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岸
一九七四年春未夏初的一天，我下乡后回到区里。刚刚开完会的区委书记陈世喜就叫通讯员把我喊到他的宿舍兼办公室。
“陈书记。找我吗？”我在房门上敲了两下，推开门，进了屋。
陈书记放下手中的文件说：“是，请坐。”
“有什么事吗？”
“区委刚刚开了一个会议，为了加强宣传工作，决定把你的工作变动一下。就是由会计辅导员调任宣传干事。事前，我们已向县委组织部写了报告。县委组织部的意见是区里一般干部的调整由区委决定，报组织部备个案就行了。你也知道，宣传是一项重要工作，应该说是这是区委对你的信任。有什么想法，请谈谈。”
“如果区委决定了，作为一个干部，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如果没有做出决定，只是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我学的专业是农业经济，还是搞经管工作比较适合。宣传工作，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还要从头学起。”
“你是大学生，区里的什么工作搞不了。区委已经决定了。你表态吧。”
“既然区委已经做出决定，毫无疑问，我应该服从。只是希望领导今后多多关心和支持我的工作。”
“好，我欣尝你的直率。现在你到宣传委员那儿去一下，具体工作内容和要求，由他向你交待。”
从陈书记办公室出来，我直接来到区委宣传委员的办公室。宣传委员姓冯，四十多岁了。他长得肥头大耳，尤其是那高高隆起的腹部，不堪忍受的重负使他走起路来象一只肥鸭一样左右摇晃，格外引人注目。在当时的厦铺区干部中，瘦子较多，胖人也有几个，但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么胖的。他的爱人却是个瘦小的女人。两个人走在一起，真有点像一对搭配巧妙的相声演员。区委干部常常以此开他（她）们两口的玩笑，说他的爱人是被他压瘦了的。有些和他年纪相仿的人甚至还要他晚上特别注意，不然，把老婆压坏了，闹出人命案就不得了。说得周围的人捧腹大笑。他听了也只是笑笑而已。他的爱人在区供销社工作，夫妻两人住在区里，不过是另起炉灶，单独做饭。当时夫妻俩人都住在区里的还有区革委会主任张才千。张主任在我离开厦铺前，调到县水利局当了局长。
冯宣委待我坐下后说：“陈书记找过你吧？”
我点了点头回答说：“是，我从他那儿一出来就到你这儿来了。现在你是我的直接顶头上司了。我是来接受命令的。”
“你是大学生，今后我们一起工作，别来那么多客套话。”
“领导就是领导，这个分寸我是会把握好的。”
“好了。区委研究的意见是，你的具体工作就是负责搞好全区的宣传报道。近年来，我区的宣传报道工作落后了。听说，你的文学功底较深。这样，把你的工作调整一下，有利于更好的发挥你的特长。我想你会满意的。”
“还是我刚才对陈书记说的那句话，组织决定的事，坚决照办。请冯宣委说说对我的工作要求吧。”
“对你的工作要求，也是区委研究的意见，概括地说就是三点。一是自己要带头写稿。二是要把厦铺的宣传通讯队伍带好。三是关于宣传方面的其他工作，要配合做好。当然重点是宣传报道。你把手中的经管工作向沈昌武移交一下，然后先考虑考虑，拿一个宣传报道工作方案。我想最近要召开一次全区通讯员会议，交流经验，明确任务，开展竞赛，争取这项工作有一个新的起色。”
“那我就先做准备。我想这段时间，一是作好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二是把手中的工作安排好后抽点时间到各公社跑一跑，摸一下有关的报道线索。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可以。发挥宣传报道队伍作用是少不了，要把区里的报道工作抓上去，拿出一些有分量的报道文章，我看还得要你亲自动手。”
“我想下去跑一趟，也是这个意思。”
“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了。”
得到我调任宣传干事的事后，沈昌武站长立即找到我，表示了莫大的遗憾。我对他说：“怎么说调就调了。你当站长的，事前你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啊。”
