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莲子
国庆假期第二天，早上刚起床，接到二哥打来的电话。二哥平时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就怕影响我的工作和生活。看到二哥电话，我第一反应是肯定家里有事，忐忑地接起电话，二哥说母亲生病，昨天下午住院了，当时忙乱地没顾上通知我。我在家里排行老小，一般的事情都是哥哥姐姐们处理，如果通知到我说明比较重要。
1960年母亲和大哥大姐
接完电话，我赶忙收拾东西准备去医院，正好趁着假期可以去陪护母亲。83岁的母亲和88岁的父亲平时生活基本都是自己打理，不需要我们操心，我们也就是隔三岔五去看望一下。前段时间母亲身体不舒服，自己到社区医院看过一次病，输了一周的液体，没有彻底痊愈。
上午11点多我做完核酸检测，与医院沟通后进到病房，看到母亲更加消瘦了，脸色灰黄，闭着眼斜靠在被子上，不停地咳嗽，咳出灰黑色的浓痰。母亲一向爱干净，咳出的痰用纸包着放在旁边的塑料袋里，袋子已经快装满了，床尾放着一提卷纸。母亲每次咳嗽都是竭尽全力，瘦弱的身体浑身都在使劲、颤抖，二哥拿出医院诊断书，诊断结果是双肺感染。瘦弱的母亲怎么能禁得住，我的心里充满愧疚，上次看母亲还是在中秋节，平时对父母的关照真是太少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在医院安心陪着母亲，每天上下午各输一瓶青霉素液体。从我记事起，母亲生病只要用青霉素，用不了几天就好了，母亲平时生病也是心心念念想用青霉素，奈何社区医院和诊所没有青霉素。我当时在想，如果是单纯肺炎，用几天抗生素就应该控制住了，我和母亲耐心等待病情好转。
这期间疫情开始悄然蔓延，医院的气氛也一天天地紧张起来，不让家人探视，不让陪护人员出去。家里人每天反馈疫情情况：小区开始做核酸，超市抢购生活物资，出入小区需要通行证……我反倒很放松，在医院陪着母亲，母亲能够得到治疗，没什么好担心的。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母亲的病情严重，固执地以为跟之前每次生病一样，输几天液体就没事了。因国庆假期，病房几乎见不到大夫，母亲每天照常输液，匆匆忙忙过来的值班大夫只是说还需要继续消炎，我计划节后上班再跟大夫详细沟通后续治疗情况。
11月10日陪母亲在病房
疫情呈现上升趋势，10月6日上午，几天不见的大夫来病房通知我们，其它病房有一名陪护人员为新冠阳性的次次密接，以防万一，要求我们在自己病房隔离，医院统一送饭。有我陪着母亲，让隔离就隔离吧，只要不影响母亲治疗，怎么都可以。只是母亲的病情没有明显的好转，咳痰还是很严重，母亲总是问我，这是从哪产生的这么多痰，是不是要把身体里的水分全部咳出去，我安慰母亲，这是肺部炎症产生的废物和垃圾，需要通过咳嗽全部清理出来，其实母亲也明白。只是持续的咳嗽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让人焦虑。问大夫，大夫说再用几天药观察观察。更困难的是母亲几乎没有食欲，每顿饭只吃几口，她日渐消瘦，体重只有70斤，想到疫情之下随时可能会出现其它意想不到的情况，我心急如焚，不知道如何来护母亲周全。
10月8日单位通知因疫情防控需要居家办公，我让侄儿把电脑拿过来，这样工作、陪护都不耽误。下午病房隔离解除，那位次次密接没什么问题，我心里更加踏实了，这个时候医院全封闭管理，应该是最安全的，正好专心陪母亲治疗。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刚安心了一天，10月9日一早，母亲正在输液，护士进来通知，医院从今天开始要成为“黄码医院”，专门用于接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就诊，现在所有病人要马上撤离医院，如果等变为“黄码”再离开，那么就得按照疫情防控要求采取其它措施。病房内顿时乱成一团，医生、护士忙着搬运仪器、设备、物资，病人和家属也在收拾东西，都想着尽快逃离，我先安抚母亲继续输液，接着开始整理东西。
从病房窗户看到周围已被绿色的铁板围住，幸运的是我的车在隔离区内，可以开车离开，自己上下楼来回跑了五六趟，把东西全部放到车上，又回到病房，母亲的液体还没有输完，想着磨蹭一会儿输完再走。这时听见医生在楼道大声催促着大家下楼，我赶快找护士给母亲拔针，没找到护士，在楼道看到一位穿白大褂的男士就拽过来给母亲拔了针。母亲一只手摁着针眼，我扶着母亲跌跌撞撞下楼，母亲边走边说：“我活了八十多岁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我安慰母亲：“没事的，咱们上车马上就能离开医院。”当时医院已经封控，病人和家属由救护车统一送到各自社区，救护车司机催促大家赶快上车，好多人顾不上手里的东西，只好丢弃，分不清病人还是陪护，一窝蜂往车上挤。我把母亲搀扶到自己车上才放心了，好心的救护车司机让我等他一起走，否则我出不去医院大门。到门口看见几辆救护车排列一行挡着大门，旁边站满了全副武装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大门挡车器缓缓升起，我一脚油门冲出去，一颗悬着的心才算落地。街上几乎没有其它车辆，只有一辆接一辆的救护车呼啸而过，可见疫情的严重程度。
把母亲送回家，由住在同一小区的大姐照顾，我赶快回自己家，到小区门口，保安问我是否确定回来，如果进入小区，就不能出去了，我说确定。先回家再说。
接下来几天，疫情防控形势更加严峻，社会面每天都有不少新增病例，全城静默，我虽然在家，物资充足，家人都在一起，但每天提心吊胆、寝食难安。我担心母亲的身体，每天通过视频了解母亲的情况，治疗中断的母亲病情加重了，整天、整晚坐着咳痰，每天几乎睡不成觉吃不了饭，身体极度虚弱，母亲一个劲说，我这是得了不让吃饭、睡觉的病了，是阎王爷不让活了。兄弟姐妹们商量必须尽快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我们正准备通过拨打120或者其它渠道带母亲去医院时，母亲所在的社区因母亲从“黄码医院”回来，要求必须居家隔离至少一周，防疫工作人员容不得解释（母亲是在医院变“黄码”之前离开，到家已经有10天了），立马在母亲家门安上磁条、贴上封条，一再强调除每天做核酸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禁止开门，否则按照违反疫情规定论处。更“要命”的是，隔离人员如果就医只能通过拨打120到指定医院，而指定医院发生疫情感染的可能性极高，母亲身体虚弱，又有基础疾病，风险更大。家人再三考虑，决定再观察几天，由大姐每天通过防疫人员送饭，坚持到隔离解除再去治疗。母亲后来跟我说，当时感觉自己可能坚持不到解封，想象着大门封条拆开时，自己已经不在了。每每想起这些，我泪如雨下。
母亲在家隔离的日子，我们兄弟姐妹每时每刻都在煎熬和混杂着疫情困扰的焦虑中度过，真正的度日如年，干着急没有办法，祈祷着赶快解除隔离。10月27日，终于到了解封日，社会面的疫情稍微有所缓解，我和侄儿所在的小区属于“无疫”小区，可以凭借出门证出入，我们联系了当地一家三甲医院，该医院平时床位非常紧张，很难入住，疫情期间就诊人员相对较少，顺利地办理了入院手续，陪着母亲进入病房的那一刻，我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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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1970年出生于察右中旗土城子乡新义村（原属布连河乡），现居包头。
【本期幕后】策划：小娟编辑：王丹校对：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