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三文明学视频号里面的两个龙山视频是1、2，前贴《揭秘龙山文化与三代关系》是（3），本贴为4。）

中国自古每一层的文明形成逻辑都差不多，可以说从石器时代就基本定型了。理解了上古怎么回事，尤其是理解了龙山文化与三代的关系，就理解今天中国文明的大致走向与方式了。这是宏观把握，否则只有肤浅的表象认知。认识中国文明，起码要认识到这一层次。

文明的形成纹理如同一些地质结构，清清楚楚，非常有规律，尽管有些许变化，但原理同构。这就是为何连续地讲解了几次的原因所在，把完整的一个结构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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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世界的关键词：高地、游牧、渔猎农牧杂糅、萨满、青铜矿业、远程贸易

作为一种潮流，以青铜文化为核心的龙山文化在外部成熟于5000年前，但在中国地区由于传播的时差关系，自3300年前在中国地区才纷纷落地，几乎是突然遍地开花，比如黄河流域的商文化，长江中游的三星堆文明，长江下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文化。中原中心论者喜欢把商以外的青铜文明都称呼为商的分支，其实完全不必，他们之间可能有文化的同一性，但完全可能是不同族群建立的文化。假如他们相互之间没有经济依赖关系，当然就没有从属关系。三星堆怎么可能从属于商？至于三星堆，我认为更有理由是属于“夏”文化，假如非要归属一个的话。

一，三星堆

循着龙山世界的萨满文化，我们发现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中国的西南地区，通过李旻的论文，我们也已经知道中国西南地区，通过岷江等渠道这种青铜游牧人进入到四川平原，甚至可能通过四川进入云南，再出边境，或相反：由境外的西南亚比如孟加拉湾进入到中国西南地区，比如三星堆等。

中国西南的古文化自三星堆开始可能都是双向的，其最终根源是一样的，都在西边，如同一个圆环在这里碰头闭环。

纳西人、羌人以及凉山上富含西方人特点的彝族人，尤其是三星堆文化，他们都可能是龙山文化的余音。西南青铜文化与华北平原有关联，但不等于他们之间有所属关系，他们之间很可能有一些远程贸易关系，但更多是外部龙山世界的人们进入东亚探险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三星堆也是“龙山文化”，或者说它就是“夏”文化的余绪（但是说商文化似乎就不太可能了）。

考虑到三星堆之前的宝墩文化属于仰韶文化，或者说属于距今5500-6000年的营盘山文化——那是川西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而与其直接衔接的是三星堆文化，从文化先后层次的角度看，三星堆文化就是属于“夏”文化，就是龙山文化的相关者。

（营盘山文化人面像）

三星堆这里没有国家、没有文字，但是有浓重的巫文化。甚至我们可以说，三星堆文化的核心就是一种 类巫文化或萨满文化，在这个社会起核心支撑作用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庞大的宗教祭祀体系。这里很可能就是类似李旻所说的中亚的色拉子姆那样的一个集青铜、玉石、象牙、货贝等贸易于一体的大型驿站。这里的青铜制造以及花样似乎都远远多于中国其他地区，因而自从出土之后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三星堆以及西南地区由于进路艰难，所以中国西南的时代性一般是晚于华北平原一个时代的，这就是文明学中总结的“同时不同代”典型。所以，从整个规律与结构看，三星堆属于夏文化，不可能是商文化，他们必须是不同代的，并且尽管他们同时代，但三星堆其实落后于商文明。为什么落后？因为闭塞。也是因为闭塞，不受打扰，所以它可以繁荣昌盛很长时间。

（三星堆符号）

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三星堆文明某种意义上代际是晚于商的，因为它没有文字，只有几个符号，说明了这里也没有国家行政体系。并且这里的文字符号偏重于印度和文明，因而我判断三星堆的南路比重也相当大。故而，三星堆中的大量象牙，就是来自南路，而非北路。

另外，三星堆中明显的牛崇拜是一特点。众所周知，华北平原或黄河流域的动物崇拜是羊，四羊鼎等等很常见，基本看不到牛。在青铜时代，整个旧大陆的动物崇拜就围绕着牛羊的斗争展开，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

我们在《旧约》里看到，亚伯拉罕以及他的族人们最早是崇拜金牛的，但是他们从埃及帝国逃亡后就开始信仰羊了，一直到今天基督教的动物符号都是羊。摩西从山上接受上帝十诫后，下山看到哥哥亚伦带领族人重新崇拜传统的金牛，就进行了大规律的派系杀戮清洗，最终亚伦就消失不见了。羊符号的摩西派系带领希伯来人继续发展到后来的基督教。所以，中国地区乃至三星堆的牛崇拜就是这一斗争体系里的延伸部分，三星堆略显传统的牛崇拜很可能来自于印度河（这里可能就是部分希伯来人的家乡，并且是原始火崇拜，另文再讲）。这种自青铜时代的牛崇拜一直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流行至今。牛崇拜最发达的地区就在印度半岛，至今都是如此，但最早很可能是在西亚。

