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640年），大唐长安城来了一位特殊的访客。
他叫禄东赞，从青藏高原远道而来，代表其“赞普”（吐蕃君长的称号）松赞干布，向唐朝皇室求亲。
唐太宗李世民坐在宫女簇拥的步辇中，接见来自吐蕃的使臣，倾听译者讲述他们的请求。
中国台湾学者林冠群对这幅历史画面做了生动的比喻：
吐蕃人好比是唐朝这场盛宴中的不速之客。当时，唐太宗已经安排好了客人的座次，诸如突厥、回纥、南诏、奚族、高句丽、吐谷浑等，均已就座，而作为不请自来的客人，吐蕃通过强行入场的方式，前来争取座次。
这一次，唐太宗应许了松赞干布的求婚，同意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予他。
次年，文成公主的队伍到达青藏高原的河源（今青海鄂陵湖）时，松赞干布大喜过望，亲自从都城逻些（今西藏拉萨）前往迎亲。汉地的文学、音乐、丝绸、造酒、纸墨、果蔬等技艺，也随文成公主入藏。
在一场盛大的婚礼中，唐蕃之间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并走向此后千余年的民族交融。
唐朝画家阎立本为这一历史事件绘制了传世名画《步辇图》 | 网络
01青藏高原离天很近。在云与山的彼端，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高耸入云，雪域高原的挺拔地势举世无双，这里号称地球“第三极”。
远古时代，即便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人类也留下了活动的踪迹。
在西藏各地，已发现多处古人类活动遗址。其中，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北郊贡曲遗址，距今4000—5000年，这里不仅出土了铲、斧、锄、切割器、刮削器、砍砸器等石制工具，还有陶器、骨器，以及羚羊、狍子等十几种动物的骨骼。
考古遗址表明，在中原新石器文化繁荣发展的同一时期，青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也使用原始工具，在昆仑山脉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横断山脉以西的广阔区域内耕种植物、驯养家畜，并建造了一些村落。
随着石器时代远去，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文化与藏东峡谷区的文化逐渐融为一体。自古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土著居民，同时也融合了迁徙至高原的戎、羌先民，形成多个农业部落与游牧部落。
到了公元6世纪，一个叫“悉补野”的部落强势崛起，以雅鲁藏布江流域为中心，靠武力与会盟征服青藏高原其他部落。
悉补野部落以牦牛作为图腾，称雄强为“赞”，称丈夫为“普”，所以用“赞普”作为君王的称号。
7世纪初，悉补野部落第32代赞普——松赞干布即位后，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吐蕃王朝，定都逻些。
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正是因为吐蕃的崛起，原本默默无闻的青藏高原从此变得有声有色，波澜壮阔。
02吐蕃之前，青藏高原小邦林立，长期没有形成强大的统一政权，而西藏先民需要从藏北草原翻越唐古拉山，穿越游牧民族的地盘，向东直到河西走廊、黄土高原，才能与黄河中下游的汉人交往。
因此，汉文史籍说，“其种落莫知所出也”，“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
当时，松赞干布看到周边的南诏、吐谷浑等部族都与声威显赫的唐朝建立了联系，决定叩响与汉地交流的大门，以此提高吐蕃的政治声望，谋求进一步发展。
贞观八年（634年），松赞干布派遣使者到长安朝贡，携带许多金银宝物，求娶唐朝公主。
但是，满怀期待的松赞干布遭到了唐太宗的拒婚。
此时的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大唐皇帝，也是整个东方世界的号令者，能“臣古人所不能臣者”，历来善于笼络周边少数民族。唐太宗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唐太宗之所以拒绝松赞干布，可能是对这个绝域之地知之甚少，起初也没有将其当作积极争取的对象。
求婚被拒绝后，松赞干布以另一种方式闯入了唐太宗的视野。
松赞干布先是以吐谷浑“离间”唐蕃关系为借口，攻打盘踞于今甘肃、青海一带的吐谷浑。
吐谷浑之前遭到唐的打击，后又发生内乱，实力大不如前，自然不是吐蕃的对手。此战，吐谷浑被迫逃亡青海湖之北。
紧接着，贞观十二年（638年），松赞干布率其众二十余万，东破党项及白兰诸羌，陈兵青藏高原东缘的松州，扬言道：“若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
