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圣宫，一个老人扫落叶的目光，与英雄并立于我的阶前，我不敢仰望，只因他们都是来自远古部落的天堂。”在为居住在通海县凤凰山脚下的蒙古族写的长篇叙事诗《涅槃的民族》中，通海诗人苏大客如此表达自己对祖先的仰望。
在诗前的说明里，他写到“这是一个马背驮来的民族，从游牧到征战，其后裔在西南一隅经历军垦、拓边、网渔、农耕等变迁，生存繁衍，洗涤煎熬、挣扎嬗变，时至今日，不仅仅是个奇迹那么简单——这是一个涅盘的民族，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关注，因为关注它就是关注苦难本身。”
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在云南，这个远离北方草原的地方，还有一群700多年前元朝皇帝忽必烈征伐大军留下的子民。与祖先不同的是，他们早已不再纵马驰骋，逐水而居，而是开垦田地，扎根在红土高原之上。他们跟北方的蒙古族一样，有隆重热烈的那达慕大会；但他们身穿的蒙古族服装，已经掺进了云南乡土的色彩……
公元1252年，忽必烈率领十万大军，兵分三路进入云南，灭了大理国，在曲陀关设立都元帅府。曲陀关在今通海县河西以北30公里，开初是“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兼管军万户府”，到元代末期，升格为临安元江车里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
在曲陀关半山腰上，有中水井叫“马刨井”，常年四季，喷珠吐玉，水源旺盛，清澈见底。传说当年忽必烈带领蒙古族大军征战来到这里，险峻的山道上荒无人烟，军困马乏，无水可饮，行军非常困难。正在无法可施的时候，忽必烈骑的高头战马在悬崖上扬蹄嘶鸣，马蹄不断地在地下翻刨，尘土飞扬。不一会儿，马蹄刨出了一个小凹塘，泉水滚滚而出，供人马饮用，这就是“马刨井”的来历。由于渴中得水，激励了军心，蒙古族的骑兵“日夺三关，夜占八寨”，取得了胜利。
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后，部分蒙古族军士无法回到草原，遂落籍于杞麓湖畔，“杞麓”是蒙语，意为石头。随着湖水下降，他们迁到凤凰山下定居，也就是现在的新蒙乡北阁村。随着时间对生活的改变，他们和当地民族联姻通婚，从骑射游牧到撒网捕鱼，从耕田播种到巧手匠人，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走在村寨里，少数的蒙族老人在用喀卓语交流。这种语言接近彝语支系，口口相传，没有文字，所以新蒙乡的蒙古族后裔也被称作喀卓人。近年来，村里的小学专门开设了喀卓语课堂，让孩子们也能听懂和使用喀卓语。
据说在20世纪初，北阁村的蒙古族男子仍穿长袍，扎腰带，与北方蒙古族相似，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汉化；女子的服饰则是上装一套3件，颜色不同，长短相间，腰间扎一条布腰带，她们按照老一辈传下来的式样做立领、胸襟上镶银扣，服饰的花边图案还保留着北方蒙古族服饰的痕迹，但是相比较过去的蒙古族衣服要短许多，穿着方便劳动干活。
北阁村有一座石碑——《蒙古人历滇750周年纪念碑》，碑文记载了北阁村蒙古族的来历，碑后写着20个烫金大字：“南陲开边苦，滇域埋忠骨。驰骋七百载，北眷草原土。”碑顶骏马昂首奔腾仰望北方，村里的老人说，骏马朝北，代表了他们对北方草原的思念。草原民族信奉之图腾是较少有马这种动物的，或许他们骑着战马而来，在卸甲下马的那一刻，苍狼白鹿的图腾也随之开始了漫长的涅槃，骏马变成了思乡的一种精神寄托。
这里曾是一个王朝转身离去的地方。当马头琴变为龙头四弦琴，“跳乐”取代了摔跤，蒙古长袍换做了“三叠水”，勒勒车上的皮筋作了缆绳，习惯于马奶青稞的胃也能猛干三大碗高原白酒，这个时候，他乡才真的成了故乡。
北阁村的三圣宫是一座清同治年间修建、面阔七间、重檐歇山、红瓦红墙的巨大木构建筑，木格子门窗上雕刻着蒙古先民的远古图腾。“元帅府”里面摆着数十块碑刻，这些经历了岁月洗礼的碑刻，有的记载着这个民族从草原到高原的迁徙史，有的记载着首任元帅阿喇帖木耳和元帅旃檀的事迹。供奉的“三圣”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和他的两位后代，成吉思汗居中，蒙哥居左，忽必烈居右。从内蒙过来寻宗的蒙古族同胞，特意带来亲手缝制的金色缎袍，披在三位祖先的塑像身上。“在三圣宫，一个老人扫落叶的目光，与英雄并立于我的阶前，我不敢仰望，只因他们都是来自远古部落的天堂。”在为居住在通海县凤凰山脚下的蒙古族写的长篇叙事诗《涅槃的民族》中，通海诗人苏大客如此表达自己对祖先的仰望。
虽然离开了草原几百年，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北阁村依然保持着蒙古草原传统而最为热闹的那达慕大会。“那达慕”是蒙语，意思就是娱乐或者游戏，是人们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狂欢，是草原上的春节。盛会期间，会举行赛马、摔跤、射箭，还有独具蒙古族特色的歌舞。夜幕降临，男女老少手挽手围着篝火唱歌跳舞。粗犷的歌声、悠扬的马头琴在空旷的夜空中回荡，成为杞麓湖畔一道动人的风景。
