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越南，现在许多人的印象可能是一个曾经被我们痛扁过一顿的不安分邻居(或者说白眼狼），又或者是现在被我们所“称道”的“政改成绩”，总而言之她给我们的感觉是复杂的，现今越南是许多人口中“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国家，甚至有人称其为“北越表，南越心”，那么这个“心”在其短暂的20年里，究竟发展的如何？
一、“梦”的开始
越南共和国，就是我们简称为“南越”的国家，它的诞生与发展可以说与各列强势力的涨幅相伴。二战的结束使得越南产生了势力真空，中华民国、法国、越盟等势力在此进行明争暗斗，很快中国便在内忧外患中退出了这场竞争，而法国则对越南进行积极干预，在这期间，法国在越南南方扶持的越南国的经济特征为殖民经济，依靠稻米出口以及华人的聪明能干而小有发展，但由于带有殖民色彩和薄弱的工业基础，使得该国的GDP直到60年代成为东亚最低水平之一的国家。
越南阮朝末代君主保大皇帝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的决议不仅宣告胡志明领导的越盟的胜利，也宣告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失败，于是由法国扶持的保大皇帝统治的越南国也随之消亡。1955年美国人迅速填补了法国在南越的空白，曾在五十年代初与美国有过接触的越南国首相吴庭艳成为扶持对象。通过全民公投国体由君主制转向总统共和制，越南共和国成立，吴庭艳成为该国第一任总统，在他统治的这段时间（1955-1963年）也被称为“第一共和国”，这一时期南越经济有了稳定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美国的援助，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执政者的经济政策，吴庭艳一上台便提出三项经济优先事项，一为完善交通基础设施、二为发展耕地、三为土地改革。
曾于六十年代与蒋介石（左）会面的南越总统吴庭艳（右穿传统服装者）
俗话说“要发展先修路”，越南共和国政府主要完善的是铁路系统和公路系统，由于越法战争的影响，越南的铁路系统有三分之一受损而无法使用，为此越南共和国修缮铁路重整了铁路交通并确定一定成绩，根据1959年的数据显示，铁路系统运送了265.8万名乘客和44万吨货物发展基础设施，主要体现在内陆与沿海地区的交通连接；公路系统则主要是发展高速公路连接中部海岸和中部高地，这些基础设施部分由美国援助建设，至今仍在越南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现今贯通越南南北的胡志明高速公路的南部部分就是这一时期建设的。
位于越南同奈河上的高速大桥（1961年）
发展耕地则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为了安置100万逃离北方的同胞，政府建立了数十个土地开发中心，根据政府报告的说法，从1957年到1961年下游地区定居了21万人，并开垦了89000公顷的林地。在开垦耕地的同时，南越政府还发展经济作物和农作物，经济作物主要是覆盖10万公顷的橡胶资源，而农作物主要是稻米，通过提高稻米产量使得越南的粮食出口量不断增加。若要说完善交通设施和发展农林经济对于南越经济更多侧重于是“挣多挣少”的问题，那么土地改革则是“换骨脱胎”的变革，同时这项政策的成败也关系到第二项政策的成绩。土地改革主要的阻力在于土地分配不均，据统计在20世纪50年代，越南南部的土地所有权存在很大差异，2.5%的土地所有者拥有45%的土地，73%的土地所有者只拥有15%的土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吴庭艳进行了有步骤的土地改革。
首先是“利用现成土地”，法国殖民者从越南的撤离使得吴庭艳可以大胆地对这些前殖民者的地盘“动蛋糕”，政府利用强制没收或者合作的形式将这些曾经为殖民势力拥有的土地分给了佃农和农民，备受政府行动鼓舞的一些农民也对占有大量土地的宗教势力或者地主发出挑战，为避免冲突，大部分地主“识相”的放弃了自己的土地。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是通过政府的“手腕”和人民的努力推动的。
再者是南越政府将这一政策更为“系统化”。为了协助南越政府推动土地改革，美国派出了沃尔夫·拉德金斯基领导的顾问代表团来到南越，沃尔夫是在苏俄内战时从乌克兰逃至美国的犹太人，并在30年代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后任职于美国农业部专门研究亚洲问题，虽说其职务与农业有关，但这位来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度的美国人有何资格来此进行一项“有社会主义味道”的改革呢？