从这种牛羊之别来看，三星堆文化与商断无关系，假如有，也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从《旧约》先牛后羊的革命顺序来看，商文化确实在三星堆之后，并且商文化就是一种更新的外来文化，也是更快传入东亚的文化思想。这或许正是在华北平原商文化最终打败夏文化的原因所在，它是新的，它是后来者。所谓后来居上是也。

从时间上看，正是所谓西部中国之外的世界大约公元前1170年前世界体系崩溃时，三星堆文明与商文明在不同的两个地区突然崛起，可能都与外部世界变化有关，但很明显他们的”主义“不同。在交通方便的华北平原，商取代了夏，但在交通不便的四川盆地则是刚刚进入龙山意味的三星堆文化。

羌人其实也是羊文化的崇拜者，今天的羌族与古羌人不同，地理位置也不一样。从动物崇拜而言，三星堆文明与狭义的羌夏都无关。早期的古羌夏很可能是位于比较靠西北的一些古族，比如齐家文化等，但最终在商夏变乱之际，部分人回到游牧人的家乡，比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也有一部分人被驱赶至边缘险峻的西部山区，形成了山区里的氐羌人等，甚至部分藏族也是夏文化。他们与三星堆人无关。

夏人，具有鲜明特点，以至于在千年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周人看到中原洛阳的夏人还指指点点，说明他们的服饰与习俗都明显不同，那么我最容易猜想的一个方向就是游牧特点、高帽习惯、萨满文化、牛羊饮食等（想象一下匈奴与内陆农民的差异）。

二，货贝与东南

再加上江西的新干青铜遗址，我们可以对“夏”文化或龙山文化的影响进行划线，那么在中国版图内，看来明显把龙山文化或“夏”文化或“三代”拒之门外的地区就是南方沿海了。或许是因为龙山文化原先生活的地区多为高地而难以适应沿海沼泽，或者是因为沿海文化很发达所以拒斥了龙山文化，但最大可能是因为道路最远，因为那里是中国的东南，而龙山文化的源头在大西北。

在中国版图内，只有东南一角（大约紫线外）因为交通不便未受龙山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在这些地区既无西南的萨满文化，也没有货贝习惯。

货贝在全球与中国的广泛分布，最能说明问题。中国东南沿海尽管出产货贝，但货贝文化却属于中亚周边的一种游牧人中间常见的北方“龙山世界”的文化，由于龙山文化没有到达中国南方沿海，因而这些沿海地区反而没有货贝习俗。不过最终由于受到金属文明的冲击，良渚文化还是逐渐消亡了——这是我的看法。良渚文化的消亡，就如同工业文明最终打败农业文明一样的道理，一代又一代人在蔑视旧传统中，新文化就不战而胜了。

三，周代及其之后

夏商都是龙山文化的余绪，核心是青铜贸易、萨满文化、货贝经济、农牧渔猎杂糅社会，但是到周情况又不一样。

周朝分西周与东周。西周依然偏“夏”，核心依然是青铜，但是到东周开始急剧转向，所以开始所谓礼崩乐坏，犹如进入工业时代，完全与农业时代的逻辑不一样了。

春秋战国时代（前770-220），逐渐清除掉龙山文化影响，因为另外一种潮流从西部进入东亚：铁器。整个源头依然在上一次青铜时代的核心地区，具体可能在赫梯帝国。这种文化的传播与上一次有些接近，但也有明显差异，因为铁矿比铜矿容易探寻，但冶炼温度却要求更高，这种特性会影响到游牧人与内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游牧人在整个阶段开始不再吃香，所以长城开始出现在中国的游牧分割线上，把之前带来现今文明的“夏人”挡在了长城之外，他们在东周开始成为野蛮人的代称，从此匈奴与他们的祖先夏人在中原农民眼里因为时代的不同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人。

所以，东周是一个大变乱时代，从青铜时代+萨满巫师体系转向铁器王国时代。伴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导致了政治真空，最终形成了战国前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随之诸子百家诞生。接近今天的王国、贵族与法律出现。

下一个时代的秦汉，就是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递进，完全脱离了三代或之前原始龙山文化的影响，彻底进入农业帝国时期。而实际上西亚大约4000年前就是这种“时代”，但恐怕秦国学习的是波斯帝国。在这个时代里，疆域广大，骑兵横行，知识分子开始活跃，他们取代了萨满的地位——这或许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原因之一，因为早期的儒生实际上是带有一定萨满意味的人群，这与后期的所谓儒生是知识分子的代称是完全不同的。

秦汉时期的帝王开始具有绝对的权威，上天或宗教开始退位。中国古代的皇位其实一直是政教合一，皇帝就是大祭司，是天子，天之子，具有超验地位。但不同的是，他们确实不是如原始社会里的萨满一样执行与天沟通的职责，而是一旦登上皇位即意味着天降大任与斯人也，所以，让万民同意登基的民意才是核心，民本时代开始意味着龙山时代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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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今天就畅想到这里，未完待续。感兴趣的可以点“在读”以示支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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