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覆灭以崇祯帝自尽为界，但清朝建立却不能以此为标志。彼时，李自成的大顺军还在和多尔衮纠缠不休，而江南明朝宗室藩王也陆续走向台前，举起南明的旗帜，想要效仿南宋。

南明，成不了第二个南宋，注定只能成为历史的一粒尘埃。原因只有一个：没有国家民族大念，只有私心之利。

国破山河在，却没有忠臣良将出谋划策，南明自然脆弱不堪。为臣为将者想得只是自己的名与利，为君者想的不过是奢靡生活。南明，不过是苟延残喘的最后美梦。

顾诚的《南明史》把这一段“美梦”撕开，将其下的腐朽溃烂曝光。

士，为名

南京作为明朝旧都，还保留着六部、都察院，幸而行政机制还能运作，成为南明的中枢机构。

北京破城崇祯自尽的消息传递到南京需要时间，加上战乱各种信息乱飞，所以一时间南逃到大臣都认为崇祯可能逃出，或太子逃出。直到从北京逃出的大臣带来亡国的消息，南京的大臣才意识到他们需要尽快立君，而南京成了政治中心。

可是崇祯的三个儿子都没有逃出，直系继承人没有，只有找旁系了，那就是藩王。藩王有四个：福王、桂王、潞王、惠王。

前三人中，福王居于优先，他继位等同于兄终弟及（实际是弟终兄及）。其余三人是崇祯的上一辈，同时老福王又比其他三个藩王年长。最后，就是福王在淮安，离南京近。所以此时，应立福王，尽快收拢军心，稳定政治。

但因为东林党人的影响，福王并没有被选上。东林党人怕选了福王之后，当年老福王是否成为储君而发生的一系列案件会因此推翻，进而被福王追查清算——神宗和郑贵妃想立老福王为太子，东林党人极力阻止了这事。因此东林党人以立贤为名，拥立潞王。

后续因为福王拉拢武将，使得东林党人的盘算落空，于是一味攻讦福王得位不正，却丝毫不提自己的私心，以君子正统自居。

在南明朝政上，他们也热衷于党争，重视门第出身，丝毫没有想过如何对付清军。国家都亡了，还忙着拉帮结派打口水仗，为自己身后的名声再搏一搏。

将，为利

明初，武将气盛，太祖、成祖都能驾驭武将。明中，文臣气盛，文臣作将领统帅。明末的时候，拥兵自重的武将开始出现。等到南明，福王靠武将继位，武将自然把皇帝当傀儡。

像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都是逃兵败将，却因为拥立福王，得到定策之功。因此福王建立的弘光政权，从开始就是武将政权。没有兵权的文臣，自然无法反抗武将。

武将气焰旺盛，飞扬跋扈，已经不是文臣可以抑制。

同样的情况在弘光政权覆灭后，出现在隆武政权上。曾受弘光帝招安的郑芝龙，表面说效忠弘光帝，实际想掌控福建沿海一带，垄断海上商贸。到了隆武政权上，他又复制了老路。隆武帝想让郑芝龙兵出福建，郑芝龙不愿，所以表面答应，实际消极懈怠延误时机。

事实上，郑芝龙也对隆武帝连表面的敬重都未必有。有一次郑芝龙兄弟在觐见隆武帝时，用扇子扇风祛暑，户部尚书何楷上疏说他们无礼。这两人怀恨在心，处处刁难，于是何楷求致士回乡，隆武帝只能违心同意。没想到，郑芝龙派人割了何楷的一只耳朵向朝廷示威。

这些拥兵自重的武将想的不过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兵权，成为地方势力，以图后续。一旦形势不对，立刻改弦易辙，向清军投降。

君，为权

南明这些上位的藩王大部分也都是草包，皇帝那个位置对他们而言就是代表权势的荣华富贵。国家亡了没有关系，那个位置还在，有了那个位置就有了权势，有了权势就有一切。

福王建立了弘光政权后，想的不是如何收复故土，只想好好享受当皇帝的待遇，认为清军不会再进犯江南。南明可以和清军南北分治，相安无事。

然而局势变化是无常的，本来多尔衮并没有完全吞没江南的野心，但却因为明朝漕运建立的物资输送渠道，让陷入战事的北方物资紧缺。想要解决物资问题，就需要拿下江南。于是大顺军要灭，南明也要灭。这样一来，弘光政权的策略就错了方向，不灭才怪。

弘光政权灭亡后，剩余的藩王也陆续上位。可他们也没想着联合共同抵抗清军，反而相互扯后腿。为什么要先扯后腿呢？大概率是想把南方统治权弄到手后，再做打算。

一般来说，小势力联合和才能与大势力抗衡，清军明显是那个大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们就没想到清军这个渔翁……所以说这些藩王是草包也不为过。

南明灭，是人祸，也是运数

偶尔藩王里也有明主，比如隆武帝朱聿键。他是确实想复明的政权。但是隆武帝自身上位势弱，无法遏制武将的拥兵自重，即使他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人听话，那也是白搭。

文臣武将都想着保全自己，哪里还记得何为国家？何为民族？心不齐，气势弱，自然什么都做不成。少数的志士，不多的时间，如何能挽回颓势呢？

这是人祸，更是运数。

读《南明史》总是需要点勇气，因为一不小心就会七窍生烟，又悲又叹。成王败寇之下，文臣武将令人心寒。但这段历史终是要看下去的，以史为鉴才对得起这本书。

【文/云玖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