原来在他来到越南之前就已经有过相关履历，首先是在二战结束后他瓦解了日本由富有地主主导的权力结构，后又在台湾协助蒋介石进行“耕者有其田”的农地改革，特别是后一项履历更能体现他的“够格”，因为相对于其他地方“充满激情”的土地改革，仅以“强买强卖”（国家以债券或股票换取土地）的方式将地主“多余”的土地收归政府后再分配于农民，是一种相对温和的调整封建地主与佃农关系的形式，这对于千年来阶级矛盾较为凸显的以封建自然经济为主的东亚地区进行变革具有参考价值。
沃尔夫·拉德金斯基
美国不仅带来了人才，还带来了物质援助，从1955年到1960年美国向越南共和国政府提供了专门推动这项改革的1200万美元资金，“利用现成土地”仅是针对前殖民者的局部政策，在美国的“提携”下，吴庭艳决定要将这一政策推广至全国，并希望产生根本性变化的效果。南越共和国开始发布一系列法令执行这一改革，主要内容大概为限制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命令地主与佃农需签订合同、限制地主的土地所拥有的面积（超过部分将被政府通过债券换取分配给农民），据统计，南越当局收回了430319公顷土地，并将其出售给了123193名农民。
土地改革债券
经济的稳定还需依靠国家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方面则进行人口结构的调整，1956年9月南越政府颁布第53号法律禁止海外移民从事涉及大米、土地、鱼、煤、煤油、废铁等行业的11种职业，这主要是针对当地华人，因为所涉及产业均为华裔所占优势的行业，而以驱逐出境威胁华人必须改国籍为越籍的方式更是对华人身份公开的挑战，吴庭艳希望借此减少华人对该国的影响力，但很快由于中国政府的不满以及与其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台湾地区对其行为予以经济制裁以示抗议，使吴庭艳不得不做出调整，将其“限制华政策”变得较为“温柔”。
二、南柯一梦
吴庭艳政府以上的政策更多地是针对南越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改变，无论是土地改革还是民族政策都是为了改变“从前”。长期依靠传统农业的国家要想有更大的发展除了对过去的“改正”（调整），更需要“拥抱未来”，而这个“未来”便是建立近现代化的经济体系，为了“拥抱”这个“未来”吴庭艳政府主要针从金融、贸易、工业化等方面入手。
在金融方面越南国家银行正式发行越南盾，为了体现国家主权，南越政府逐步退出法郎区，减少法国殖民色彩，并在初期通过外汇管制来确定货币汇率，逐步获得国家货币主权。而其贸易政策与工业化两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发展，为了发展两者，吴庭艳政府走了一条“第三条道路”，一种集体与私人结合的“越南特色资本主义”。
越南共和国越南盾
吴庭艳政府的“越南特色”贯穿其政策。1957年3月，吴廷曾发表了《第一共和国总统宣言》，其中呼吁国内外私人投资，承诺他们的权利和投资激励，为了鼓励企业发展，政府设立了技术促进中心，帮助创业企业家、技术和信贷企业、技术支持和指导企业投资。同一年又公布从1957年到1962年的五年计划，该计划的核心思想为工业化战略替代进口。为了促进出口，南越政府通过鼓励政策和下调汇率刺激出口，而通过对工业化所需的外国设备予以进口减免，并建立了一个工业园区，以促进对制造业的投资。当时的投资环境有利于工业园区的发展，逃离北方的越南资产阶级为工业园区带来了内资，而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日本的战争赔款则带来了外资，使得南越在1961年建立了越南第一个造纸厂满足了南越将近一半的用纸需求，同时还建立了水泥厂、纺织厂、水坝等一系列工业设施。
吴庭艳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似乎正让初生的越南共和国推往类似南韩、日本一样的“越南奇迹”，其任期内南越的经济水平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菲律宾，人均收入高于周边国家，成为亚洲新兴国家发展的楷模。，南越政局的不稳定使得该国的经济发展朝着不确定方向走去，1963年由于吴庭艳偏袒天主教徒和任人唯亲的做法令大多数信仰佛教占的人们不满，最终被一群军人推翻并被害身亡，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吴庭艳政府的经济政策也随之戛然而止。
1963年11月2日，吴廷琰在政变中被杀身亡
三、万念俱灰
其实国内政客的尔虞我诈并不是影响南越经济稳定发展的唯一原因，韩国也具有类似的政治命运，但曾两次发生军事政变的韩国却从曾经GDP不如朝鲜到创造“汉江奇迹”，其实在吴庭艳政府倒台后的两年便成立了以阮文绍为首的较为稳定的政府，南越未能成功复制韩国的成功还在于其失败的经济政策和恶劣的生存环境。
