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李凤娥，1919年2月24日出生于洛宁县中高村。外祖父李书显为人正直，乐善好施，不仅出资修桥补路，还义务办学，教育乡村子弟，惠及乡里。外祖母雷葱善良贤淑、勤劳治家、乐于助人、扶危济贫，誉满乡里。舅父李翔梧是早期**员，
母亲12岁时，舅母刘志敏因革命工作需要，无法将三个月大的儿子带在身边，从上海辗转数千里把孩子送回老家洛宁。表哥原名沪生，后改名宗明。在家停留的短暂时间内，舅母给母亲讲了很多革命道理，讲苏联十月革命，讲井冈山，讲朱毛红军，讲红五星等革命故事。受舅母影响，母亲对中国发生的新事物有了初步认识。
1939年，大表哥李宗白、四表哥李洪潮按照党组织指示，回到中高村办学。为了开展妇女工作，学校附设了妇女班。母亲也参加了妇女班的学习。当时农村教育条件差，大部分妇女都是文盲。母亲小时候受过两位哥哥的教育，很小就认识许多字。于是，母亲在班里既当学生，也当老师，教妇女班的其他学生识字。她积极追求进步，向同学和村里乡亲们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她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表演节目，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影响。
农村妇女缠脚的陋习延续甚久，母亲小时候也缠脚，后来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带头放脚，还动员妇女班的同学放脚。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女性摈除了这一陋习，方便了生活生产。
母亲不仅传授文化知识，启迪村民的思想觉悟，还积极支持革命。在国共拉锯战时,一次三表哥李正儒带领一支民兵小分队住在我家(兴华乡前坡寨)。表哥很为难的和我母亲商量：“小姑，要打仗了，战士们没有干粮呀！”母亲果断回答：“放心吧，我来准备。”战乱时期，家庭条件不好，平时节衣缩食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为了支持他们打击**反动派，母亲和爷爷、父亲商量把家里所有的细粮都奉献了出来，还把我大娘(李圈)、二娘(廉青桂)、婶母(谢松景)、大嫂(李香)请到家里帮忙。她们磨面、和面、发面，母亲把发好的面揉均匀后切成小块，团成丸子形状，用大铁锅炕熟，做了好几箩筐干粮蛋，及时保障了战士们的需求。洛宁解放时，解放军因粮食短缺，急需征购军粮，母亲知道后动员爷爷和父亲捐出三石麦子(一石500斤）。解放军说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要求付钱。母亲说：“我家两位哥哥和嫂子都是咱部队上的人，咱们都是一家人，绝不收钱。”如此深明大义，得到解放军首长的高度评价。
由于母亲深受大家信赖，抗美援朝时期，被选为“财粮”，负责验收军鞋。她带领妇女们做军鞋，手脚麻利，别人做一双，她做三双、四双，质量还是全乡最好的，给大家树立了榜样！
母亲曾告诉我，她和父亲婚后不久，一天傍晚，一个人急匆匆来到家里，对爷爷(段水奇)说，自己正被敌人追杀，请求躲一躲。爷爷二话不说，赶紧把来人藏到正窑，叮嘱家人，这是位老亲戚，需要在家里躲一躲，不能让外人知道。背后悄悄告诉母亲，他和鸿儒（即李宗白）、正儒都是一样的好人，要好好照顾他，多留个心眼，以免被人发现。就这样，此人在我家安顿了下来，为了防范外人，母亲独自冒着危险，小心谨慎、精心照顾了三天，风险解除后此人才离开。解放后，爷爷告诉母亲，被救的是洛宁地下党当时的负责人——温旭阳。
百善孝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母亲在孝顺方面堪称典范。1958年阴历8月，受表哥表嫂（李宗明、刘松蕊）的委托，到中高村照顾年迈的外婆，一直到1963年11月15日外婆病逝。五年多时间里，母亲一直守候在老人身边，精心服侍，夏天给外婆赶蚊子、扇扇子，冬天睡前给外婆暖被窝，起床时给外婆烘烤棉衣。外婆腿年轻时受过伤，特别怕冷，母亲就经常把外婆的脚放在自己的怀里捂热。1963年夏季，外婆病情恶化，意识模糊，大小便失禁。但母亲从没皱过一次眉头，没让外婆受一点委屈。每顿饭都迎合外婆的喜好精心制作，然后用小勺一口一口喂给外婆吃，等外婆吃好喝好躺下了，自己才匆匆扒拉几口剩下的饭菜。外婆卧床不起5个月又13天，母亲衣不解带日夜守护，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怕外婆得褥疮，母亲每天多次给外婆用温水擦洗身体。外婆的衣服被褥脏了洗，湿了换。冬天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外婆换下的床单、被
母亲对邻里亲朋有求必应、真诚相待。从我记事起，母亲从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争执或吵过架，对那些来家中干活的帮工们像亲人一样对待，吃喝穿戴从不苛待。以至于解放后有一个叫韩发生的帮工死活不肯离开，坚持要认我爷为干爹，后来我母亲帮他找了媳妇成了家，他感激不尽。
母亲一生性格温和，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我们偶尔犯了错，母亲总是自责没管束好。她言传身教、以理服人。
1970年1月24日，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日子。母亲在这天因患脑出血医治无效，不幸离世，享年51岁。母亲离开我们已52年了，但她那朴实善良的品格、她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她的孝顺之心,让我时刻铭记。这是母亲给我们家留下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我爱我的母亲！
作者介绍：段红珍，女，李翔梧烈士的外甥女，1942年生，洛宁县兴华乡人，1962年毕业于洛宁师范，一直从事教育事业，1996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