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齐泽克
译｜蓝江
摘自｜《读黑格尔》
我们很多人都记得1966年《情境主义宣言》的著名结论。“没有死亡时间的生活，没有障碍的享受”（Vivre sans temps mort, jouir sans entraves）。如果弗洛伊德和拉康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这个公式——超我指令的最高范例，因为正如拉康恰当地证明的那样，超我最基本的是享受的肯定性指令，而不是禁止某些东西的否定性行为——是一个灾难的秘诀：用强烈的参与填补我们的每一刻时间的冲动，不可避免地最终都陷入令人窒息的千篇一律。死寂的时间——退缩的时刻，也就是古老的神秘主义者所说的自制（Gelassenheit）——对于振兴我们的生命体验至关重要。
磨难也是如此：当磨难（以及最终克服它们或笑对磨难和并绕过磨难）是享受的核心组成部分时，如何无阻碍地享受？我们不只是喜欢克服磨难，我们常常喜欢障碍本身，恰恰是当它们阻碍了直接获得某种快乐的时候——这就是痴迷仪式所制定的基本反转：病人快乐地制定惩罚被禁止的欲望的姿态，这样，对欲望的放弃变成了对放弃的欲望。这种反转是弗洛伊德无意识的反射性的基本形式。布兰顿必然不能理解这种反思性，他不得不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还原为一种客观规定，因为对他来说，绝对认识是一种理想的肯定性秩序，它在错误的道路之外等待着我们。对塞巴斯蒂安·罗德（Sebastian Rödl）来说，在他的极端形式的倒错的黑格尔主义中，作为超越错误的空间的绝对知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一种关于无的知识——绝对知识所涉及的“无”正是超越或在对立的弧形空间之下的“无”。不存在实质性的“一”，即在这些对立中并通过这些对立来表达自己的真理，正如斯宾诺莎认为的那样。
那么，罗德对无意识是如何处理的呢？在《自我意识与客观性》（Self-Consciousness and Objectivity）中，他对自我意识的内在结构进行了最纯粹的描述。我们不能不佩服罗德的不妥协的激进性，它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主义相对论完全对立。我们甚至不能说罗德主张绝对理想主义，他只是直接断言它是哲学可以采取的唯一连贯的形式……他的书“不提出任何论点，不提出任何假设，不推荐任何观点或立场……因为它旨在表达任何判断中所包含的对判断的理解，本文只能说任何人已经知道，在任何判断中知道，只要她判断，就知道。”或者，正如对他的著作的一个敏锐的评论指出：“罗德似乎并不寻求说服我们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某种不确定的意义上——他所阐述的东西。”在我们嘲笑这种傲慢之前，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所有真正的哲学都在做完全一样的事情。下一个可能让我们吃惊的特点是，完全没有任何历史反思，没有把错误作为通向真理的途径的辩证思想。罗德直接提出了他的立场：“绝对知识无非是经验性知识，而经验性知识无非是绝对知识。”
为了说明这一立场，按照罗德的说法，它根本就没有相反的立场，因为它是唯一可能的一致立场，但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它的相反立场开始，也就是罗德攻击的不一致的立场：标准的实在论的观点，它认为“实在完全外在于思想，而判断的作用是使我们作为认识者逐渐接近这个简单给定的独立世界。在这种观点中，我们从我们单纯的主观感知开始，逐步走向对外部实在的客观把握”。在这种观点中，客观实在和我们的自我意识是知识过程的两个对立的极点：我们的知识在判断中得到阐述，这两个端点中的每一个都对判断的结构有所贡献。
判断的内容是客观的（“我坐在椅子上”与一个客观事实有关），而判断主体则贡献了对这一内容的命题态度，即反映自我意识主体状态的态度（比如说，我由此宣布我坐在椅子上，或者我在嘲笑这一事实）。罗德完全拒绝这种区分：一个判断包含对其自身有效性的承认：“判断的自我意识包含其客观性：由于判断事物是如此就是认为它们是有效的，一个判断的有效性不可能取决于人们在这个判断中没有意识到的东西。”或者，再次引用之前的评论，“在一个判断中，人们并没有接受一些命题内容，然后对它采取一种态度；相反，判断中包含了对其自身有效思想的自我意识的承认。”
没有自我意识就没有（关于客观事物的）意识：在判断中断言一些客观内容，只有在这种断言被自我意识地假定为我的判断时才可能。事实是，判断是自我意识的，因此不能连贯地否认，因为这是所有判断的一个特征，而判断的科学是“没有相反的判断”，因为无法表述出与之相反的判断。这也意味着，判断力的研究不仅仅是其他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判断力的科学——关于判断力本质的知识——同时也是关于判断力对象的科学——关于判断力对象的本质的知识。而判断的对象就是一切。” 康德的表述：“一般经验的可能性的条件同时也是经验对象的可能性的条件”的回应在这里是明确无误的，但没有区分现象经验的对象和名言性的事物本身。这就是罗德的绝对唯心主义：“要知道判断是什么，也包括对判断是关于什么的知识：无法限定的实在。因为判断力的科学没有与之对立的东西，所以它不需要验证，但也有一些判断有相反的——经验性的——主张，需要证明。”