失败的经济政策指的是南越过早地实行自由经济政策。1965年以来越南共和国放弃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仅进行有限的干预，造成例如纺织和制糖等新兴产业突然失去了保护，陷入了困境。同时未能建立国家工业基础使得该政策雪上加霜，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得益于一五计划奠定了中国工业基础及一系列的工业化政策，由于南越政府未有通过建立工业化让本国的生产资料用于加工，使得越南共和国的经济完全依赖进口原材料，造成出口不足以弥补进口，越南共和国的经济越来越依赖援助。虽然总的来说工业仍在增长，但是缓慢的。
恶劣的生存环境指的是战争，吴庭艳政府的土地改革虽有一定成绩但总体来说是失败的，因为其政策具有“歧视性”，分得土地的人往往是北越难民和天主教徒，同时还对曾经在越法战争中因越盟土改获得土地的南越农民进行“反攻倒算”，迫使曾一度分得土地的农民交换土地予原地主，致使南越政府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使得越共可对南方农村进一步渗透，这造成南越政府对农村的控制面积不断缩小而造成1965年到1968年的粮食产量下降，进而导致越南共和国又从大米出口转向大米进口。而美元随着美军的到来也冲击着该国市场，为何说美元的到来会冲击南越经济？按理美军的到来应该会刺激消费，但问题就出在美军并未用美元直接消费，而是一种“军票”，该票据享受“汇率津贴”，这就造成美军手里的美元实际可兑换的越南盾要高于汇率，从而导致越南盾不断贬值。
1968年越共对南越发起春季攻势
面对危机，南越政府也进行过“垂死挣扎”。1969年南越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方案的主要内容为进一步减少地主对土地的拥有面积，并将150万公顷的稻田分配给80多万户农民，次年颁布了《耕农法》，该法案主要内容为将土地免费分给农民、农民在获得土地后在一定时期内享受免税政策、所分土地在15年内不得转让或转售，这一决定有利于抑制土地兼并。该政策执行的第一年就有75万户的500万农民获得土地，截止1973年超过100万公顷的土地已移交给85万户佃农，这个法案的颁布宣告废除了越南几个世纪以来的佃农制度，同时为了帮扶农民，国家还设立了农业开发银行并引进先进的耕作技术。得益于此，南越的“中农”成为南越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南越的水稻产量也从1970年开始增长。
60年代的西贡市容
南越政府除了帮扶农民，还依靠与其他族群特别是华人的合作。南越政府虽然曾想以强硬手段减少华人对南越经济的影响，但很快就败给了现实因素，由于与其有邦交关系的台湾地区的反制措施以及华人的聪明勤劳，南越政府开始转向“软措施”。首先是给予华人自治权，在执行兵役时被温和对待，同时华人有权以在越南出生的亲戚的名字在商店登记，这就为华人（包括非越南籍华侨）在南越进行经济活动提供了便利，据1973年底数据显示近1万家被清点的大型小型企业中有八成为华人掌握，到1974年华人控制了进出口行业的90％及其他大部分行业的80％以上。越南华人为南越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出生于西贡的香港导演徐克
当然南越政府除了进行社会改革，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来缓解经济危机，例如成立“生产设施重建基金”，为被战争摧毁的企业提供信贷，还设立“国民经济发展基金”以资助“所有农业、工业及服务业的发展、推广或创新项目”，但这些政策是孤立的，不属于任何全面的经济计划，更注重短期的稳定需求而不是长期的发展目标，所以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越南共和国的经济困境。
非常依赖美援的南越经济在1973年前其的人均GDP普遍高于越南民主共和国，随着美国正在抽出越战泥潭，因此美国对越南的经济援助的削减使得南北越的人均GDP差距不断缩小，同时美军的撤离也意味着南越政府独自承担军事任务的工作越来越多，这造成了政府赤字越来越严重。随着北越进攻强度的加大，南越经济岌岌可危，1972年3月北越军队对南越发起了猛攻，200多座桥梁和道路被毁、40%的橡胶生产被毁，这导致南越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而难民的激增又造成生活必需品需求的增加，且该年干旱歉收，南越的通货膨胀情况进一步提高。
1956-1974年南越与北越的人均GDP对比（来源：维基百科）
