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戈里不长的创作生涯中，创造了数百名个性突出的文学形象，就其生动、丰富和特色而言，简直难以想象他的头脑究竟是怎样一个状态。
语言的使用上，此人对于法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乌克兰的地方民谣、哥萨克民谣都是信手拈来，构成他自己充满机智、讽刺、幽默、荒诞和绝望的语言和情节。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读他的《外套》，所感受到的那种幽默、阴郁甚至带有一点阴森的氛围。
他是鲁迅的偶像。
19世纪20-30年代，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期刊杂志业和各类沙龙文化兴起并且迅速达到鼎盛期。真是与俄国当时严厉的出版审查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期刊、出版和文化沙龙成为思想家、作家们与俄国贵族圈和市民社会之间的桥梁与土壤——文化氛围的浓厚程度对于思想与文学黄金时代的产生有着莫大的助力。
这个年代的莫斯科派期刊杂志业，主要从事两方面工作：一是潜心钻研和系统介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谢林、黑格尔和费希特等人的学说；二是关注俄国的政治与社会。其中的主要代表就是波戈金和恰达耶夫。恰达耶夫因为其《哲学书简》而闻名。可以看到，莫斯科派的特点就是一切向西。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彼得堡的斯拉夫派——这是倾向于自主独立的俄罗斯东正教保守派，即认为东正教文化才是拯救人类和俄国的唯一良方。可以说也就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吧。
19世纪30年代的西化文学运动旗手是别林斯基，此人开创了著名的俄国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俄罗斯乃至欧亚大陆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沉重的刻痕。
别林斯基本人在文学上的贡献较少，他就是个倡导运动的“公知”——倔强而独立、乐于斗争的个性，以编辑期刊（《望远镜》、《莫斯科观察家》杂志）、组织论坛为其主要手段，把关注社会现实、关注个人命运的意识注入到了俄语文学的现实主义中。
其实期刊杂志文艺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自卡拉姆津们开创的贵族文学传统的结束，平民文学和平民知识分子的崛起。自此，19世纪40年代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的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启幕了。
四、现实主义时期
米尔斯基指出，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最大特征有三个：
一是承袭果戈里开创的自然主义，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的人，生活中人的各个层面，而不是单一的某个面。执着地专注于挖掘细节，性格的细节，事件的细节和环境的细节，最鲜活地还原人物和事件现场。
正像敝号推介过的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义》中提到的，读《安娜》的时候，必须去想象小说中所提到的一切细节，马车的形制，内里的衬饰，花边的形状等等，才能体会到作者试图传达出来的，没有在文字上体现的氛围。这一点，在我读《战争与和平》时，深切体会到边看边联想的重要性。
二是一种客观、中庸的方法论，以最大程度的同情和仁慈心态，看待事件和人。抛弃道德评价和阶级属性，平等地、自然地看待一切人和事物。
这引致了叙述和表达方式上的平实化——尽量不显山、不露水地描述，意义与分寸感就在字里行间。以至于可以置一切情节的可读性于不顾——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吸引人的情节，很多小说可以没有事件或者故事。
三是专注于社会现实，以一种准新闻体的方式反映切身的现实情况。几乎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都是社会现实的喉舌，都是对社会问题不同角度的分析和呈现。这种“社会的”、“公民的”色彩，正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的总特征。
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个代表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米尔斯基认为，陀氏的一生截然不同地分成两个阶段，分阶段的关键事件就是1849年的被捕和流放。
前半生陀氏以其天纵奇才在文坛上暂露头角，《穷人》写出来之后，他受到了别林斯基的激赞，别林斯基把陀氏称为“又一个果戈里”。这让青年陀氏倍受鼓舞，于是忘乎所以，积极参与各类文学组织，发表见解。终于在1849年因为激烈拥护1848年巴黎革命而被政府抓捕，判处流放4年刑期。
政府还给陀氏这群不良青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在宣判之前，把他们所有人都按照处决的标准，捆绑到行刑柱上，做出要**毙的样子。
当时陀氏的朋友就疯掉一个，此事在陀氏的下半生留下了驱散不去的阴影，构成了他后来作品的精神资源之一。（托尔斯泰后来把这一节写进了《战争与和平》）
前半期的陀氏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文学青年，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在《穷人》中，把莱蒙托夫的“仁慈”进一步扩大。后半期的陀氏，才成了今天我们所认为的陀氏——他变成了一个心理学现象，他的所有小说《白痴》、《地下室手记》、《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也都成了心理学现象。
这种心理学现象，是果戈里的阴郁和荒诞，以及东正教的神性与道德感的奇怪融合。陀氏似乎总在这卑微、渺小、恶毒，和圣洁、宽容、宏阔之间游走，刻画着永无止境的变化的人性。
