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明成
新四军第五师创建的《七七报》
在湖北省荆门市，特别是京山，关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故事，几乎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但有关这只部队的来龙去脉就很少有人知晓了。笔者通过查阅大量史料，终于搞清了新四军第五师的前世今生和光辉历史。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9月，国共双方经过艰苦谈判，确定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1939年1月初，中共中央中原局派李先念率部分部队挺进武汉外围敌后，以汇集党的武装力量，扩建一支新四军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抗日根据地。当月初，豫鄂边区党委在河南省竹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党的豫鄂边军事委员会，主任朱理治，副主任李先念、王国华；会议决定成立一支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
1939年1月17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成立。由驻河南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留守处两个连共80余人组成，司令员李先念（化名李威），参谋长周志坚。2月底，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越过平汉线向大别山挺进，在狮子口与1月初成立的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会师，然后经大悟、孝感等地，最后到达京山，与陶铸、杨学诚领导的游击队会合。4月，中共中央决定信阳挺进队一部与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鄂中游击支队。5月，应山县抗敌自卫团两个中队与鄂中游击支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6月初，中原局和豫鄂边省委为加强敌后抗日的力量，派陈少敏率两个中队150人和50名干部南下到湖北安陆赵家棚，与李先念部队会师，部队编入挺进团。接着，李先念、陈少敏率挺进团第一大队到达京山大山头，与鄂中区党委领导的“应抗”三、四支队会师。根据中原局决定，鄂中、鄂南**领导的武装，统一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并组建4个团队。第一团由原独立游击大队和“应抗”四支队合编而成；第二团由信阳挺进队一支队和信罗边党的武装合编而成；第三团由“应抗”三支队和东应抗日游击队合编而成；第四团由原挺进团和汉川自卫第三中队合编而成。1939年7月，正值抗战两周年时，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出版了《七七报》，不久改为区党委机关报。至此，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已成为党在中原敌后的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为开创豫鄂边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9年秋，国际形势突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国内，**顽固派加剧反共。为应对这一新形势，8月初，朱理治、李先念、任质斌、陈少敏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研究建立新的豫鄂边区党委，统一管理鄂豫南、鄂中、鄂东地区党的工作。同时研究决定将这三个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建立纵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纵队委员会。由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李先念任司令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12月底，豫鄂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成立。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县八字门正式组建。司令部设参谋处，军需处，卫生处；政治部设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民运部和联络部。纵队下辖5个团队和三个总队。随后，纵队政治部创办了《挺进报》，成立了文工团。同时，纵队还成立了后勤部和医政处，并扩充了机械所和被服厂。
1940年9月1日，豫鄂边区党委在京山八字门召开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按“三三制”原则，经选举成立了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推举许子威为办事处主任，文敏生为副主任。到1940年底，已建立9个县的民主政权。到1940年底，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已有正规军队1.5万余人，民兵10万余人。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向各地区，各部队发出紧急命令，号召紧急行动起来，为粉碎**的反共高潮奋斗到底。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将部队统一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豫鄂挺进纵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这就是新四军第五师番号的来历和开始。1941年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编组完毕，师长、政委和党委书记均为李先念。下辖第十三、十四、第十五旅和第一、第二游击纵队及豫鄂边区抗日保安司令部。第五师在8年抗战中，对敌作战1000余次，歼日伪军41100余人，部队发展到47000余人，组织民兵30余万人。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新四军第五师奉命组建野战军，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旅。同时组成鄂东、江汉两个军区，各辖一个独立旅。10月下旬，中原军区成立，第五师野战军编入中原军区第二纵队。至此，新四军第五师番号取消。从1939年1月新四军豫鄂游击大队成立，到1940年1月豫鄂挺进纵队建立，再到1941年4月新四军第五师组建，最后到1945年10月番号取消，新四军第五师在中原敌后战场整整艰苦奋斗了7年，立下了不朽的丰功佳绩。
新四军第五师长期孤悬于敌后，处在敌我夹击的最前沿。由于日伪军和**顽固派的长期封锁，新四军总部与第五师的交通和联络十分不畅，因此，新四军领导两次主动提出五师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这样，新四军第五师曾两次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第一次是1942年7月18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参谋长赖传珠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们与第五师电台经常不通畅和中断，所以压报很多，甚至一个月以前的电报现在才收到，已完全失去时间性。另我们无鄂省五万分之一地图，许多地名找不着，增加了指挥上的困难。提议五师归军委更妥便。”7月2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同意你们提议，五师归军委直接指挥。在实际困难（通讯联络）解决后，仍归军部指挥。”1944年8月5日，新四军时任军长张云逸、政委饶漱石致电毛泽东和刘少奇，提出“目前我们与第五师间之交通仍然困难，我们对五师的了解更少，建议五师仍以中央直接领导为好。”中央致电同意。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第五师仍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直到编入中原军区取消番号。
纵观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初期的独立游击大队到挺进纵队，还有后来的第五师，都把大本营设立在湖北京山，这是五师的决策者的战略思维和正确决策。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京山地处大洪山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背靠崇山峻岭、山林密布的大洪山，面向沃野千里、广阔富饶的江汉平原，地形多样，物产丰富，便于部队隐蔽和机动，从而有效展开对敌斗争；便于筹集军粮和其它物资，保障部队后勤供给。
其次，从群众基础上看，京山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刘英、刘铁（京山永漋人）兄弟极极响应，先后占领了京山及周边多座县城。大革命时期，党组织在京山开展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京山县是贺龙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广大农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良好的群众基础便于新四军第五师扩充兵源，壮大队伍。
三是从战略地位上来看，京山距武汉130多公里，日军占领武汉后，将其作为攻占华中，夺取华南、华东的大本营。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将大本营选择在京山，就等于在日寇后背上插上钉子，让他不能自由活动。同时，有利于观察敌军动向，打击日军嚣张气焰，振奋人民的抗战信心，从而钳制敌人，动摇敌人，有力地支援全国的抗日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