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坦布鲁纳认为决策过程中有三个层面，第一个是最高的政务官，他们有着自由思维和自由考虑问题的空间；第二层就是那些专家或者技术官僚组成的职业共同体，他们更近似于事务官里的高级领导；第三层是中低层的事务官，他们主要具备组织模式里面的那种“常规性”它赋予了他们共同的程序办事的理念。这三层都是不一样的。这三层分别被命名为“自由思维”、“理论思维”和“程式化思维”。从内容上看，决策过程也涉及到三种事件流（steam of events），分别是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问题流提出问题，而政策流提供方案，政治流则涉及到游说和最终实施这一方案，这三种共同构成了决策过程，该理论是约翰.金登提出，和斯坦布鲁纳的说法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上剖析了决策过程的基本环节。他们分析的主要对象是美国与西方政府决策，对于其他地区可能并不适用，所以不能强行带入分析，那样的后果非常严重，胡适和蒋廷黻之前这么做过，但是都失败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具备可行性，只不过是留学生回国后的一厢情愿的空想罢了。

但是，在其中比较本质性的部分，还是有可以相互借鉴之处的，只不过这种借鉴绝非简单的照搬，否则就是胡乱运用了。在美国对外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会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某些情况下也愿意放权，比如说和外国谈判条约的时候，他们也懒得经常讨论和审议每一条款，他们的这种环节是非常不适合于高效办公的，所以他们有时会进行授权，根本就不再直接管辖总统的谈判媾和权力，在谈判前就委托和授权总统与联邦政府进行谈判。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问题涉及到机密情报，不可能全都给国会议员公开讲了，因此很多事情都是绕开国会干的，现在美国大部分对外协定都是走政府协议和非国会的流程。元老院挟制奥古斯都的權力下降了，但是不意味着他们没用了，相反，他们被用来对付和限制总统的功能仍然很强大。但仅限于此。

进入金融集权特别是世界帝国阶段以来，美国总统的权力实际上是加强了而非削弱了，因为首先很多事项决策的技术性增强，国会议员聘请一个比较合适而又全面的顾问团队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成本太大，所以总统自身有腾挪空间；第二，美国的利益格局基本确定下来，不太可能出现对利益再分配格局频繁变动的局面，因此，美国获取利益的主要取径仍然在国外，不管是金融还是工业资本，国内的情况基本上固定下来，流动也不会有太大变数，所以比较容易开刀的就是国际层面，从这里获取利益比从国内获取要容易得多，而在这个方向上国会的真正权势不如总统和其内阁官员如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等助理的大；第三，由于美国国内阶层随着金融自由化进程分化加快，国内议题更多的是驴象两军对垒，寻求共同点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两大党团的分歧越来越多，但是他们在遏制战略竞争对手方面的共同点越来越大，而且趋势明确不移，所以为了提高国会自身的效能，防止自身跛脚过多，也增加自身党团的成绩，因此他们在对外议题上的合作增多，因此在客观上也间接助长了总统的权势。

如果我们用斯坦布鲁纳和金登的概念来表述，那就是说“自由思维”的自由裁量权增大，而“理论思维”地位的提升也帮助前者拥有更多权限。国会则因为自身技术能力的不足、维护自身形象利益和提升组织办事效率的需要，默许并将这种“程式化思维”更多让位于“自由思维”的决策流程固定化，而在涉及国内蛋糕的议题上互相不放松，民主党的医保法案从克林顿时期就开始提，一直到奥巴马时期还是久拖不决，完全不能办到，因为这里面涉及的利益团体也非常多，私营的不受限价措施影响的医药托拉斯、医师资格执业协会、接受捐献的医学院等等，他们都和一些议员有着关系，这些庞杂的利益关系导致很难形成一个哪怕是文书层面的法律或者命令，控**法案也是如此，制造**支**的企业、售卖**支的零售店业者、形形色色的支持和捍卫拥**权利的民间团体，无一不在发挥着自身的影响力，而这种混乱分裂的情形，恰恰是金融集权阶层所愿意看到的，为此才能更好的巩固自身的权势。问题流和政策流的环节，NGO非常多，而国会中的议员联盟也不少；政策流中间，如何调和三层关系一直是总统玩的最核心的艺术，怎么把金融集权阶层的利益巩固和发展好，怎么把工业垄断资本等的金主利益安排好，怎么把选民舆论的风向把握好，这三者是同时都需要考虑到的，当然，这中间有轻重，不过在表面上看顺序正好相反。