“别说冤枉话了。我也是刚才知道。正要找你哩。”
“要调你的人，怎么不在事前跟你说一说呢？”
“我这个站长是只管工作不管人。管人的是区委和县委组织部。现在我也很为难。不给县经管科讲，县经管科要说我。说吧，区里就会说我到县里告状。再说，我也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
“我的想法，也是我早就对你说过的。我学的是经管专业。还是搞专业的好。现在说这个也没有用了。”
“我就是忘不了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们的配合是令人难忘的。”
“说内心话，我特别怀念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日子。好在今后还是在一个区里工作，早晚相见，就是下乡也可以一起哩。”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再说，我俩之间无论工作怎样变动，朋友关系将与青山同在，与时俱进，更加亲密。你说是不是？”
“好！”沈昌武站起身，我俩象是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紧紧地握着手。
说内心话，几年的行政干部生涯，习惯了那种背着挎包走村串户，调查研究或者直接驻队，与农民打成一片的生活。早就不动笔杆子了。搞宣传干事，虽然还是要和群众打交道，但要以笔杆子为主，不动笔是不行了。真到了拿起笔来的时候，就感到这支小小的笔杆似乎有千斤之重。有时将墨水灌了又灌，烟抽了一支又一枝，还是写不出一个字来。有时在材料纸上写出不到一行字，就觉得不满意，撕了再写，直到写了撕，撕了写，一大本材料纸差不多撕光了，还没有写成一个字。坐在书斋里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走，到群众之中去！
正在这个时候，区委办公室谢质彬干事告诉我一个关于山明大队民兵组织狩猎保护庄稼的情况。这是一个很好的报道题材。新闻讲究的是一个快字。第二天，我的第一站就来到翠屏公社。在翠屏公社团委书记戴绍才的陪同下，当晚赶到了山明大队民兵连长家里。民兵连长是我的老熟人了。说明来意，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他们民兵连组织民兵狩猎护粮的前因后果。我边记边想，百闻不如一见，今天晚上就和他们一起到大山上度过一晚，体验体验。在山区工作了多年，我知道对农民种在山上庄稼危害最大的是野猪。野猪对庄稼危害的时间一般是在夜晚。当我说了自己的看法，翠屏公社的小戴和连长无论如何不让我晚上和他们一起去。但经不住我再三坚持，他们只好同意了。
吃罢晚饭我和民兵连长、小戴以及另外三个民兵一行五人踏着月光上山了。七弯八拐，走了上十华里上山路，大约花了两个多小时来到生产队位于大山腰上的红苕、玉米地头。连长告诉我，这里有两大块前两年生产队新开垦的山地，早开的那一块地里种的是玉米，后开垦的这一块地栽的是红苕。附近还有其他几个生产队的山地。山地里生产的粮食约占全大队一年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一多。就是有了这些山地粮食的补充，社员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每年人平还要吃国家供应米二百斤左右。我说这样挖下去也不是办法，总得要想点其他法子嘛。他们说，谁说不是啊。新挖一块地，一般第一年种玉米，第二、三年种红苕，到第四年，顶多不超过五年，土壤就被雨水冲光了，不能再种了。又得另找一片土壤肥沃、深厚的山场重新开挖。我知道重新开挖，就又是用老办法，在山上放一把火，把茅草乃至已有树木全部烧掉。这也就是过去我们从书本上知道的所谓刀耕火种。我说像你们这样年年毁林开荒种粮，不是把大山越挖越穷吗？民兵连长说，现在只能这样了。好在我们的山场面积大，祖祖辈辈都这样搞，还不是过来了。我“啊……”了一声，能再说什么呢？