在1974年至1975年期间，南越价格飙升、经济停滞不前，增长率为负5%，通货膨胀超过200%，除了军事上的原因造成经济上的困扰，还在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石油危机造成进口原材料价格上涨，再加上南越人民解放阵线的特种部队烧毁了总油库，使得南越的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相关生产领域的发展受到影响。南越人民生活水平也受此影响不断下降，人均年收入由1971年的200美元（相当于我国1978年的水平）降低至1974年的54美元，同时美军的撤离使得大量依靠美国工厂的工人失业，且美军这一巨大的消费者的失去也导致南越民用工业市场的缩水，南越充斥着饥饿和失业导致犯罪、自杀和抗议活动，经济危机也让军队士气低落，南越军事上的失利也进一步加强……
1975年4月21日，面对北越进攻无可奈何的阮文绍总统绝望地指责美国的抛弃后卸任总统职位，4月23日北越军队兵临城下，西贡的美国驻越大使馆聚集着恐慌的难民，4月30日越南共和国最后一任总统杨文明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当日的10时45分，随着一声巨响，北越第2军203坦克旅的T54坦克车撞破了南越总统府的大门，并在不久在总统府上升起了北越的旗帜，宣告了统治越南南方20年的越南共和国的灭亡。
西贡沦陷前的美国大使馆正在进行撤离
总结与启示
越南共和国的经济改革随着该政权的灭亡而消逝在历史河流中，但其也为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提供了一些启示，可以总结为有节奏、要兼顾、有威信、少依赖。
首先是改革要有节奏，“第二共和国”在未有工业基础的经济自由化造成了不良影响，在不成熟的情况下进行激进改革只会适得其反，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是经济自由化改革的极端例子。
其次是改革要有兼顾，改革的成功在于关照大多数的时候兼顾少数（当然也有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消灭“少数”，但这叫革命不是改革），吴庭艳政府的失败在于改革受益者未能普及，而“第二共和国”则改变了他的“错误”，通过国会讨论确立了各方接受的法案（法案在通过众议院后，需经过地主阶级议员较多的参议院批准）。
其三改革的成功还在于政府威信（包含强制力）。阮文绍之所以能推行他的土改方案也在于他的威望和国会议员多为其派系的人，台湾的不流血土改的成功推行也得益于蒋氏威权体质的“权威”，改革在一些不成熟的议会制国家往往会因政客的征伐而流失，同时改革的不确定性也让习惯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的老百姓不理解，面对这些阻力的时候，有就需要政治家的“力度”去推动，当然有时候在一些法制不健全的国家这个“度”容易被“掌舵手”给玩脱手，所以法治建设也非常重要，否则“威信”就会变成“微信”（微小的信任）。
最重要的还在于少依赖。越南共和国经济的失败不只是战争这一客观原因，还在于其自身对美援的依赖太深，南越工业基础的弊端随着美援的减少而不断显现，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菲律宾在60-80年曾一度以进口为主的经济政策使其成为亚洲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但随着外债的累计使其经济增速减缓（当然还有腐败等因素）。台湾之所以能加入到“四小龙”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减少依赖，很多人说台湾的成功是吃从大陆运来的老本（黄金）和美援，其实“老本”早在来台几年就被军队和币制改革消耗殆尽，而美援也确实存在，但随着70年代国际局势的变化，台湾加速了从50年代的进口型向出口型增长的转变，产业由廉价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向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扩张。
总而言之，国家的改革是项系统工程，除了上述要点，其实还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交织在一起，任何一个细微的影响都有可能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越南共和国的衰亡也道出了一些“小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中的无奈，自身努力很重要，“运气”有时也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