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静逸阅读

《资治通鉴》中记载，周赧王二年（公元前313年），为了瓦解齐楚联盟，秦惠文王派张仪出使楚国。

张仪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纵横家，极为擅长游说之术，他是怎样说服了楚王和齐国断交的呢？

（张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嫁女娶妇，长为兄弟之国。”楚王说而许之。

意思是说张仪答应楚怀王，只要能跟齐国解除盟约，就让秦王把商於六百里的地盘割让给楚国，并且和楚国联姻。

楚怀王一听，这条件可以啊，值得和齐国翻这个脸，就欣然答应，马上和齐国断交。

楚怀王是个实在人，他没想到张仪会说话不算数。这边楚怀王和齐国断交，把齐国使者也赶回去了，那边张仪回秦国以后，再也不提割地的事了，好像这事从未发生。

楚怀王也是实在的可以，他没觉着张仪把自己骗了，反而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和齐国断交，是不是做得还不够彻底？

他找到一名叫宋遗的勇士，冒充宋国的使节到齐国，想办法见到齐宣王，当面把他骂了一顿。

楚国突然和自己断交，还把自己的使者赶了回来，齐宣王正在莫名其妙。这时又来了个楚国人，还冒充是宋国的使节，一见面就把自己痛骂一顿。齐宣王简直要被气疯了，于是马上和秦国建交，与楚国彻底决裂。

问题出现了，楚怀王被张仪哄得五迷三道，就没人劝劝他吗？楚国国内是没人了吗？当然有，这个人就是屈原。可是为什么没有史书记载屈原出来劝谏楚怀王呢？

屈原大约生于公元前340年，当时他应该是27岁，离他投江自杀还有30多年。

这时的屈原正年轻有为，他身为楚国的贵族，看着张仪这么忽悠自家大王，不可能不过问。

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这个时期的屈原已经被权力中心排挤了。根据《史记》所说，楚国的大臣因为嫉妒屈原的才能，在楚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楚怀王逐渐疏远了屈原。屈原越想越气，干脆一心写诗去了。

但是根据《新序》的记载，先是屈原出使齐国，缔结了齐楚盟约，然后张仪才会来楚国使坏，破坏齐楚联盟。这样来看，屈原此时在楚国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就算被排挤，也是张仪来楚国之后的事。一个外来户，短时间内就能动摇屈原的稳固地位吗？也许当时楚国不存在屈原这么一个人，这似乎也可以解释张仪在楚国的畅通无阻。

胡适曾经提出过一种说法，屈原可能是一个虚构出来的人物。

胡适发表过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读楚辞》，认为屈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

“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但后人感恩图报，或是为便利起见，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劳簿上去。一部分南方文学，也就归到屈原、宋玉（宋玉也是一个假名）几个人身上去。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可以收到无数箭，故我叫他们做'箭垛’。”

《熊逸版资治通鉴》引用了胡适的这段话，但是作者认为胡适的这个观点只是单纯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实在过于大胆了些。”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对屈原也是只字未提，好像历史上根本没有过这么一个人似的，难道司马光也质疑屈原的真实存在吗？

熊逸认为，关于屈原的内容，是被司马光刻意删掉了。

因为屈原的才干和职场经历太像王安石，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见上水火不容，所以司马光不愿意让《资治通鉴》的读者联想到王安石。可是这种想法，司马光只能藏在心里，不可能拿出来和任何人讨论。所以这个结论，也只是当代学者的推测而已。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屈原“与日月争光”，盛赞屈原的为人和学问，对屈原的存在是确信无疑的。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资治通鉴》这部书的书意在“资治”二字，而文人没有“资治”的价值，所以屈原不在《资治通鉴》中出现。

而朱熹看不过《资治通鉴》“掩日月之光”，不记载屈原，所以在《通鉴纲目》中专门补充了屈原的相关内容。

这么看来，屈原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似乎变得扑朔迷离，毕竟屈原的作品太多，身世记载又太少，而汨罗投江、包粽子、赛龙舟的起源也都只是民间传说。也许随着考古工作和文献研究的深入，将来会有更多的发现来说服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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