得知吐蕃东进寇掠后，唐太宗大怒。
唐太宗是什么人？当年马上打天下的天策上将啊，自然不会怕事。
于是，唐太宗调兵遣将，派名将侯君集等率步骑5万，兵分四路迎击吐蕃兵。阔水道行军总管牛进达率唐军先锋进抵松州城下，夜袭吐蕃军营，斩一千余级首级而回。
松赞干布见唐军不好惹，只好引兵撤退，但他的这次“示威”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存在感。
贞观十四年（640年），在吐蕃主动“遣使谢罪，因复请婚”的情况下，唐太宗终于同意了松赞干布化干戈为玉帛的请求。
入藏和亲的文成公主，本为李唐宗室之女。尽管她的事迹在汉藏百姓的口耳相传中流传千年，但浩如烟海的史籍并没有为她留下太多笔墨，甚至连她的生父也没有记载，只知道公主可能是一位佛教徒。
《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出嫁前哭诉道：“藏地无佛法，土地贫瘠，道路遥远，难与父母兄弟相见，儿不欲往。”
唐太宗劝说公主以国家大局为重，并赐予公主侍女25名、经史典籍360卷，以及金玉饰、金银器、汉地的饮食配方、刺绣工艺、医药等作为“嫁妆”。
此外，还有一尊珍贵的释迦牟尼佛像，将与公主一同为藏地佛教带去新的文化种子。
听了唐太宗的话，身负重任的文成公主放下对家乡的眷恋，接过历史的使命。
唐太宗诏令同族兄弟、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李道宗是唐初名将，数年前曾奉命追击吐谷浑，深入河源之地，对这条日后被称为“唐蕃古道”的道路记忆犹新，他将成为这场婚姻的主婚人。
从长安到逻些的路程往返一趟通常需要8—10个月。文成公主一行经青海日月山抵吐谷浑后，筑馆于河源，等待吐蕃的接亲队伍。
松赞干布赶来迎接，以子婿之礼谒见李道宗，然后携公主返回逻些，举行隆重的婚礼，并专建宫室安置文成公主与此前迎娶的尼婆罗（今尼泊尔境内的一个古国）尺尊公主。这座宏伟的宫殿，即布达拉宫。
文成公主进藏，是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件大事。
唐蕃通婚后，不仅民族关系与日俱增，也改变了吐蕃的历史。
吐蕃统一之初，还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但松赞干布仰慕汉地文化，勤勉好学。他迎娶文成公主后，进一步仿照中原，制定法律、创立文字、发展生产技术，并派遣吐蕃贵族子弟前往汉地学习诗、书等儒家典籍。
唐朝的文成公主与尼婆罗的尺尊公主各自为吐蕃带去一尊佛像，也促进了佛教在吐蕃的传播。
松赞干布与后妃们笃信佛教，毅然排除各种阻力，将佛教引入吐蕃，用来取代当时在吐蕃政治上有较大势力的本土信仰苯教。这为后来藏传佛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去世后，唐使进藏告哀。松赞干布悲伤不已，写信对新君唐高宗表示支持：“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并献上金银珠宝15种，请置太宗昭陵前吊祭。
次年，松赞干布英年早逝，一说是被仇视佛教的苯教教徒暗杀而死。唐朝给予其特殊礼遇，为他刻石像，列于昭陵之前，继续伴随视四海如一家的唐太宗。
03在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之后，有赤德祖赞（也称尺带珠丹）迎娶金城公主入藏的事件。
赤德祖赞成为赞普前，唐蕃关系因为争夺西域而一度剑拔弩张，但吐蕃多次兵败，还丢失了青海。赤德祖赞与他的大臣不敢再与唐朝为敌，于是遣使求和请婚。
当时在位的唐中宗李显同意了赤德祖赞的请求，封邠王李守礼之女为金城公主，作为自己的养女，远嫁吐蕃。
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率百官送金城公主至始平县（今陕西兴平），并为公主颁远婚制书，说明唐蕃双方会盟、通婚的意义，还将河西九曲（今青海湖东南的黄河两岸）水草丰茂之地赐给公主作为汤沐邑。
赤德祖赞迎接金城公主到逻些，为她营筑宫室，举行完婚盛典。可以说，金城公主受到的礼遇比当年的文成公主有过之而无不及。
金城公主冰雪聪明，深明大义，很快成为赤德祖赞的贤内助。在他们夫妇俩的努力下，唐蕃边境安定了一段时间，赤德祖赞上奏表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
金城公主进藏后，资助僧人入蕃，建寺译经，进一步发展藏地佛教，并向朝廷求得了《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翻译成吐蕃语。迄今传世的《礼记》《战国策》等敦煌古藏文译本，就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金城公主去世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为之举哀，辍朝三日。