现在我们到了罗德思想中在哲学上最有趣的部分：罗德远没有忽视依赖于经验验证的偶然性要求，但也远没有把绝对知识设想为与一个分离的永恒真理的高层次领域有关的东西，罗德认为，“绝对知识无非是对经验判断有效性的思考”：“绝对知识无非是经验判断的自我决定的发展。”
简而言之，绝对知识（没有相反的知识）不过是获得经验知识的形式结构，是我们在探索实在时无条件依赖的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罗德仍然是一个康德主义者，他承认无条件的（绝对的）和有条件的（经验的）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差距；但是，他并没有把这个差距解释为形式上的先验的（内在于我们的主观）和偶然的经验内容（来自外部）之间的差距：没有这样的差距——当然我们可以在经验判断中犯错误，但这些判断力不是通过对判断外部的一些实在的参照系。判断的所有内容已经是“像判断力一样的结构”，也就是说，恰恰是为了算作对经验上的错误判断的反驳，它在形式上把证伪错误判断的现实当作判断。同样，我们对客观现实的所有断言只有在判断性的自我意识的形式下才可能。
一言以蔽之，“在一个判断中，人们并不接受一些命题内容，然后对其采取一种态度；相反，判断中包含了对其自身有效思想的自我意识的承认”——或者，正如伊拉德·基米（Irad Kimhi）所说。
在一个人对某一事物（p）的判断和一个人对同一判断为真实的评价（“我真的在判断p”）之间没有差距。从判断过渡到对该判断的真实性评估，其基础并不是承认新的事实。对这一问题的适当的哲学说明必须允许我们说，对一个人的判断为真实的评估是判断行为本身的内部。
或者说，正如罗伯特·汉纳（Robert Hanna）重述基米的推理：
既然对基米来说，对真理的评估是判断行为的内部因素，那么，一个判断越不真实（=非真实=虚假），它就越不是一个确定的、真实的判断。换句话说，对基米来说，作为缺少真实行的虚假性也是作为缺少判断的虚假性；因此，不符合真理的判断也就不符合作为一个确定的、真实的判断；因此，虚假性在逻辑上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那么，对基米来说，只有一个真理价值是确定的和真实的，即真理或大真（The True）。
我们应该接受基米的主张，即不存在虚假的判断：虚假判断根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判断。但我们应该从中得出的黑格尔式的结论是：没有确定的、真实的判断，也就是说，没有完全符合其概念的判断，因此，整个判断的空间围绕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循环。
尽管如此，这里最大的错误是把罗德（和基米）的激进立场当作哲学上的疯狂案例加以否定：他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他所描述的只是我们经验知识的隐性结构。我们从来没有能力像这样走出自己，将我们的主观观点与外部实在进行比较。那么，是否有办法以一种内在的方式破坏罗德的立场，而不求助于天真的实在论？我们肯定应该留在罗德所说的“绝对唯心主义”的范围内，并在这个空间里，制定一个从罗德的激进的康德主义到黑格尔的行动——如何？如果我们认可我们的知识的相对性、不一致性/不连贯性，但不是在它不完美地反映外部实在的意义上，会怎么样？如果在保持主观和客观（认识论和本体论）层面的完全调解（或如黑格尔所说的，思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问题的同时，我们将这种不一致转变成实在本身，从而使我们在我们知识的裂缝和不一致中触摸到实在界（如拉康所说的），那会怎样？
因此，我们应该扭转客观现实和它在主观感知中的扭曲的标准对立。每一个“客观实在”的视野都已经被主观地构成了（或者，正如拉康所说，幻想是实在界的最终支撑），而不符合这个幻想—客观实在的结构的实在界，恰恰只有在主观性的溢出中才能加以辨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和客体是相同的（同样，以黑格尔的思辨方式）：后现代相对论者声称，有一种对我们来说“太强”的实在界的溢出，它不能被整合到我们的象征空间之中——是的，但这种不适合“客观实在”的创伤性溢出，最终就是主体本身。精神分析学家经常说，每个主体都有一些创伤的印记，并在防御创伤的过程中生成了自己——但如果我们在这里完成一个从受创伤的主体到作为创伤的主体本身的反思性转向呢？主体难道不是实在的结构中的某种裂缝，一个位于实在中永远不能被充分客观化的X吗？神秘主义者（和德国唯心主义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把主体性的核心称为“世界之夜”，称为实在崩溃的消失点。罗尔德忽视了构成主体性的这个否定性维度，这个维度在主体能够作为维持判断的自我意识发挥作用之前必须发生。