在这山上的两大块山地中间早已搭建起了两个哨棚。所谓哨棚，其实是就地取材，用新砍的四根大树干埋在土里，竖立起来，在树干一人多高的部位用小树绑扎，再在小树上摆上一排密密麻麻地杂木棍，铺上茅草，就是床铺了。然后在床铺以上三尺多高处用杂木棍、茅草搭成防雨的草棚子。哨棚一般建在山地的中心。人在棚上，整块山地就可以尽收眼底。一个哨棚一般安排四人，两人一组，共分为两组，一组到地里巡查，一组在棚里休息。到时轮换。民兵连长对我和小戴说，你们两人就到棚里去休息吧。照看庄稼的事就不要管了。我说，既然已经来了，就按照你们的老规矩，也是轮流值班吧。民兵连长再三说，你们当干部的，能和我们一起半夜三更到孤零零、阴森森的山上来就很不错了。还能要你们和我们一样吗？我说，别客气了。你们民兵一个夏天和一个秋天晚上都在山上过，要说苦，那才是真正地吃苦哩。我们顶多也就个把晚上，还有什么可说的。民兵连长接着说，那就这样吧，你们两人先休息，我们去转一转。到时来喊你们。我说，要说好罗，不要到时忘了喊我们啊。民兵连长笑了笑说，忘不了的。
这天夜晚的天气晴朗，月亮刚刚升起，在皎洁的月光下，大山蒙蒙胧胧的一片。抬头向山顶望去，闪烁的星星就像搁在山顶上一样，离我们特别地的近。这里树木不多，听不到松涛和山涧的流水声。只有不时吹过来的轻风，吹动山地里的庄稼和山上的茅草，发出一阵蟋蟀的声响。小戴才二十一、二岁，也许是年青人瞌睡太多的原因吧，他早已躺在茅草上，在盖着的民兵连长带来的夹被中睡着了，发出轻轻地鼾声，为夜晚的大山增添了一个新的音符。我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在躺在哨棚里的茅草上睡着了。
“叭、叭……”，几声**响，把我从梦中惊醒。我迅速翻身起来，拿起身边的手电，跳下茅棚，向**响的地方奔去。连长和一个民兵在红苕地头打着手电筒不断地照着、找着……对面山头传来了问话声：“打着了吗？”这声音在茫茫的夜空中回荡。“打着了吗？打着了吗？打着……了……吗”从四面的山峰反射到我的耳鼓。
“让它跑了。”连长放开喉咙朝发话的地方回答了一声，又是绵绵悠长的回声。
我跑到跟前问连长：“怎么样？”
连长说：“怎么起来了？”
“我已睡了半天了。刚才打的是野猪吧？”
“是，可惜远了一点，打偏了，让它跑了。”
那个在前面民兵说：“你们快来看，这儿有血迹！”
我和连长跑到跟前一看，啊，真的是野猪血迹！三个人顺着血迹向前找去，走过地头，进入茅林，再向前路难走了，血迹也不太清楚了。又找过一段，血迹也寻不着了。我说等天亮了再说。连长说好，今天野猪不会来了，走，安心睡觉去。回到茅棚，小戴才醒。好一个贪睡的家伙！连**声也没有惊醒他。我对连长和那个民兵讲，你们搞了大半夜，睡吧。再由我们来守。连长说，你们也休息。刚刚的**声惊跑了野猪，至少一个星期，野猪不敢到这块地里来了。不需要守了。刚说完他就呼呼大睡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们沿着血迹即沿着咋晚找过的线路，向前找了一段，直到山涧的溪水边血迹失去了踪迹。我们回到村里。当天回到了厦铺，写了一篇短文，被咸宁报刊登了，湖北日报也发了一个短讯。
到了夏季，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在批林批稍稍沉寂一段以后又闹腾起来了，说是批林批的深入。这一段又是评水浒，又是评法批儒。县委办公室通知在县委党校开办一个评法批儒学习辅导班。区委安排各公社派一个人，区里派一个人参加学习班。我是区委的宣传干事，负责带队工作。公社去的都是团委书记，只有林上公社是妇女主任兼团委书记。学习时间为一个星期。厦铺区一共有八个公社，去了九个人，八个男的，一个女的。我已在厦铺工作两三年了，和他们都认识。行李当然是自带的。那时到县城参加三干会和驻党校、参加各类培训学习都是自带行李，只有平时开会才安排住招待所。这次住在县委党校。我们八个男的被安排到一个房间，开的是通铺。这里既是住宿之地，也是分组讨论的地方。七天时间，每天安排半天听课，半天讨论。那时的讲课都是照本宣科，讲的都是上面下发文字材料上的东西。讨论也无非是把辅导材料上的话复述一遍。枯燥无味的讲课和讨论，往往叫人听了引发睡意。好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自由安排，为我们在学习班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乐趣。每天下午一吃罢晚饭，参加学习的学员就三三两两一起外出散步。对于长期在地广人稀工作的青年干部来说，进一趟县城是不容易的。今天又能够有时间穿越县城的大街小巷，悠闲地领略城镇风光，自然别有一番情趣。
