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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成语

读书札记|曾巩警世名句(一)

2023-05-06 21:54:18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号“南丰先生”,谥号“曾文定公”,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北宋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曾巩文定公成就甚丰,尤其在文学创作上卓然自成一家。其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曾文“本原六经”,长于古道,风格古雅平正,结构严谨,条理分明,章法严密规矩,是唐宋古文派、乃至清朝桐城派的主要研学对象。

曾巩少有文名。“未冠,名闻四方”;及长,“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文章受当世推重,史载:“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

曾巩主张“蓄道德而能文章”,既重道亦重文采,而且,主张文因事而发,其文积极宣扬儒家的民本思想,以修身为中心,以济世为目的,研讨治国之道,重视民生疾苦。此外,曾文讲究“迂徐”,多由远及近,由虚及实,层层铺垫,曲径通幽。

1)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推其事,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出自曾巩《墨池记》,一个人有一技之长,便能使后人推广其事迹,至于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的遗风余思,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

曾巩具有强烈的重德一是,深受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思想影响,不仅要立功,更要立德,因此,曾巩主张“深造道德”,做“仁人庄士”。立德在儒家据有“太上”地位。

2)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

出自曾巩《醒心亭记》,在上君王悠闲自得,无为而治,在下百姓便丰衣足食,心无遗憾。

“吾君”指宋仁宗。宋朝在宋仁宗期间达到了全盛,仁宗性情宽厚,崇尚节俭,还能够约束自己,因而受到了文人墨客的称颂。曾巩把当时的宋王朝的统治讴歌为“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是一种时代局限,于文算是一种白璧之瑕。

“无为而治”是儒家和道家的治国理念,儒家的无为强调以德化民,道家的无为强调与民休养生息,现在应礼节为“按客观规律办事,别折腾”。

《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意为治国主要以道德来感化,而不靠残酷的刑罚来慑服,原指舜当政的时候,沿袭尧的主张,不做丝毫改变,后泛指以德化民。

老子认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而且强调“无为无不为”;“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不过多的干预、充分发挥万民的创造力,做到自我实现,走向崇高与辉煌;历史上的太平盛世、宏图大业,都是在道家无为而治指导下取得。

3)其所为无一不如其志者,岂独其说足以动人哉

出自曾巩《菜园院佛殿记》,他们所做的都是他们想做的(没有一件不如他们心愿的),哪里只是他们的说词足以打动人呢?

法虽好,人弘之。光有好的佛法,如果佛教徒不去践行弘扬,世人哪知道法好而去信佛?反观世儒,学后便疏于勤行,“苟一时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至于如何勤行,曾巩写道:用力勤、刻意专、不苟成、不速效,故能以小致大,以难致易。

4)正己而治人,故谓之政

出自曾巩《思政堂记》,端正自己然后去管理百姓,所以叫做政。正,使端正。治人,管理别人、教育别人,政,合于正的事和务,正事、正务。

政,正也。正人先正己。《论语·颜渊第十二》记录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群治要·政要论》:“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

何谓正?正,止于一;“一”者,目标也,“止”者,足也。“正”字的意思是,就是按照一的规律、向着既定的目标走去,具有主体、本位、真实、确定、有法度、光明伟大诸义。正包含“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做好事、肯牺牲的精神称为“义”。

治人就是正人,如果人无需正,就没必要治。而正人先正己。所谓“正”,就是合乎规律,遵道秉义,因时制宜、因势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如何“正”,“始于思,而后得于己”。

5)务蹑古人之遗迹,不考夫山川形势古今之同异,故用力多而收功少

出自曾巩《襄州宜城县长渠记》,(凡事)都因循泥古,而不考虑古今之变迁,结果就是用力多而收效微。

作者特别以黄河屡次改道为例,它离开了大禹疏浚的河道,强夺济水下游河道入海,等等,说明自然变化之巨大。因此,作者指出:哪些一味走古人老路,不考虑山川古今的治水者,必然会“用力多而收功少”。这种哲理,不仅仅对治水是正确的,凡事都是如此。

6)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

出自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不熟习而还要去做,与那些平时就留心的人,两者也有很大差距。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临渴掘井、临阵磨**、仓促应战,即使偶尔过关,终会失手的。所谓“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应事先做好准备,凡事做到有心,便可遇事不慌、临事不惧。

7)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

出自曾巩《赠黎、安二生序》,世间“迂阔”的人,还有比我严重的吗?这是曾巩讥笑世人不知什么是“迂阔”,而以“迂阔”名其不迂;而自己大方接受“迂阔”之名。

何为“迂阔”,行古道而不同流合污者曰“迂阔”。清张佰行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圣贤之道,平易近情,而世多目之为迂阔,古今同慨也。迂阔,迂阔,遵圣贤之道,守天地之礼,听命顺性,此乃“迂阔”,何错之有?以“迂阔”笑德行,古今同慨也,当学曾文定公自称“迂阔”以守道(曾巩《赠黎、安二生序》):“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

曾巩“为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于礼义,不为矫伪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于义,虽势官大人不为之屈;非其好,虽举世从之,不辄与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妒之,然不为之变也。”(曾肇《曾巩行状》)“不为之变”正是曾巩的“迂阔”。

吾读《赠黎、安二生序》后有一问:说我专业,汝何不用?说我固执,直行正道何错之有?有感而作《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以“不迂”名“迂”,古今同慨也。

8)好善而不自知,此谓身修故国家天下治者也

出自曾巩《列女传目录序》,自觉好善,这才是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

儒家讲究先内圣后外王,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内圣,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外王(格致诚正和修齐治平称为儒家八法)。只有内圣后,方可达到自觉格局;而只有达到自觉好善格局后,方可实现修齐治平的外王伟业。《礼记·大学》:“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没有达到内圣格局,即使有外部的“助”“戒”“节”“度”诸措施,仍不能消弭内乱。所以,“古之君子,未尝不身化”,身化就是身行躬化,通过自身的示范行动,实行教化。曾巩文定公叹后世之士“多徇于外物”“苟于自恕,顾利冒耻而不知反己。”

先内圣后外王用到王室(后宫)管理,引申为曾巩的“王政必自内始”“岂自外至哉?”而且,“古女善恶所以致兴亡”。《孟子·尽心》:“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刘向编《列女传》的目的就在于告诫君王这个道理。

9)夫礼者,其本在于养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动视听之间

出自曾巩《礼阁新仪目录序》,制定礼的本义是帮助人养性,而其作用则是规范人的言动视听。

礼的根本作用是养民之性和防民之欲,从而使民之言动视听一于礼。《荀子·礼论》:“礼者,养也。”又,“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又,《修身》:“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孝经》卷六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荀子·礼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历朝之礼,贵因时制宜,不必过执于先王之礼。《汉·礼乐志》:“王者必因前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

10)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

出自曾巩《战国策目录序》,不被社会上不良的风俗习惯所迷惑,而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即坚持原则,不随波逐流,更不同流合污。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变化,这是自然法则,任何人都改变不了。面对变化中的时局,是因循守旧,还是与时俱进?自然是要与时俱进,立当世之法,而不必过执于先王之法。但些根本之法,即符合规律的道,却是不会因时代变化而变化;曾巩言:“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此理之不易者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指用百家之说取代先王之道)。”

从治国理政来看,为国家天下、君轻民重、因时制宜和尊重客观规律,这些都是自然法则,是不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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