判断的内容与支撑判断的命题态度之间的差距也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内容是“客观的”，而伴随的命题态度则表达了主体与这一内容的关系。相反，内容是主观构成的，而“实在界”则把自己铭刻在由命题态度引入的与内容有关的不一致之中。让我们举一个经常被重复的例子。拉康写道，即使一个嫉妒的丈夫声称他的妻子（她与其他男人睡觉）是真实的，他的嫉妒仍然是病态的：病态的因素是丈夫需要嫉妒，作为保持他的尊严，甚至是保持其身份的唯一途径。按照同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即使纳粹关于犹太人的大部分说法都是真的（他们剥削德国人，他们勾引德国女孩……）——当然，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反犹主义仍然是（而且是）一种病态现象，因为它压制了纳粹需要反犹主义以维持其意识形态地位的真正原因。在纳粹的视野中，他们的社会是一个和谐协作的有机整体，所以需要一个外部入侵者来解释分裂和对立。
因此，用罗德的说法，假新闻之所以是假的，不是内容的非真实性，而是支撑它的虚假命题态度。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命题态度也可以作为无意识的反思要素，破坏其内容的功能。因此，就自我意识的关键特征是自我反思性而言，我们应该在此转述拉康的著名论述，即无意识的结构像语言一样。“无意识的结构像自我意识”。而这意味着，在无意识中已经有一个“规范性”的维度在发挥作用。
概而言之，布兰顿(和皮平)对黑格尔的解读有一个康德式的局限，他们都把本体和规范层面之间的区别，把连接对象的(原因的)纽带和使我们这些自由人做某事、以某种方式行事的(原因的)纽带之间的区别，把真理层面(实在的事实)和道义层面的区别，看成无法克服的区别。(布兰顿和皮平正式承认人类(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的自我意识的行为人)以某种方式从自然中出现，但他们认为这一事实与哲学无关。)然而，这一区别对黑格尔来说并不是最终的事实：当黑格尔说真理不仅仅是我们的概念与它们相关的事物的充分性，而且在一个更基本的层面上，事物与它的概念的充分性，他因此在实在本身中引入了一个道义层面。当——黑格尔自己的例子——我们说“这是一张真正的桌子”时，我们把一个物体在事实上是什么和它应该是什么之间的张力引入了它的实在本身。
为了澄清概念和现实的中介，让我们再次转向精神分析：尽管精神分析中的某个类别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比如，“病态自恋者”），但可以有一些人生活在这个类别中，并制定了这个类别——简而言之，他们是“病态自恋者”。同样地，症状和理论是有中介的。荣格是错误的，但有“荣格式症状”的病人，等等。如果现实遵循（或参照）一个错误的概念，这个现实本身就可能是错误的，所以这不仅仅是概念或多或少忠实地“镜像”了实在——实在本身被概念“中介”了。政治也是如此：法西斯主义的民族有机统一的概念是错误的，它掩盖了内在的对立，但这种错误可以在大型政治运动中得到体现，而这是社会实在的一部分。或者说，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关于社会是什么的理论是“错误的”，但这个“错误”可以在自由主义社会中得到实现。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神秘化，它构造了经济实在本身。
爱情也是如此：欣喜若狂的浪漫主义爱情观是将两个人（恋人）融合为一体，这是错误的，但是，这也是一个错误，可以在生活中强烈地体验。艺术也是如此：尽管许多关于艺术的概念显然是“错误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浪漫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错误之处），但这些概念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实现……本着真正的黑格尔精神，人们甚至应该在这里更进一步，声称有些实在只能在它们纳入/实现错误概念的情况下存在。因此，为了理解实在作为认识论错误的体现这一悖论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错误”（意识形态的错误认识）并不（错误地）“反映”社会实在：它们被刻在社会实在本身之中，它们支撑着社会实践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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