他们提供食宿,必须另找安顿。于是,他们融入了京城里的同乡圈子,这是一个更民间的世界。有些年轻人来京城求学,他们已经把本地乡塾先生的学问榨干了,四顾茫然,想聊聊诸子百家、文韬武略,也找不到合格的对手,只能到京城深造。王朝的最高学府太学,在洛阳城外的南郊,能看到南边洛水上的点点帆影。它紧挨着观测星象、解读上天旨意的灵台,说明王朝的意识形态和天道高远可以相提并论,神圣尊严;也意味着一旦战乱来临、坚壁清野,这里是可以放心舍弃掉的无关紧要之地。太学里有讲授儒家经书的“博士”(今天应该叫教授),大都是花白胡子的老儒,他们有分工,每人只能钻研和讲授一本特定的儒家经书,有朝廷俸禄,六百石,和中等县的县令同级,但编制人数从未超过二十个。求学的年轻人没有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资格考试,他们必须自己承担食宿开支,以及给老师的学费。所以学子大都来自小康之家,有些甚至有奴仆伺候。当然,朝廷也会用某种方式表达对文教事业的支持,比如给太学建造免费的宿舍。到东汉后期,官建宿舍多达几千间,再加上周围赁屋而居的学子,太学社区已经扩张成了一个约三万人的繁华市镇。汉朝没有开科举考官的制度,这些学生借读书当官的意图并不强,学成之后,一般是回乡继续之前的生活,或者自己开办上一个小学堂。但伴随着东汉承平日久,攻读过儒家经书的人开始形成松散的社交团体,越来越关心当朝政治,并想把声誉高的“自己人”簇拥到显赫职位上去。年轻人到太学不仅是求学,也是融入到这个评论和干预朝政的氛围之中。有人到太学只是探亲访友,而非求学。在三万人的陌生城镇里打听一个人,好像不是那么容易,但在传统时代,同乡永远是最稳定的社交圈子。来访者可以先打听某州人集中的社区(王朝共有十三个州),然后是某郡、某县,熟悉的乡音越来越浓,最后是亲人相见。在京城,订做衣服是有点奢侈的消费,家人手作的衣服,永远是在外的游子们最常收到的,绵往往絮得比实际需要厚(除了岭南,这时还很少有棉花,充当棉絮的往往是蚕丝或麻纤维)。探亲者还会替一些同乡学子捎来家书,写在竹简木片上的寥寥数语,收信人能够阅读,但发信人往往是文盲,只能请人代笔,报平安、程式化的问候语言,实质性信息往往只有一两句。在更早的西汉朝,太学规模还没这么大,但西汉都城长安的驻军更多,专门有一部分从外地各郡分派到京师的驻军。每年冬间,是新老兵换防的热闹时节。为了答谢外地士兵们一年来的辛劳守卫,朝廷会安排他们观赏京师年节的盛大表演,皇太后或者皇后往往是劳军的最高代表,她们不仅代表皇帝,还代表了京城居民和普天下的女性。东汉实行了相对收缩的财政和行政体制,京城一般没有外地来的军队,洛阳和周边几个郡征召的士兵就够了。还有些外地来客的目的地,是更加神圣的去处:皇宫。 深宫 关于皇宫里的一切,流传着很多神奇的传说。想象皇帝用金镢头刨地的乡间愚民不必说,就连位极人臣的宰相“三公”,也对朝堂背后的情况不甚了了,更不用提女眷云集的北宫那边。西汉的时候,皇帝会特许个别官员“侍中宿卫”,伺候皇帝的起居,清谈解闷,陪玩一些俚俗的游戏。但东汉中后期,这都成了宦官的专利。除了皇帝,几乎再没有体质正常的男人能进入后宫。偶尔有对皇帝犯言直谏的大臣,上书说皇帝蓄养了数万佳丽,难免淘空身子和国库。其实哪怕在东汉最繁荣的后期,后宫的宫女和宦官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万人(导致东汉解体的最后一次都城内战暴露了这个数字)。没办法,那是一个属于阉人和美女的隐秘世界,它的各种名单账册,由皇帝最信赖的宦官掌管,士大夫哪怕位极人臣,也不可能瞟上一眼。