党校七天学习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回到区里，我把听到的东西加以浓缩，向区委作了一个汇报，就算完成了任务。评法批儒的始作俑者么也想不到在农村，农民和干部关心的是田里的庄稼，大会小会讲的评法批儒不过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谁会有多少兴趣呢？不过我的宣传报道工作又有了一个新的“筐子”。这样的报道稿充满了大小报纸和广播。远在江南的信息闭塞的山区，当时并不清楚隐藏在评法批儒背后的真实动因和目的。还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才知道，原来这场斗争的矛头是直接指向周恩来总理，为实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而精心筹划出来的。谁都知道，周恩来总理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以其雄才大略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其大公无私坦坦荡荡的胸怀和纯洁无暇的人品在全中国人民的心中树立了举世无匹的总理形象。四人帮阴谋以攻击周恩来总理而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真正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最后的结果当然免不了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到了金秋十月，天气凉了。我得到山界公社出了一个热爱集体的老饲养员典型的信息，决定进山一趟，同时也好及早了结我要看看又一个深山老林风貌的愿望。山界公社与翠屏公社相邻。从厦铺到山界必须经过翠屏。还是我在翠屏工作的时候，多少次登上山峰，抬头远望东南方，与天际白云相接的是逶迤起伏，连绵不断的群山，人们告诉我那里就是山界公社。山界山界，顾名思义，就是以山作界。那里是湖北与江西的分界线。到我担任宣传干事时为止，还未到过江西，作为在湖北最南边紧靠江西工作的我也只是在翠屏工作上金山时看到过它的一角。多次盼望到山界去看看那两省交界的群山。
从厦铺到山界公社，只能步行，起早睡晚，也要两天的时间才能到达。我计划用五天时间完成这次任务。第一天吃罢中饭出发，下午五时多才赶到翠屏，当晚在翠屏住了一晚，第二天带了一点干粮，一大早出发，一路上马不停蹄，到很晚才赶到了山界公社。第三天在公社团干小魏的陪同下，先是沿着那崎岖的山路，经过一个叫芦家坪的村子，再拐上山路向一座山峰翻去，到了山顶就是下山。一直下到山脚，越过溪流，又拐向另一个山冲，然后又是上山，到了下午一点多，才达到位于太阳山腰的黄金大队。半天的山路，除了在芦家坪碰到一些农民外，在其他路段只遇到两个行人。这才真叫人迹罕到的深山。我问过陪同我下队的小郑，在哪座山上可以看到江西？他说那要到太阳山顶上。我听了感到深深的遗憾。
黄金村和翠屏公社的金山村差不多，也是依山而建。不过，这里的山比金山要高得多，陡得多。村前村后，见不到金山村那样的平地。除了看得见的几处山洼里生长松树、杉树和毛竹外，大片、大片的山场是陡峭的荒山。从我们进来的那个山口往上是从大山脚流下的一条溪水。溪水两岸没有外面常见的那种狭长的小平畈，有的只是窄窄的梯田，间隔梯田的田埂高十余米。大多数地方是那些陡峭的山坡直插到溪水旁边。黄金村也很少看到外面那种青砖黑瓦房屋，绝大多数农房是茅草房。站在村头远望四周的群山，看到的是它们在太阳照射下反射的跳动着的金黄色的光芒。别说人在沟底，就是在这半山腰之上，看到的只是四围几乎连在一起的大山，它像是一个女人的手镯被锯开一个小小的缺口一般。那缺口就是该村通往外面世界的山口。怪不得人们称它为太阳山，不是吗，在太阳山西的人每天看到太阳就是从这座山里升起，而在太阳东面的人看到太阳落到这座山里。
