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评论家说“安史之乱”成就了杜甫，国家不幸诗家幸。

杜甫自己会这么看待吗？

在他那个时代，作诗确乎是结交高层地必备技能，但并非他们可以引以为豪的事业。

李白、杜甫，这两颗诗坛最闪亮的双子星，一生汲汲追求的，可不是推敲文字、打磨诗句，而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他们早年都有过苦辛辗转的“长漂”生涯，尤其是杜甫，从30多岁的“裘马颇轻狂”熬到近五十岁的“白首骚更短”，满腔热血逐渐耗尽。

杜甫，非普通出身，祖父乃“文章四友”杜审言，外祖母据说是李世民曾孙女，祖母清河崔氏，母亲弘农杨氏，都是历史悠久的世代豪门，尽管到玄宗时期，贵族已被稀释殆尽，但残留在杜甫体内的高贵血统依然骄傲地流淌。

他是很愿意向人述说自己的家世以及幼年的早慧，“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岁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杜甫很善于写长诗，时间地点人物，娓娓道来，犹如一个坦诚相待的赤子。

他总是愿意详细描述自己的经历，不管是一场“壮游”，还是一趟“北征”；不管是“奔赴行在”，还是“举家逃难”。

他以一双“齐物”的慧眼，平等看待周遭一切。

于是，在他的诗里，上下阶层、不同世界的人物或画面时常发生碰撞，激荡出来的火星，一部分表达诗人的愤懑，一部分燃烧世人的愤怒。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首诗作于“安史之乱”爆发前夕，那时杜甫刚获得一个正八品、管仓库的闲职。

官位虽小，好歹有点收入，勉强能养家。

诗人正是在去奉先接家人回京的路上，闻到了华清宫的酒肉臭，看到了路上的冻死骨。

“安史之乱”的爆发，对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等道、佛、边塞诗人来说，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前两人，近乎于“诗气灭绝”。

这四个闻名于盛世的大诗人，注定与大唐命运同浮沉，盛世造就他们，乱世消解他们。

相比之下，杜甫完全不同，现实主义诗文创作，一直是杜甫的拿手好戏，生活经历越丰富，诗人的灵感源泉越饱满。

为生存奔波、为活命颠沛，他，一直在路上，时而骑马，时而徒步，时而携家带口，时而独自穿梭。

读万卷书，下笔如有神。

行万里路，下笔如有神。

杜甫一辈子都在观察、感受、记录和表达。作为一个儒家信徒，著书立传是潜藏于心的惯性举动。

盛世没给他多少发挥空间，乱世倒成了他施展才华的舞台。

国家不幸诗家幸，可杜甫哪里愿意获得这种幸运。

我们不能因为杜甫成为诗坛巨星，就把他的成就归结于“安史之乱”的助力。

他一直在努力作诗，他的诗是史，我们应该感谢他，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