和平发展是唐蕃关系的一个侧面，但唐蕃之间的军事对抗同样不容忽视。
当时有一句话，叫“唐非牛不田，蕃非马不行”，说明了世代居住在世界屋脊的吐蕃民风之彪悍。
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吐蕃不顾“和同为一家”的甥舅情谊，乘机扩张势力范围，与唐军多次交战，又数次息战言和，极盛时期一度向南进至喜马拉雅山以南的恒河北岸。
然而，吐蕃连年征战，疲于奔命，在武力扩张的同时也对自身形成反噬。
到了公元9世纪，吐蕃内部矛盾激化，走向崩溃。
正如藏文史书《贤者喜宴》记载：“吐蕃本土历经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于是境内各处各分割为二，诸如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
从公元869年到1239年的近4个世纪中，青藏高原一直未能建立起新的统一政府，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
与此同时，一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随着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而生根发芽。
在这三百多年间，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教派：噶当派、噶举派与萨迦派。这些教派纷纷与地方势力结合，既是当地的宗教领袖，也是地方的统治者。
北宋元符年间（1098年—1100年），曾在西部边陲为官的李远著《青唐录》一书，其中写了吐蕃“信佛”（信仰藏传佛教）的特征：“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
04青藏高原东部方向的区域，南北分属长江上游与黄河上游。
在历史上，这里分别属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聚居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二者之间的冲突、对抗与融合、同化跌宕起伏，也使二者逐渐趋于一体。
13世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人作为史上征服土地面积最大的游牧民族，用极富扩张性的姿态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并在中原开创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元朝。
元朝不仅再次统一了青藏高原，还正式确立了西藏与中央政权的政治隶属关系。
1239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率军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派兵南进吐蕃。历经三百多年的乱世后，吐蕃各地僧俗势力犹如一盘散沙，蒙古军一路南下，直抵尼婆罗边界。
阔端明白，吐蕃教派林立，互不统属，这里需要一个统一的地方政府来下达政令，以实现和平安定。他从藏传佛教的诸多教派中选择了萨迦派，作为蒙古贵族在吐蕃的代理人。
1244年，阔端写信给“学富五明，声誉最隆”的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请他到凉州会晤，商议“乌思藏”（元明两代对今西藏地区的称谓，清朝改称为“卫藏”）地区归附蒙古的大事。
萨迦班智达接受阔端的邀约，带着年少的侄子八思巴与恰那多杰同行，来到凉州。
阔端见到这位萨迦派大师后，表明了建立政教合一统治的意图，说：“今我以世人之法为治，汝以佛法护持。如此则佛法宁不广被天下，迄于海涯乎！”
但是，随着阔端与萨迦班智达不久后相继离世，这一计划的实施落在了元朝建立者忽必烈与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肩上。
1252年，忽必烈接受其兄长蒙哥汗的命令，带兵攻打西南的大理。忽必烈大军抵达六盘山时，希望在南征中得到吐蕃的帮助，于是遣使召见萨迦班智达，却得到后者已经去世的消息。
年仅19岁的八思巴成为叔叔的继承者，担任萨迦派教主，他以“深通佛法‚请以应命”，到六盘山拜见忽必烈。
这是二人的初次会面。见面时，忽必烈首先问八思巴：“师之佛法，比叔如何？”
史载，为了试探八思巴，忽必烈用许多别人未能解答的疑难问题来刁难他，却被八思巴一一化解。
八思巴的名字，藏语意思为“圣者慧幢”，他是一个神童，据说3岁就能口诵多篇经文。
在此次会面中，忽必烈听着八思巴的回答，被他的博学、谦逊深深折服，认为其年少不凡，遂尊八思巴为上师。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会面 | 纪录片截图
