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作为一代理学大师，穷毕生精力著书讲学，他对于书法的关注要比范成大深，受其理学思想的影响，他师古取法的大方向是平正得法之书。因而朱熹对于北宋四家，独爱蔡襄，因其“恪守古法”，而特别鄙视苏、黄、米：

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近见蔡君谟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

可见，朱熹对于师古的取舍与书法好坏的理解，是以平正得法与否作为基本出发点的，而非艺术水平之优劣。这虽然有乖于书法的本原，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对于当时社会风气的教化不无裨益。放之今日，对于那些非书法专业的普通大众而言，朱熹的师古观念确实是一个合适的审美标尺。至少，对于那种崇新尚奇的“丑书”、“怪书”，这种主张无疑具有纠偏正流之作用。

（附朱熹《城南唱和诗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