当年我读他的《白痴》、《死屋手记》（后续会有随笔推出）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就好比在观看一个光怪陆离的扭曲人性展览馆一般。
1859年，陀氏结束了刑期，被允许返回彼得堡，从此开始专事文学写作。1861年就拿出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可以说标识着他上半期的结束和下半期，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陀氏风格的开始。
自此时开始，陀氏就厄运缠身，文学事业屡遭当局查禁，个人情感生活也遭受挫折，1864年干脆破了产。也是在这一年，他写出了《死屋手记》。
接着他就跟巴尔扎克一样，为了偿债不停地写大部头。正是在写《罪与罚》和《赌徒》期间，他结识了第二任妻子安娜。安娜的到来给陀氏带来了安定的生活，她就像托尔斯泰青年时期的妻子一样，不仅照料生活和持家，还能帮陀氏整理手稿。
由是，19世纪的70-80年代迎来了陀氏的创作高峰，群魔、白痴、大罪人传，随着《卡拉马佐夫兄弟》的问世，他的声名也达到了顶峰——还是需要时代，到80年代，改革和革命的思想已经较为普遍，陀氏相对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就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理解。
就思想深刻性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不及赫尔岑、格里高利耶夫和托尔斯泰，但就其精神体验的深刻、复杂和丰富，在终极精神领域探索上的大胆性和破坏性而言，无人能出其右。
米尔斯基通过对比他和托尔斯泰来说明陀氏的独特性，论述得十分精彩：
托尔斯泰是清教徒，是道德巨人，是严谨的、几何学般的线性的思维，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追求静止不变的、通用普适的法则。
而陀氏是个象征主义者，一切相对价值都与绝对价值相关，正面和负面的意义都源自它们对更高一层价值反映的方式。
托尔斯泰否认人类历史上的多样性，认为绝对和相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所以托尔斯泰那里没有俄罗斯民族主义，更没有俄国当下的社会话题，可以说是没有历史性。
而陀氏则具有高度历史感，他总是与具体的俄国现实结合在一起，他要体现的是托尔斯泰所认为的那种宇宙间的超力量在人类具体历史中的表现。
托尔斯泰是一位欧几里得公理式的理性主义者，陀氏则是面对流动价值和演化力量的微积分。（比喻精彩之至）
托尔斯泰在寻找稳固的实体和本质，陀氏面对的是流动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常常表现为腐烂和瓦解！他通过解剖腐烂和瓦解的过程，来揭示本质。
在托尔斯泰那里，常常通过大段的心理分析和情境分析来揭示事件与人物的内在，托尔斯泰是典型的欧洲理性主义思维——把人类的举止言行视为假象，与其内在个性心理毫不相关。
陀氏则力求避免直接分析人物心理，而致力于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体现人的内心世界，在陀氏这里，人的行为与性格是直接相关的。
所以，陀氏多数的小说，都可以直接改编为剧本，因为全都是人物的对话与行动。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论，深刻地反映了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与西欧基督教文化的差异。
如果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是解读托尔斯泰的最佳作品，那么《死屋手记》就是解读陀氏的最佳代表。
米尔斯基指出，《死屋手记》不是简单纯粹的文学作品，更像一部哲学作品。死屋手记是陀氏悲剧直觉最为纯粹、最残酷的直接表达，超越艺术和文学本身，属于人类精神领域伟大的发现。
陀氏相信人类的个性及其自由的最高价值，相信精神世界之非理性的、宗教的、悲剧性的基础，相信这一基础高于理智，高于善恶之分。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陀氏的现实主义也与托尔斯泰等其他作家的现实主义有巨大差异：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是小说中的人物乃是活生生的、肉体存在的男人和女人，是一张张脸庞，是生活在亚历山大一世俄国时代的，我们所了解和熟知的感性的人；陀氏塑造的，不是肉体的人，而是一颗颗灵魂，是精神实质。
陀氏最典型的塑造，即是《群魔》中的灵魂角色——生活奇异病态，可怕的人面恶魔，恐怖的鬼魂，充满张力的个性，这些灵魂的经历与斗争，受苦受难，永远也无法获得安宁。陀氏在精神领域的探险，可与大仲马们相比。
米尔斯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就此一人了，后世没有再能承继之人。
同时期与陀氏相比走相对温和中庸路线的，还有三名作家：阿克萨科夫、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
阿克萨科夫是难得的到一把年纪了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是从书刊审查员出身，并取得成就的人。
阿克萨科夫中青年时期致力于农业和做官，因为又有些抱负，自认为一事无成。后来到了莫斯科当了书刊审查员，由是接触到了文学圈。
通过书刊审查，他结识了果戈里、屠格涅夫等人，并且还成了朋友——这估计也是为什么当时这些个性很强的作家依然能出版不少在政府看来可疑作品的缘由。
果戈里很识人，他看出阿克萨科夫有一定笔力，鼓励他开始自己写作。于是他于退休之后的五十多岁开始动笔，谁知动笔就出了成果。他的《钓鱼笔记》、《奥伦堡省猎人笔记》，以展现俄罗斯自然景致和动物的清新别致取胜——这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俄国文学内容之一。之后慢慢过渡到小说和回忆录。阿克萨科夫撰写了不少同时代作家的回忆录，成为研究那个时代作家的非常好的资料，尤其是果戈里。
冈察洛夫也是一名官僚，一辈子就写出了一部《奥勃洛莫夫》，由此进入伟大作家行列。这部小说被誉为不重情节的典型，也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展现出了俄国小说的“未完成体”倾向——正在进行时，尚未结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