汉代的这些宦官和宫女,多来自王朝人烟最稠密的华北腹地。来自边远地区的极少,乡党关系排斥陌生的口音和习俗。这和后世的明清很相似(京九沿线的雄、霸、任丘地区,是明清宦官的主要产地),又和唐代完全不同(主要来自岭南)。这个宫墙内的隐秘世界,对文官集团抱着虚与委蛇的谦恭,同时谨慎保持着距离。它自身没有繁衍人口的能力,必须靠外界补充新人,有些男女因为犯罪或连坐“没入掖庭”,成为宫墙内的终身苦役,但这还远远不够。乡党关系悄然联通着宫墙之内与乡土世界。于是,每年都会有后备新人从各地悄悄送来,他们多是些家计贫寒的少年男女,和宫墙里的某位长辈有书信联系。计吏的旅行队也乐于带上一些这种同乡,毕竟,这些人日后可能成为有用的人脉资源。进入京城之后,这些人会打听摸索到高大宫墙之下某个不起眼的小侧门,报上某个名字,守门的士兵就不再驱逐他们,传话的小宦官会引来那位多年不见(也许之前从未见过)、在故乡有着诸多神秘传说的同宗长辈或乡亲。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他(她)们的户籍就在家乡永远注销,归入皇帝伟大光辉之下的阴影世界:掖庭。也许若干年后,家乡父老会流行起关于他们的传说,而他们的晚辈也会慕名前来。 孝廉 跟随计吏进京的,还有一种人:孝廉。他们是每个郡推荐给朝廷的后备官员。从字面理解,它包括两种人,孝子和廉洁的小吏,但多数还是郡里的各种小官员,因为得到郡太守的赏识,获得被推荐到朝廷的机会。汉代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从这个渠道出身的。(一个郡里只有两三位朝廷任命的正式官员,其他的,都是太守在本地选拔的低级吏员,朝廷不过问。)每年,每个郡有推荐两名孝廉的指标(和美国每个州的参议员数一样),但这只是平均数。各郡人口相差悬殊,孝廉指标和人口挂钩,所以最大的郡每年能推荐五个孝廉,小郡则每三年才推荐一人。这一年,沛国(郡级王国)的计吏队伍进入京城了。他们到洛阳只有约三百里,走从容一点,途中要歇宿四五天。一位骑马的年轻人颇与众人不同,他有价值不菲的车、马、鞍辔、衣装和用品,有见过世面的老练仆人——这主仆,显得对进京一路、乃至京师都过于熟悉,没有任何新奇、紧张、期待之感,也懒得向旅伴们炫耀;这是一种慵懒的世故与高傲,专属于京城高官家族出身的年轻人。他就是曹操,今年本郡国的孝廉之一。曹操的家乡,是沛国的谯县,但他在京城里也有家,他的父亲曹嵩,正是当今朝廷里两千石(郡太守级)的高官,少年曹操在京城生活的时间,可能多过在谯县。但他父子的户籍地还在家乡,所以曹操入仕仍要用沛国的名额。对于曹嵩来说,给儿子谋这么个出身很容易。曹操家族的显赫,从他祖父一带开始。曹操与(名义和法律意义上的)祖父曹腾并没有血缘关系,那是个早已过世的宦官,忠顺恭谨,当年深得先帝信赖,表现就是他获得了“亭侯”的爵位。对于文臣,即使官至“三公”,也未必能获得这种世袭爵位。老宦官曹腾是谯县人,于是从家乡找了个叫夏侯嵩的年轻人,过继成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继承人,这就是曹操的父亲,曹嵩。曹嵩继承了这位宦官父亲的谨小慎微和见风使舵,眼下正官运亨通(虽然我们不清楚他此时是什么官,但他后来还升到了“九卿”和“三公”,朝中个位数的顶级高官)。知道了这一点,就能理解,为什么今年的二百来位孝廉之中,曹操几乎是最年轻的。当然,如果家族更加显赫,也不必走孝廉的入仕途径,比如曹操的朋友袁绍,就可以直接到皇宫担任郎官,不用和同乡们争抢那有限的孝廉名额。 同一年被举荐的孝廉们,互称“同年”,会形成一个社交圈子,这和后世科举的“同榜进士”很像。