“一只凤凰如何将自己复制成另一只凤凰，其过程必定单纯而复杂。”诗人苏大客在《涅盘的民族》里说。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征云南，元梁王把西拉瓦尔从昆明逃到晋宁自杀，宣告了元朝在云南的统治结束。
1382年，蓝玉遣宣德侯金朝兴率兵取临安路，镇守临安路门户曲陀关的旃檀元帅与元右丞海牙和兵在普舍（今玉溪）与明军激战，元军大败，驻守各地的蒙古军多数遇难，幸存者融入其他民族。驻守杞麓山的蒙古军后勤部队因以恳田植稻为主，被视为土著人而幸免于难。这批人就是今天集中在兴蒙乡的蒙古族。
离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内蒙古草原，这些在马背上长大的蒙古族人第一次拿起捕鱼网走下杞麓湖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什么？
据兴蒙乡的老人介绍说，今天兴蒙乡人们居住的地方，原来还是一片汪洋，人们都住在湖后面的凤凰山上，凤凰山是湖中间的一个小岛，蒙古族人在这座小山上解甲为渔民，开始了在水上漂泊的日子。
据《兴蒙乡乡志》记载，当时，青年妇女能在齐腰深的湖水里每天撮回一大箩筐虾，青年男子能用尖尖网捕回10公斤黄鳝。由于男女老少捕鱼出了名，蒙古族人居住的村子被外人称为“三渔村”，今天的凤凰山也被称为“渔山”。
到后来，湖水退去，兴蒙的蒙古族人开始了围湖造田的生活。据《兴蒙乡乡志》记载：元至清嘉庆二十五年（1815）年，全乡已经围湖造田3600余亩，加上后来开发的旱地，他们共开发了5000亩左右的田地。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兴蒙蒙古族人自己开出的土地却不归自己所有，一直到解放后，这些土地才回到了他们的手里。
这些从草原打马而来的蒙古族人已经完成了外在的彻底的蜕变，成为了云南红土高原上的农民。
到今天，谁也无法丈量这段从马背到牛背之间的距离。这段距离跨越的不仅是700多年的时空变化，更跨越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在700多年的跨越中，这些蒙古族人经历了怎样的疼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让人感动的是，在经历历史、文化等要素的蜕变中，兴蒙蒙古族人唯一没变的，就是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蒙古人。
他们从喉咙里嘶哑着喊出的仍然是：“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
如果不是兴蒙乡乡政府大门上写着熟悉的蒙古语，谁也无法想像这里是蒙古族居住的地方。
“这儿的蒙古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化，如今已经和内蒙古那边的蒙古族没有太多相似之处了，他们的语言服饰、生活习惯等已经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彝族、哈尼族等融合，形成了独特的蒙古族。”
内蒙古大学白音门德教授在通海兴蒙乡考察时曾说：“蒙古民族为统一祖国开发边疆而来，由于历史、地域的变迁，云南蒙古族的文化和内蒙古的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付出了代价，经历了民族变迁这一痛苦的历程，但是他们却从未丢掉一颗蒙古心。这颗蒙古心就是蒙古人的心理长城。”
“元朝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轰轰烈烈，但也是昙花一现，但是他们所创的云南军政文化体制，却实现了云南民族文化的总体和谐。”《云南蒙古族简史》的作者在其著作的序言里说。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方铁教授说：“这些至今仍然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人对这个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点，他们和当地的民族一起共同开发了这个地区，促进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二点，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们是蒙古人，有一种很好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在里面；再一个就是他们同当地的少数民族团结互助，注意搞好关系；最后一个就是兴蒙乡人把这里作为一个特色产业来发展，作为一个旅游品牌来搞，可以促进这里的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