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泽克

译｜蓝江

摘自｜《读黑格尔》

在其最敏锐之初，这种对立统一出现在自我意识中，即统一在思维主体之中：

抽象地讲，恶意味着以一种切断我与普遍性（即理性、法律、精神的决定性）的方式将我自己单一化。但伴随着这种分离，出现了为自身的存在，并首次出现了普遍的精神、法律——应该是什么。因此，并不是说/理性/考虑与恶有外部关系：它本身就是恶的东西。[

《圣经》不也是这么说的吗？蛇向亚当和夏娃承诺，通过吃知识树上的果实，他们将变得像上帝一样；而在两人吃了之后，上帝说：“看啊，亚当已经变得像我们一样了”（《创世纪》3：22）。黑格尔的评论是“所以蛇没有撒谎，因为上帝证实了它所说的话”。然后，他继续拒绝了上帝所说的是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

认知是灵性的原则，而这……也是治愈分离的伤害的原则。正是在这个认知的原则中，提出了“神性”原则。

主观知识不仅仅是选择恶或善的可能性，“它是使人成为恶的思考或认知，因此，思考和认知/本身就是恶，而且，因此这种认知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它是恶的来源。”[3]人们应该这样理解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中的说法：恶是目光本身，它感知到周围到处都是恶：看到恶的目光把自己排除在它所批评的社会整体之外；这种排斥是恶的形式特征。而黑格尔的观点是，善只有通过对恶的这种原始/构成性选择才作为一种可能性和责任出现：当我们在选择了恶之后，意识到我们处境的完全不充分时，我们就会体验到善。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真理不是简单的片面要素的综合，这些片面要素本身就被抽象地认为是错误。对黑格尔所说的通向真理的道路（充满了错误和僵局）是真理本身的一部分的明显解读是，真理不仅仅是最终结果的骷髅地，而是通向它的活的过程——但这种解读是深刻的错误，即使黑格尔的一些段落听起来证实了它。这里有一段话为这种解读提供了依据：

这整个运动构成了积极的东西（在它）和它的真理。因此，这个真理也包括否定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假的东西，如果它可以被看作是人们可以从中抽象出来的东西的话。相反，必须把虚无缥缈的东西看作是必不可少的，而不是把它看作是固定的、与“真”分离的、不知躺在哪里的东西，就像把“真”看作是另一边的、肯定性的和死的东西一样。表象如沧海桑田，若生若死，它本身并若生若死，而是“本身”，并构成真理生命的实际性和运动。

然而，这样的解读错过了黑格尔的要点所在：真理不是片面要素的综合（比如：既不是无节制的个人主义，也不是有机的社会统一，而是为自由个性提供空间的统一），它只有在我们走到极端片面性时才会出现。让我们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章中描述信仰和启蒙之间的冲突的方式为例。每种立场都有自己的真理：信仰制定了一个致力于共同精神实质的信徒群体；启蒙指出，每一种这样的实质只有通过致力于它的个人的不断活动才能保持活力。每种立场都忽略了相反立场的真理。信仰把精神实质当作一个独立于其信徒而存在的本体；启蒙则把精神实质降低为个人的最终任意建构，而忽略了对实质的参照是如何构成负责任的伦理个体的共同体的。但黑格尔的观点是，这两种片面的“偏离”都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阐明它们的真相：不存在双方可以在相互承认中共存的秩序，不存在将两极升华为双方都被综合的更高的统一体。随之而来的是地形的改变，进入一个不同的、同样片面的概念（功利主义，然后以革命的恐怖而告终），从那里我们进入一个道德领域，最后发生和解——但是，同样，不是作为一个新的肯定性的政治或伦理秩序：我们进入另一个层次，即绝对的层次（宗教、艺术和哲学）。而在这个层面上，所有的矛盾和紧张都被重现了，它们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重新出现——怎么出现的？

电视剧《弥赛亚》（迈克尔·佩特隆尼（Michael Petroni）Netflix 2019）直接涉及这个话题。该剧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不久的将来突然出现在中东，通过宣称自己是弥赛亚来号召追随者，并施展看似真实的神迹（起死回生、水上行走……）——他真的是上帝的使者还是一个危险的骗子，其目的是将世界地缘政治秩序的脆弱平衡撕碎？这个系列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天真直接：一个新的弥赛亚的出现并没有被用作借口来引出地缘政治和文化的紧张关系（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世俗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等等）；它的重点是信仰本身（超自然的奇迹会发生），这种信仰所意味着的一点理性。理性主义者在这方面最愿意让步的是一种善意的怀疑主义——例如，当黑格尔谈到奇迹时，他说奇迹是否真的会发生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如果自然规律真的可以在某些选定的点上被打破，真正的“奇迹”是人类思想本身，通过它我们将自己提升到自然之上。在他著名的获奖演讲中，哈贝马斯表达了他对这种简单解决方案的怀疑：他对宗教人士明显的疯狂感到好奇，他们从字面上相信，他们的信仰不能简单地通过翻译成一些表演性或隐喻性的概念内容的方式来消解——基督不是一个隐喻，2000年前真的有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行走，他是上帝的儿子……虽然哈贝马斯很欣赏布兰顿，但后者对黑格尔的现象学的解读也遵循了启蒙翻译的路径。

