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特征：避开最坏的可能性

所有不能避开最坏可能性的方案和策略，都因之是一票否决。

例子一

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

这个就避免了被包围歼灭的可能性。

例子二

我们第一步不是打吉安城，而是实行围吉安城，目的在使吉安城内生活更加困难，人心更加恐慌，白色统治更形孤立，然后进行第二步计划。

这个就避免了直接攻城时力量损耗太大，以致最后力量不足，反被敌人歼灭的可能性。先围城，就可以先削弱敌人，如果自己事不可为，则也可以从容撤退。

例子三

四渡赤水中鼓新场之争，其他人都坚持打（因利益大、轻估了对手实力、信赖个人能力以为害处似乎能避免），就他一个人坚持不打，就因为打鼓新场不能完全避开最坏可能性。

这就是决策的一个否决性依据，非常重要。

第二个特征：进有所得，退亦有所得

不满足该条件的策略，不是好策略；不满足此该条件的方案，不是好方案。。

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拼命主义。

要避免这种现象，选取的策略，就必须尽量做到“进有所得，退亦有所得”。

例子1，用对手的办法打败对手（以牙还牙法），进可以打败对手，退可以学到了对手的办法。

敌人妄想给我们重围久困，河东、河西开起几路军队包围我们，就来一个坚壁清野，号召群众参战，给他一个久困重围。

例子2，重视普及甚于提高，进可以把东西普及出去，退可以把东西完善、丰富智慧、普及产生智慧。

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

例子3，群众路线，进可以深入实现，退可以获得纠正政策、获取威信。

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

而纠正的过程，又可以提高威信。

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

例子4，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退则削弱敌人、分散敌人、取信于民，进则消灭敌人、取信于民。

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是事物，也可以分割，也可以一块一块地消灭。蒋八百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以一块块地消灭。这就叫作各个击破。

此策略好处见：毛主席：先让一步，后发制人

例子5，对印自卫反击，退则可以再次打击敌人（打完即后撤至实控线我国一侧20公里以北地区），在此情况下，进则可消灭敌人。

所有非灭国战、征服战，最终都是耗损自己的力量，而被第三方得利。如果策略空间不够，在这个例子里，就通过主动后撤，腾出空间来，总之务要使自己处于“进亦可得，退亦可得”的位置，这或许就是主动权的真质。

例子6，歼灭战，进则消灭敌人，退则自己亦不会败。（杜绝了自己大败的可能）

反对击溃战，承认歼灭战。

如果是击溃战，则我方力量调用不足，时机不够有利，则可能反被对方打个歼灭战，结果就得了个大败的最坏可能性、引起后续的一系列副作用连锁反应。

例子7，优待、释放俘虏，进则使其投降，退则使其减少抵抗、甚至带人来降。

例子8，复盘事件归因时，归因于策略错、环境中缺乏了什么东西、使用的主义错和执行的路线错，这种归因，进则可以纠正诊治一大批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退则可以学会、理解策略、环境、主义和路线，并了然这些东西的归宿。

这些策略，都留有足够的空间，有进的空间、有退的空间，只要处在这个空间内，都是能获益的。如此对手焉能不败。通过各种主动执行，务使自己处于这个主动权空间内。

所以，用这两个原则来审视自己的策略和方案，只要是符合的，就是好的，只要是不符合的，就是不够完善的。如此，自己焉能不成，对手焉能不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