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 阪 之 战
--春秋社会的转折
湛阪之战,是前557年晋楚之间暴发的战争,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的一场关键之战。
湛阪之战的起因是一个“男”子辈的小国许国的迁都而引发。
许的国都本在许(河南省许昌市东三直六里之地),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年),许灵公为逃避郑国威胁,乞楚将许的国都迁于叶(河南省叶县西南旧县),从此许即成为楚的附庸。随着以晋为首的北方诸侯集团势力的壮大,许男又请求晋国将其迁回旧地,以摆脱楚的控制而服从晋。与会诸侯都准予许国迁回旧地,但遭到许国亲楚大夫们的反对。晋国使诸侯各自返回,唯以晋师伐许大夫。
《左传·襄公十六年》记述:
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许,次于函氏。晋荀偃、栾黡帅师伐楚,以报宋扬梁之役。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楚师败绩。晋师遂侵方城之外,复伐许而还。
在讨伐许国之后,晋将荀偃、栾黡乘胜伐楚,以报5年之前,楚、秦联军攻打晋属宋国杨梁之仇。楚国公子格帅师迎战,在湛阪被晋军大败而逃。晋军一直追到楚的方城山外而后班师回国,途中经过许国伐之而归。
以上就是湛阪之战的简要过程。由此可见,湛阪之战的实际原因是:前563年三驾之役时晋国攻占郑国,前561年楚国联合秦国攻宋杨梁以示报复,湛阪之战则是晋报楚秦杨梁之仇。真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所以,湛阪之战是晋国借许国迁都之由,行报复楚国之实。
湛阪之战,起因很简单,过程也不复杂,双方的用兵规模也不算大,对此役,各种史料只是简单加以描述,未有对战争过程的详细记载。由此,也很难对此役作详细的战法分析、得失分析和原因辩析。不过,历史对此役的重视并不在于组织指挥、作战方法等方面有何特别之处,而是将湛阪之战的发生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研究其发生前后,春秋时期的战争、社会等的发展变化。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先看两组史料研究成果:
第一组,看看春秋的时段划分。根据钱穆《国史大纲》观点,其认为春秋是霸政历史,据此可分为霸前时期、霸政时期和霸政衰微时期三个阶段,其中:
霸前时期。约前771年至前686,时间跨度85年,也即自周平王东迁至齐桓公开始建立霸业。
霸政时期。约前685年至前558年,时间跨度128年,也即齐桓公建立霸业到晋悼公卒。
霸政衰微时期。约前557年至前466年,时间跨度90年,即湛阪之战之年至春秋结束。他称这一时期为大夫执政期时期。
第二组,看看每个阶段战争暴发的情况。
根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统计:霸前时期,约60次,平均0.7次/年;霸政时期,约220次,1.7次/年;霸政衰微时期,约110次,1.4次/年。
根据《中国战典》统计:霸前时期,约70次,平均0.8次/年;霸政时期,约250次,2次/年;霸政衰微时期,约130次,1.6次/年。
两组数据在数量上虽有一定出入,但三个时期年度战争发生频度的等比大体相当,这也基本能够说明三个阶段的战争变化情况。
通过第二组数据来看,直观的感觉就是,自湛阪之战后,霸政衰微时期的战争显然减少,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还不能够说明更多的问题。所以,在此基础上,再对这些战争的主体作进一步梳理统计,看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信息。
这时期,根据《中国历代战争年表》统计:晋国参与的战争17次,其中晋齐战争5;楚国参与的战争29次,其中吴楚之战16次;晋、楚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根据《中国战典》统计:晋国参与的战争23次,其中晋齐战争7次;楚国参与的战争36次,其中吴楚之战17次;晋、楚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冲突。
继上,把时间跨度缩窄并向纵深挖潜,还可以发现:前578年至前557年的22年中,战争频仍,几无宁日;然而从湛阪之战后到前535年的22年中,前十年战争规模大为减小,晋楚几乎无战;尚有前552年、551年没有任何战争发生。特别是“弭兵”大会(公元前546年)后的12年里,整个中原地区无发生战争。在东南地区则仅有吴越、吴楚之间的区域性战争。在北方则仅有鲁和莒、齐和北燕之间的小小摩擦。
解读这些数字,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①晋、楚之间近一百年的相安无事,说明之前近一百年的争霸,使双方劳师顿足、国势衰落、臣厌民怨,已无心也无力再起争霸之事;两国虽也参加或主动发起一些战争,但已不是两国之间的直接冲突或两个集团之间的全面战争。
②晋、楚参加或主动发起的战争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周边小国、弱国的兼并之战。二是与地区大国之间的争势之战,如在南方,随着吴国的兴起,与地区内的大国楚国之间的战争必然不会少;在北方,晋国与齐国的战争也是同样道理。
综上,湛阪之战产生的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晋、楚两大军事集团趋于瓦解,两国之间的防范压力随之减小,附属于两大集团的中小国家获得不同程度的解放。这就是分析以上数据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信息,也是湛阪之战促成的最重要的结果。
那么,湛阪之战的结果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大致有三:
第一,推动了春秋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