熹平三年(174年)的这些同年孝廉们,一道参加了朝廷安排的诸多活动:司徒府组织的一场考试,内容是儒家经书或朝廷律令二选一,试题并不难,一般是要求默写出一段经书原文,或按标准格式写一篇政府公文,它并非选拔性考试,只是确保新孝廉们不会过于不称职。然后是参见皇帝,聆听三公等高官的欢迎讲话,参观朝廷和各中央官署,见识一下最高行政中心的运作过程……代表皇帝招待这些新人的,经常不是司徒府官员,而是更接近皇帝的代表:尚书和尚书郎,他们品级不高,但谈起和皇帝有关的信息来,显然比司徒府的人更胸有成竹。这会让有些从远方来、没太多行政经验的孝廉吃惊。因为在民间的版本里,以丞相(司徒)为首的三公才是最高的大臣。有人私下准备了长篇大论的“万言书”,要择机上呈三公甚至皇帝,显示自己的经世济民才能,和匡正天下的道德雄心。曹操等人对此报以无言的轻蔑。公开表现得过于热衷“政治”,大谈政治的那套“显性”规则,梦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在官宦子弟看来,这都是不入流的乡下人。朝贵子弟更喜欢在酒席娱乐中聊起各种内幕和潜规则,而且应该是漫不经心的。 西人之子 同年孝廉们还有一系列联谊的饭局酒会,互相宴请,大都在各自的郡邸内举办,这里有各地不同风味的食材和厨师手艺,算是京师里难得的盛事。(相比之下,计吏们不敢这么公然的隆重结交,因为王朝对于官员“结党”有诸多禁忌。)对于曹操这种在京城长大的显贵子弟,这些活动倒更有吸引力,大家在朝堂官署里面,互相看到的是作为士大夫官员的共性,而这些交际宴会上,看到听到更多的是各地方的特性。曹操眼里,这些同年们不仅土气,年龄上还基本都是他的父辈。但他们仍能带来新鲜感。生长在京城的二十岁曹操,本来已经觉得世界和未来没什么新鲜了,但这些鬓发开始花白的同年们,却一个个对事业前途充满希望。因为他们谈起了各自家乡的民风、政情,王朝幅员辽阔,各地居然如此不同!岭南迟钝的乡愚们需要教化;海船因风暴倾覆过多,通往淮河的水路亟需整治;辽东部落似乎又有离心的动向;冀州(河北)诸郡有人遇仙得道,善治各种疾病,且训导民众有方,可助朝廷教化,但也有人说他们是邪教……江南吴郡(今苏州)的孝廉带来了新的故事:一位自称“阳明皇帝”的妖贼聚众数万,横行江浙两年之久,今年刚刚被本郡的武官讨灭了,据说这位武官十七岁时,曾经独身击退了一群海盗,太守正为他申请朝廷嘉奖,也许能获得一个县长任命。可惜他生在江南偏荒,无可用武之地,注定沉迹下僚,如果在北方长城线上,他肯定能建立封侯功业!他的名字叫孙坚。 各位孝廉之中,有一位来自凉州金城郡(今兰州)的韩姓老者,他带着儿子来到了京城。曹操对这对父子颇有兴趣。因为在东汉人眼里,凉州(今甘肃、青海)屡次发生大规模的羌人叛乱,是最为动荡危急之地。百年来,大规模西羌战争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每次都耗时数年,甚至十几年,师老兵疲,靡费钱粮。最危急的一次,羌人兵锋距京师只有百里之遥。就在五年前,朝廷刚刚平定了一次羌人叛乱,战争耗时三年,开支数十亿钱,而这,还是几次西羌战争里打得最顺利的。年轻的曹操血气方刚,一直把这次平羌的将领段颎当做偶像,幻想再发生一次和西羌的大战,自己能挂帅出征,得胜封侯——曹操注定能继承祖父和父亲的亭侯爵位,但靠战功可以提升爵位,比如变成乡侯或者县侯,这是最稳定的经济收入,更是荣耀。东汉人常说,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生活在西部边陲的人,肯定是长于弓马的豪杰人物。