后来，忽必烈在汗位争夺中胜出，建立元朝，是为元世祖。八思巴也由忽必烈个人的导师，荣升为国师，并授以玉印，执掌总制院（后改称宣政院）。每次朝会，文武百官分列左右，只有帝师八思巴享有专席。
宣政院是专门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西藏地区行政事务的机构，其设立象征着西藏地区正式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地方行政区域。
八思巴从此往来于大都与故乡，协助元朝在“乌思藏”设置驿站、派驻军队、清查户口、征收税赋、任免官吏，僧俗并用，军民兼摄，为大一统做出许多贡献。
身为一代帝师，八思巴不忘利益众生的初心。
当忽必烈打算下令禁止修习萨迦派以外的教法时，八思巴予以制止，他说：“这样不仅有损陛下的国政和声威，对我们萨迦派亦无助益。”如此一来，既稳定了各教派的情绪，也对地区安定作出了贡献。
当元朝大军南下时，八思巴又向忽必烈提出建议，废除军队屠杀反抗者并填于河渠的规定。
据说，八思巴年幼时，曾经梦见自己手拿一根有八十节的藤杖，但到第四十六节处就弯曲了。第二天，他向叔父萨迦班智达说起此事，萨迦班智达对他说：“这预示着你的岁数，所以到46岁时要格外留心。”
在创制号称能译写当时一切文字的“蒙古新字”后，八思巴返回故乡，后于萨迦寺圆寂，时年46岁。
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文），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 | 纪录片截图
05明朝管理乌思藏的办法与元朝一脉相承。
早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朝就在今西藏一带设置了一个叫“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管理机构，并给当地教派领袖赐予名号、诏书、官爵等。
当时，乌思藏最有权势的教派已经由萨迦派变成了噶举派下的重要支派——帕木竹巴派。
在明代，西藏地区的另外一件大事，是格鲁派的兴起。
明朝中后期，格鲁派取代其他教派取得了西藏的政教权力，而其开创的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对此后的藏族社会影响深远。
到了清代，朝廷划定西藏和青海、四川、云南各省的地界，进一步确定其行政范围。
雍正年间，设置驻藏大臣，掌管西藏政务。乾隆帝在位时，又开始实行金瓶掣签制度，用来监督活佛转世系统，此后凡是“转世灵童”都须需在朝廷管理下，经金瓶掣签认定。
清朝将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也比以往历朝更加接近青藏高原。
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兴起，在其首领固始汗的带领下从新疆进入青海，居留青藏地区70余年，并与西藏格鲁派交往甚密。
和硕特蒙古归附清朝后，清廷为绘制全国舆图，多次派出专使前往青藏高原考察，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探寻长江的源头。
自古以来，长江源的位置众说纷纭，当时有人认为，其可能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某处。
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难以克服长江源的恶劣气候和高海拔。这些朝廷使臣无法深入江源腹地，分不清哪条河才是长江正源，只能“望源兴叹”，写下“江源如帚，分散甚阔”的感慨回报给朝廷，将那个神秘世界留给后人。
清朝使者寻找江源的200多年后，新中国组织的科考队才终于到达唐古拉山脉的各拉丹冬峰，确定了长江源的位置。
青藏高原，不仅是长江的发源地，也孕育了黄河、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这些连绵不绝的江河便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
原来，我们始终同饮一江水，始终都血浓于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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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
[明]宋濂等：《元史》，中华书局，1976
王启龙：《八思巴评传》，民族出版社，1998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石硕：《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张安福：《唐蕃古道》，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