湛阪之战刚刚结束,“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足见,晋国人已十分疲惫,故而推御不出兵援鲁的责任。楚国在湛阪之战后,经过两年的调整,才于前555年举兵伐郑,而且是以“诸侯方睦于晋,臣请尝之。若可,君而继之。不可,收师而退,可以无害,君亦无辱”的心态对待出兵,最后还落了个“楚师多冻,役徒几尽”的结局,越发强化了楚国慎战的态度。同时,在这之后的发展进程中,吴国兴起并与楚国在南方展开的主导权之争,无形中起到了牵制楚国北上的作用。齐、秦在北方与晋国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也起到了牵制晋国南下的作用。这些都促进晋、楚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相对的“均势”,也促使两国从疲战到慎战再到不战态度的发展变化。这种态度的发展变化,保持了霸政衰微时期社会的相对稳定,有力促进了春秋后期经济社会的发展。
第二,推动了诸侯国以对外战争为主向以诸侯国内的争权斗争为主的转变
《左传·成公·成公十六年》记述了一段范文子在鄢陵之战前,主张不与楚战的理由:“秦、狄、齐、楚皆强,不尽力,子孙将弱。今三强服矣,敌楚而已。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虽然晋最终决定与楚战于鄢陵,但范文子关于“外宁必有内忧”的认识是有其深刻道理的,即:一国之外患是促使内部团结的重要因素,当外患解除后,内忧之患就会产生。
这一观点,拿湛阪之战前后的变化可以得到验证。
湛阪之战前,诸侯国之间或单打独斗、或联合斗争是霸权争夺的主要形式,诸侯国内的君臣之间、或臣子之间、卿大夫与家臣之间的争权斗争则处于从属地位。从第一次“弭兵”大会到湛阪之战的二十二年中,属于诸侯国内争的只有五国发生共六次。相比之下,在湛阪之战后至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大会的十一年间,情形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细数这期间的诸侯国内权争,择其主要事件就有:鲁襄公十九年(前554年),齐太子光与公子戎子争位,“光杀戎子,尸诸朝”。“秋八月,齐崔杼杀高厚于洒蓝而兼其室。”“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鲁襄公二十年(前553年),晋国内乱,范宣子杀十大夫,逐栾盈出奔。鲁襄公二十三年(前550年)“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鲁襄公二十五年(前548年)夏,齐有“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鲁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卫有“甯喜弑其君剽”。“秋宋公(宋平公)杀其世子痤”。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夏,卫国“杀甯喜及右宰榖尸诸朝”。九月齐有庆封灭崔(崔杼)之族。
这种情势的发展变化,促使各国大夫普遍趋逐于兼并土地,扩大封邑,逐渐形成了君弱臣强的不正常局面。但“不正常”就是当时的正常,继此之后,楚国历代国君多为其令尹所篡夺;鲁的公室已极卑屈,盛极一世的三桓也被家臣所把持;晋公室大权日渐旁落,新兴的韩赵魏三家势力渐强;齐国的田氏也开始了对国君的长期斗争,并最终代齐。这也是钱穆称这一时期为大夫执政期时期的重要原因。
这就是典型的外因变化诱使内因变化的例子,也正是由于这内因的变化,促使了春秋社会霸政的逐步瓦解,并渐次向战国时期过渡。
第三,推动了人们对战争态度的变化
从前篇诸论便知,大国之间的博弈最无赖的就是中小国家,最受害的就是各国人民。中小国家为了生存,游离于大国之间,孰强附孰;在晋楚争霸时期,一些国家朝来服楚、暮去屈晋的事司空见惯,不怪后来之人把这些国家常冠以“摇摆国”“墙头国”的称呼。但客观来讲,这都是迫不得已的无赖之举。前576年,楚师将北进侵伐郑、卫,子反公开喊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视盟约和战争为儿戏。郑国是最爱晋楚争霸之苦的国家,子駟曾发出愤叹:“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这些国家深刻认识到,“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战争给中小国家子民带来无穷灾害,生产遭到破坏,生活万分疾苦。然而大国为了争权夺霸,常迫使中小国家行代理人战争,也或是对其任意进行盘剥,也或是当作替罪羊代为受惩,等等。他们从不听取中小国家和人民的呼声,而以已之所欲肆意忘为。
但是湛阪之战后,晋楚两大国对于战争的态度确起了显著变化。楚国子庚把慎战说成是“以利社稷”;晋国的韩宣子把战争说成是“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灾也”。都反映了这时期的时代精英,对于战争的认识更加深刻,越发意识并关注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同时,也由于湛阪之战后,晋楚均已疲惫,形成相对均势,两霸从心理上急于相安,也促成这种认识逐步转变到具体实践,进而转化为后续时期社会的基本共识。前529年,楚灵王背弃盟约再事侵袭中原,为臣下所逼而自杀;楚平王继位后恢复陈蔡故国,为诸侯所称颂。这充分反映了湛阪之战后人们对于战争态度的转变。这种态度的转变,始于湛阪之战后,成于“弭兵”之会前,并一直延续到战国之前。
这就是湛阪之战,在诸多战争书籍中常常不以为然的一场战争,无论战争规模、战术方法还是指挥艺术,都不会蹬入大雅之堂的一场战争,但由于其发生的特别时间以及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它推动了当时期的政治和军事形态的深刻变化,促进了春秋后期社会历史的发展。因此,湛阪之战是春秋社会的转折之战,在春秋历史上应该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