圣灵实际上是信徒的认识共同体，上帝-父在基督里的化身只是一个感性的涂层，即永恒的理念只通过个人而存在，他们的活动使其保持活力（物质是主体这一哲学主张的宗教版本），等等。然而，如果仔细阅读黑格尔关于基督教的思想，他就不能沦为这样的翻译。困扰他的谜团是：但为什么一般的见解，即“上帝”是我们精神物质的天真代表，我们（如果不是创造，那么至少是）让上帝活着，还不够？为什么上帝必须在一个人的即时性中化身为自己？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关于黑格尔中“顽固的直接性”的模糊状态，同样的谜团也出现在他对君主制的推论中：当然，他非常清楚马克思的教训（国王是国王，因为人们把他当作国王，他们不把他当作国王，因为他本身就是国王）和拉康（疯子不仅是认为自己是国王的乞丐，也是认为自己是国王的国王）。国王的魅力并不源于他个人的某种神秘属性，它是他的臣民如何对待他的一种表演性效果（“反思决定”）。

那么，为什么需要一个国王呢？如果一个理性的国家是调节社会调解的整体，为什么这个整体只有在它化身为一个人的时候才变得实际，这个人不是通过调解的艰苦工作来创造自己，而是在他身体的直接性中，就是国家，就是社会调解的整体？国王是“无限判断”的另一个案例，是最高和最低、精神整体性和身体直接性的直接重合——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只有在这种对直接性的最终反转中，我们才会从理解到理性，这种反转是抽象理解的最难点。

因此，回到《弥赛亚》，以适当的黑格尔方式处理该系列提出的替代方案（他是否是真正的弥赛亚），是在其上添加另外两个相互关联的选项。首先，为什么要进行选择（在真正的弥赛亚和邪恶的操纵者之间）？如果他两者都是——真正的神圣使者，因此也是邪恶的代理人呢？第二，如果我们把选择权置换到他身上——如果他自己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是真正的弥赛亚还是一个自欺欺人的操纵者呢？而这两个附加选项之间的联系是，他之所以邪恶，正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谁……再次，视差是不可或缺的，它只能被取代，永远不会被抛弃。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布兰顿在处理伦理实体时忽略的另一个问题：在这个个实体之内分离的视差性的区分。当布兰顿把他的“让其清楚”的座右铭应用于习俗（Sitten）领域时，他奇怪地忽略了关于习俗的基本事实：它们只是作为隐性的，也就是说，只要它们没有被明确制定和直接假定为规则。例如，礼貌是关于一个人被期望做什么，关于策略，而不是关于一个人被严格要求做什么。政治正确的问题就在于此，它试图使规则（关于性、宗教、种族……的关系）变得一清二楚……这种做法有可能破坏我们生活的伦理实体。我们得到的不是活生生的风俗结构，而是孤立的个人的完全疏离，他们冷酷地计算着他们所遵循的规则，以便在政治正确的勇敢新世界中生存……走向极端，“让其清楚”的热情最终导致了一个错位的空间，在其中，我对我所做的事情的反思意识作为一种物神，使我能够继续做下去。正如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所说，这就是犬儒理性的公式：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他们仍然在做。

为了有效地发挥作用，实体的实质必须是分裂的，它必须暗示自己固有的越轨行为，它必须包含某种元规则（meta-rules），规范明确的公共规则如何能够（以及不得不）被违反。在传统的渔业团体有一个习俗，当一个渔民带着满满一船的鱼从海上回来时，一个邻居帮助他卸下战利品并把它搬到家里。工作完成后，渔夫向邻居提供一包鱼，作为对后者帮助的回报。现在的习俗是：为了说明他帮助渔夫并不是为了回报，邻居坚持要为这包鱼付给渔夫钱；渔夫不要钱，然后进行谈判，这就变成了标准的市场讨价还价——买方坚持要高价，而卖方只准备为他的产品接受一个更低的金额。达成的妥协往往是邻居给渔夫一笔最低限度的钱，这纯粹是一种象征性的价值……这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则维持明确内容的出色例子。

布兰顿在这里忽略的另一个方面是双重造假的逻辑，这也是人类语言的特点。让我们以臭名昭著的《锡安协议》（Protocols of Zion）为例：令人信服的是，它们是由俄罗斯帝国的特务机关编造的——文本中的许多事实错误已经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份协议是假的。但是一些反犹主义者仍然坚持他们的说法，即《锡安协议》是真的，他们对文本中存在错误这一明显的指责的回答是：“犹太人自己引入了错误，以使其成为真实。犹太人自己写入了错误，让其他觉得《锡安协议》是假的，这样，外国人就不会认真对待它们，而那些知情者就可以在和平中将该协议作为指南，不受怀疑……这种令人厌恶的论证方式所调动的是一种双重造假的逻辑，它只在人类的符号空间中起作用。俄罗斯特工机关只是试图把假货当作真理来售卖，而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真相本身掩盖/呈现为假货、赝品，以化解批评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