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伯益在古《尚书》中的德政思想

易律夫撰

古《尚书》记载的伯益，即尧舜禹三朝元老大臣。曾摄为帝天子，又谥称“文圣”。伯益反对夏启的王朝世袭帝制，坚持古禅让德治政治。其德政思想言论主张，主要表现在如下三处，均出自《尚书.大禹谟》。

其一是《尚书.大禹谟》。这是《尚书》中的一篇，虽名《大禹谟》，但却是舜帝后期主持召开的一次治政讨论会。先是大禹提出“黎民敏德”等治政概念，主要是强调对民众的治理，使百姓有品德。舜帝却并不赞同，认为百姓中有“遗贤”，应大力举用。伯益则尊先帝尧帝，在两者之间提出治政“帝德”概念。如果说“文命”是指大禹之子启的小名的话，则禹在此时就已有趁舜帝年迈，企图实行世袭帝制的思想表现，禹开头就说“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即禹子文命启功劳大，可以继承帝位，隐含了禹自己无可非议的当政思想，可见此时大禹的势力已经很大，在公开叫板舜帝。禹部族就是其父鲧部族，当年是尧帝联袂舜部族，方“殛鲧于羽山”的，而后又不得不任用鲧子禹为政，方平悉由“殛鲧”引起的骚乱。而此时尧帝已逝，益部族可能远道，舜帝自是孤掌难鸣。伯益也把握了形势，禹为帝已是不可阻止，但禹欲再用其子启，这是悖古明显的世袭制，则是向古已成规的禅让政治的挑衅。故伯益马上提出“帝德”，要求领导者讲个人道德修养，以规范领导行为，以避免专制造成天下国家不可预料的结果。益的原话是这样的，其原引文是：“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翻译为：伯益说“啊！尧帝的德行广大而影响深远，圣明、神妙，能平定祸乱，能治邦安国。皇天怀念授命，使尧帝拥有四海，成为天下的君王。”

其二是《尚书.大禹谟》。也是在这个同一次治政讨论会。由于舜帝没有完全知道禹的不测思想，但也提出“遗贤”思想，舜帝与禹的分歧意见已产生。伯益为了协调二者的分歧，不至于闹成大乱子，提出“帝德”概念，但禹并不买伯益的账，三言两句，咄咄逼人，回击伯益云“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可能还影射了伯益。由于此时的舜帝没有能够有效还击，甚至用沉默来应对禹对伯益“帝德”的不屑。所以，伯益也豁出去了，进一步指出“帝德”的具体要求即不能违背法度，不能淫乐等。禹则又巧妙地将伯益的正确思想去回击舜帝，假装同意伯益，进一步解释了德治意义，云“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还提出“正德”概念。也逃过了伯益的进一步稽究。虽然禹为帝后，能够有所作为，但其子启在打败伯益后，全盘否定前朝，建立王朝世袭帝制，实行恐怖政治，淫乐无度，其所作所为受到后来《墨子》、屈原楚辞等的嘲弄。伯益“帝德”的具体阐述载于《尚书.大禹谟》，原引文是：“益曰：吁！戒哉！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罔违于道以干百姓之誉，罔怫百姓以从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来王。”翻译为：啊！要警戒啊！要戒备没有预料的事件，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放纵游玩，不要过分享乐。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除去奸邪不要犹豫不决。可疑的计谋不要去做，各种思想应当宽广。不要违背正道去谋求百姓的称誉，不要违背百姓的意愿去顺从自己的欲望。如果坚持实行，不懈怠，不荒废，四方的诸侯国都会向往了。

其三也是《尚书.大禹谟》。舜帝在奖励禹、益等治水有功后引退（也是一次禅让美谈）不久，因“有苗弗率”，令禹“徂征”，禹即誓师谓“蠢兹有苗”，并“奉辞伐罪”，号令“其克有勋”，但是“伐罪”三苗战争却旷日持久，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伯益苦口婆心，对禹叙述舜帝往事，再启德政之要。而禹此时虽已为帝，也在残酷事实面前，只好顺从伯益仁德建议“诞敷文德”，又经过了不短的时期，有苗族方止戈投降。伯益对禹所述的原引文是：“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叟，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引之有苗。”翻译为：益赞同而后有异议地对禹说道“只有德行才能感动老天，有德行了，无论多远的人都会来归顺。骄傲自满会招致损害，谦虚会得到好处，这是自然规律。当初，舜帝在历山耕作，来往田间，每天对着天空大声号啕哭泣，对于父亲和继母，宁可自己背着不孝的罪名，招来邪恶的名声。舜恭敬地事奉父亲瞽瞍（善待顽固不化的弟象）。凡遇事见他时，总是一副恭敬畏惧的样子，瞽瞍（包括象）也确实和顺了些。至诚能感动神灵，何况这个三苗呢！”

另外，古《尚书》专辟有《益稷》篇，表明了伯益的政绩之高。古《尚书.尧典》还载尧帝命伯益为朕虞，益让于朱虎、熊罴，表现了德政的谦让谦逊思想；同样尧帝命与伯益同宗的伯夷为秩宗，亦谦让于夔、龙，俱是德政思想体现。《尚书.益稷》又载禹帝与伯益一同治水，云“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表现了伯益的为政协和、甘于辅助德治精神，其能为“鲜食”，当是凡益之道、与时俱进的德治思想表现。而后《尚书》各篇多阐述了德治修德思想，表现了伯益德治思想的影响之大。

总观伯益在古《尚书》中的德治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以德为本，修德为上，躬自力行，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二是以先王（尧帝舜帝）先贤为榜样，孝敬前贤，前车之鉴，先行效尤，实行以前诺言，按过去方针办，总能应付时效问题，因为过去的经验值得注意。树立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三是要有远见卓识，有预见能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方有泰山崩于前而心不动的稳定能力，不乱方寸。四是树立法制观念，建立健全法制法规，约束个人专断行为。五是任人惟贤，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六是作风简朴，吃苦耐劳，不能枕于安乐，沉迷淫佚。而从以上六点看出，说明作为尧舜禹三朝元老的伯益，其坚持的德政思想不仅有较完备的体系建构，而且还具有社会实施的可操作性，并很可能是上古历史上最先提出德政理论的创立者。

上古先圣伯益图（百度）

（易律夫撰于2018年8月28日戊戍7月18日季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