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道，取于仁义。仁义思想是儒家道德体系的核心思想，也是中华传统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人常将“道德”与“仁义”连称，称为“道德仁义”，或“仁义道德”，体现了“仁义”与“道德”之间的密切关联，“仁义”足以成为“道德”的代名词和替代语。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总结先秦诸子学术时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明确指出儒家学派以“六经”为基本内容，以“仁义”为指导思想，帮助国君，顺应自然，宣明教化，促进社会和谐友爱，天下大同。

先秦典籍《礼记·乐记》云：“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仁”体现着“仁者爱人”的人性道德情愫，“义”体现着明是非、知褒贬、寓善恶的理性道德判断，并付诸于道德实践。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仁义思想的主要出处，关帝践行的仁义精神是历代儒家士子、仁人志士争相效仿的人格标杆。

东汉末年，年仅十九岁的关公眼见朝廷腐败，外戚和宦官相继专权，荼毒百姓，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关公毅然诀别贤良淑德的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孩子，对父母说：“儿已有后，足祀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从此走上志兴汉室，报效国家的人生之路。

关公谒见解州郡守，上陈时事未果，回程途中，夜宿旅店，听到韩守义之女遭郡豪吕熊荼毒，关公仗义行侠，为民除害，斩杀吕熊及其党羽，救出韩守义之女，从此逃难江湖。在涿郡与刘备、张飞相遇，三人桃园结义誓词：“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包括此后数十年的戎马生涯，处处都体现关公的仁义，是心怀天下苍生的大仁大义，是保国安民、福泽百姓的大仁大义。

心怀天下、志兴汉室之“仁”，是关帝的初心，忠肝义胆、矢志报国之“义”，是关帝的践行。关帝在《救劫真经》中自言道：“吾是汉关公。名扬宇宙中。桃园曾结义。能有几人同。单刀扶汉末。印拜不甘从。精忠兼义勇。盖世帝英雄。浩气凌山岳。凛凛独威风。春秋藏五内。语孟守胸中。剿吴兼伐魏。位得列三公。奸雄难计害。独过五关中。心怀报大义。放过走华容。尽表平生志。重镌救劫中。……劝尔忠为本。孝义亦相从。不怀廉节外。不涉盗邪中。不藏奸狡计。不炽妖淫风。神明常鉴察。斗秤要平公。勿轻出重入。勿长浇漓风。人浇天不宥。公道必兴隆……”

在文圣孔子的思想指导下，在武圣关帝的精神指引下，“仁义”思想成为历代儒家士子不懈追求的奋斗目标，也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最终归属。

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在《告子上》中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为了崇高的“仁义”事业，历代仁人志士不惜牺牲生命，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报国捐躯，用视死如归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力，守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被外敌侵犯，以崇高的节操和对正义光明的向往，推动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璀璨辉煌。

北宋宰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魏纪》中说：“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心中有了仁义，便有了对道德和正义的坚守。南宋末年，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面对元军的入侵，散尽家财，作为军资，入卫临安，组织力量进行抵抗，失败被捕后，面对百般诱降，他毫不动摇，就义时，在衣带中留下这几句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仁义思想贯通着中华文化的道德主轴，成为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道德标准，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血液中。数千年，无数仁人志士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牺牲奉献精神，贯彻和践行着仁义思想的基本准则，为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奠定了基石。

本文刊载于《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