但韩家父子,以及凉州诸郡来的计吏等人,似乎都不是京城人想象中的嚣张武夫。他们的口音似乎有点鼻塞,语速稍慢,思维和表情似乎也有点迟钝,坦诚而少戒心。也许,这就是所谓西部“忠厚长者”的样子?曹操这么宽慰自己。给曹操印象最深的,是韩氏父子对皇帝和朝廷的赤忱之情。曹操在京城官宦之家长大,对政界各种内幕丑闻早耳熟能详(甚至包括从今上到各位先帝的很多私生活不宜公开之事)。朝廷就是个官场,是金钱、欲望和女人,腐烂又堕落,急需一场风暴来洗涤。这几乎是京师人默认的天经地义。但在韩氏父子心中,朝廷就是一切正义、人伦和秩序的化身,是万民的生活准则和精神归宿。他们难以容忍任何对朝政内幕的小小揭露,努力而笨拙地试图做出另一套解释。数百年后,杜甫那句“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更接近韩氏父子这种极具向心力的凉州人。也许,西部的汉人生活在羌人的威胁之下,才会如此仰赖朝廷,以至于把它看做精神的寄托吧。曹操暗想。无论如何,韩氏父子带给了曹操一个全新的西部世界,他们讲述的羌人,甚至也不像内陆人想象的那样青面獠牙,而是一群倔强而淳朴的化外之民——似乎是对这个堕落都城的一个遥远的嘲讽。新孝廉们的人生刚刚开始。 若干年后,西部再次发生了羌人叛乱,或者说,羌人和当地汉人的联合叛乱,老韩孝廉那时已经去世,儿子韩遂居然投身其中,成了一位重要头领。这消息让曹操惊骇莫名。西部到底发生了什么?韩遂到底经历了什么?叛军一度攻入关中,威胁潼关要塞。曹操在想象,如果是自己挂帅西征,在阵前遇到韩遂,又会如何?再若干年后,天下分崩。曹操掌控了汉献帝的朝廷,是名义“汉朝”的丞相,他带兵西征平叛。而韩遂,彼时已经成了西部叛军的最高统帅。两军阵前,剑拔弩张,万众瞩目,铁马踢腾。两人策马相见,须发都已皓白如雪。居然谈起了三十七年前在洛阳百郡邸的酒宴,已经作古的韩老孝廉,那一年风流云散的故人旧友……唏嘘,开怀大笑,远处的军将们看不到两人眼角飘零的泪滴。洛阳一别那年,多数士兵们还没有出生。随后,韩遂军被曹军打得落花流水,作鸟兽散。 那时的洛阳城已经不复存在了,它被董卓将军的一把大火烧成了灰烬瓦砾堆,然后变成了残破城墙环绕的莽林。到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时,已经大规模重建了洛阳城,但洛阳城外的莽荒丛林仍然无法耕垦,倒方便做了皇帝的猎苑。魏明帝甚至有发展野生牧业的想法,等郊外丛林中的野鹿繁衍多了,调动军队进行一场大规模围猎,应该可以获得几十万只鹿,全国一年的军粮不用发愁了。但有大臣报告:有各种肉食动物在和陛下争夺资源,洛阳郊外生活着约“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这些肉食动物每年猎杀的鹿约十二万只……(《三国志·魏书·高柔传》)一个人的寿命里,可以经历一轮重大的山河改易,王朝兴衰;但他的心灵,承载不起冲击、摧残。过多过频繁的变故,只能造成麻木和沉沦。在汉末战乱里,一位将军和部属们只能靠人肉为食,而在进入洛阳相对承平的岁月之后,朝廷同僚们喜欢在他的马鞍子上挂满骷髅来取乐……这里讲述的历史,是国人曾经历的事实,用生命写成的史书,包括年轻的曹操,见证他长大的洛阳城。三国演义家喻户晓,百家讲坛妇孺成诵。但它们,他们,她们,似乎从未真正讲述给公众,给社会,给你。我们还不急于讲述那个莽荒而凄美的乱世洛阳。我们将从她安闲富丽、物欲横流、踌躇得志的盛年开始。正如你的眼睛从屏幕上移开,看到的这个安闲富丽、物欲横流、踌躇得志的美好世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