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三条原因，诸如参联会这类组织，有的时候还会故意摆烂，或者在某种情况下与某一部门串通一气，搞一个一边倒。越战时防长维斯特莫兰要求升级战争，但是这些人不想担负责任，就干脆不管，都没有异议；星球大战计划投资了750多亿美元仍然不见效，在提出完全防御掉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目标时，拥有军事常识的各位将军们也没有像国防部长那样震惊和反对，因为他们早早的就被罗伯特.麦克法兰托詹姆斯.沃特金斯说服了，原因仅仅是麦克法兰认为部署和平卫士那样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无意义，不如一个能力有限的导弹防御系统有效。事实上这种东西到现在也没搞出来，炮制一个大噱头，当然有干扰苏联军备计划的意思在，但是内部的这种决策构想不同也是原因。决策的过程中即便是没有国会干扰的那种分析幕僚团队内部，也会有各种分歧，这个时候他们的核心决策者就会处于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尽快得出一个一致意见实行，他可能会采取非常模糊的方案以获得而通过；另一方面，如果方案太模糊，各个幕僚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路径，在执行过程中太过模糊且不符合自身判断的决策，很有可能被晾在一边，他们有理由不去执行，因为你说的太模糊啊，“我不懂呢”。

我们今天分析一个系列决策，来说明美国决策中出现另一个新特征——国内政策国际化。放开大麻吸食限制，在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加拿大、美国和新近的德国，都在开放这种程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将其简单的归结为“自由思维”的愚蠢，如果我们看到哥伦比亚的转型，就能明白这种潮流到底意味着什么。拉美发展杂谈：**卡特尔与金融帝国主义的勾连与金融再殖民化和美国资本市场“再产业化”进程可能造成的威胁与其自身的缺陷中都有所提及，这里不再展开，如果我们结合雨林中的隐秘战士第三则：屠龙者终成恶龙，哥武走向**卡特尔化，就能看得更明白一些。这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是美国治安战的登峰造极制作与国际**托拉斯合法化和创造“财源”的重要新方法。也就是说，美国在国内治理乏力的情况下更多的采取国内问题国际化的办法解决，来摆脱内部决策失范的困境。

如果读过《美国底层》，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就会更加清晰。这位属于成功人士、“精英”的美国银行从业人员辞职休假一年，开车环游全美，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本小册子，里面最普遍的场景，就是衰败的小城市或者大城市里的贫民窟，里面都是红灯区和随地乱丢的海洛因注射针头，这些人大部分整天站街，或者干脆在麦当劳里混一整天，很多城市都没有工业。我们有理由怀疑美国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再工业化，这些整天吸毒的民众可以进厂工作吗，转移到美国来的最简单最基本的产业，是不是这些民众也很难利用现有劳动技能参与其中？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新英格兰和尚未成为锈带的一些经济活力充沛的地带，引入这些从欧洲转移过来的工业，而在广泛的经济塌陷带和锈带，**商业成为一种必需消费，而这种消费本身又很昂贵，使得这些人不得不靠借贷消费，最终信用破产，不仅财产全部没收和拍卖，人身的劳动力也被利用起来，做一些奴工性质的简单活计，换取吸毒和吃饭的报酬。而这些收入大约远远不能保证他们的消费，所以他们还要借贷，因此在实质上是他们把他们自身的劳动力抵押出去，这是什么性质，我也不必再提。这些劳动可以像商品期货一样形成一个市场，一方面可以定制这些转移到美国来的产业所需的客户订单，另一方面降低的劳动力成本会成为一种有效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给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多增添一种期货，这是一个大红利。这个可能是大麻合法化背后更深沉的思索。这样自然是可以达到降低成本，重新赢得国际竞争力，甚至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还要低的劳动成本，只是这种可能性非常的不体面罢了，但是从经济逻辑上说，完全有实现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脖子取胜的可能性反而提高了，虽然BLM现在也很凶，但是经过一场比较深刻的骚动，这个取向真的可以。也许这是亨廷顿理想实现的一种路径。美国本身已经有了军工复合体，如果再有一个**托拉斯，也不是不可以，这么做从国际竞争角度看完全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