山河的雄伟壮丽，是留给外来人欣赏的，它给住在这儿的农民只有贫穷和落后。当我们走进农家时，呈现在眼前的只有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时冒烟的火塘，被薰黑得发黑的土砖墙壁，零散摆放着的发挥椅子功能的树墩，棱角不全的木桌，挂满屋檐的苞谷、红苕藤、花生梗。卧房的陈设也是十分简单，被烟薰黑的补了又补的蚊帐，像砖头一般的被絮，补丁连着补丁的被面，以及挂在墙边尚未烧尽的松油节，这是他们晚上用以照明的替代油灯。
人们常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随乡入俗。”到了这里就要和他们一样生活。我们虽是区和仇视干部，到了这里也只能和他们一样，就着那缺盐少油的蕨菜，吃着那些刚刚从山地里挖回来蒸熟的红苕和稀得可以照出人影的苞谷糊糊。在这里吃大米饭只有等到过年。全大队不产稻谷，要吃米只能到公社要点换购指标，再挑着那些晒干的苕干到远在百里之外的厦铺区粮管所里去换。一百斤苕干换三十斤大米，一个来回少不了三四天时间。越是穷的地方待人偏偏越是客气。不是他们舍不得给我们吃好的，实在是他们没有啊。当然就是他们做了，我们也不会去吃。虽说我在这个山区的生活也很艰苦，但毕竟与他们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区别太大了。
吃罢中饭，我们和大队支书找到了那个饲养员的家。老饲养员姓冯，腿子有点跛，人称冯跛子。他家世代贫农，解放前长年累月地给别人打工，犁田、整地、割谷、插秧、砍树、伐竹，架木、放筏，样样干过。一次挑东西下山时不幸摔倒，顺着几十丈高的悬崖向下滚去，幸好被一棵小松树挡住了，方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只是腿子发炎，又没有及时治疗，好了以后成了残疾，落下一个跛子的称号，从此人们以跛子相称，时间一长，倒把他的真名给忘了。就连生产队的账薄上写的也是冯跛子。冯跛子有三个儿子，分了家，他和他近六十岁的老伴一起相依为命。由于他的腿子跛，年纪又大，下地干活不方便，生产队就安排他当了饲养员。别看这里山场面积大，牧草多，但山高坡陡，稍不注意，牛坠落悬崖，问题就大了。在这里放牛不是一件轻松的活路。然而他真的是一心为着生产队，把交给他养的五头牛养的个个膘肥体壮。每年的秋天，他总是一边放牛，一边割草，等待草晒干以后挑回家来，留作牛的冬季饲料。
我们到他家时，还看到他去年秋天他收回的尚未用完的牧草。他说：“这些牧草过了一年，不能用了，只能作柴烧，今冬明春的牧草要重新准备。”
我问他：“听说有一头母牛不给小牛奶吃，差一点死了，你是怎么救活那头小牛的？”
他阚厚地笑笑说：“这点小事，不值得一说。”
“是这么回事。”大队支书指着身边的那头母牛，接过话题说：“今年上半年这头母牛生了小牛崽，但就是不让小牛吃奶，小牛上前，它就用脚踢。没有办法，挤牛奶喂，喂稀粥。就这样，小牛越来越瘦。这可急坏了他。后来，他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小牛要吃奶时，拿几根绳子把母牛的四只脚绑住，不让它踢，事情就解决了。你再看这头小牛现在长的多壮！”
我听着大队支书的叙述，看着眼前的小牛，的确被这大山的一个老实阚厚又一心为了集体的农民精神所感动。
回到区里以后，我写了一篇通讯，先在区广播站播了，后来送到《咸宁报》、《湖北日报》，被报纸编辑删改后总算是发表了。没有辜负这次深山之行。
到了冬天，又是农业学大寨大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时候了。此时，县农办经管科知道我改行搞宣传干事，先后找到县委组织部和厦铺区委，点名要我作经管工作。区委就对我说，你既搞经管工作，又兼宣传干事，把两件工作都抓起来。一只手难以抓起两条泥鳅，这是最简单的道理，特别是搞经管工作就要到大队小队去现场指导财务清理和核算分配，搞宣传干事就要深入基层调查找典型，写稿子。都是十分细致又花时间的工作。区委说了，不能不办。我就以经管工作为主，以宣传干事工作为辅。在宣传干事工作上只是后来办了一个全区通讯报道员培训班，参加了县委宣传部召开的几次会议，又写了一些宣传报道稿件。就一心转入经管工作了。
我没有想到，到了第二年的春天，一纸调令使我离开了这个叫我留下多少情感纠葛又无限怀念的地方，到五十里外九宫山脚下的河畈公社去担任公社经管站副站长，又去重新结识那些我不认识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