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佳何万家村航拍（何国进摄影）
父亲如果还活着，今年应该是104岁了。我明明知道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4年了，但我就是感觉他还健康地活着似的。父亲常常出现在我的梦里，他依然是那样清清瘦瘦，依然是那样和善慈祥，依然是穿着老式对襟布衫或厚厚棉袄，与我侃侃而谈，问长问短，关心着我的工作、生活和我妻子、崇儿的情况，牵挂着我弟妹们在城关谋生是否安好，是否开心。临了，他还总是不忘告诫我，你是农家子弟，无论做人还是做事都要守本分，讲规矩，讲诚信。父亲恕恕叨叨，语重心长，我唯有点头应允。待到一觉惊醒，才知是梦境。这样的梦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地出现，但我并不感到失落，更没有潸然泪下的悲伤，反而感到欣慰和温暖。因为我终于又见到父亲了，真好！
父亲是1919年生人，出生时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时候。爷爷是佃农，靠租种别人田地养家糊口，父亲从小便跟着爷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父亲是爷爷的独苗，重活是不舍得让他做的，干的都是手头生活，因此一直到长大成人，父亲仍然是体瘦力薄之人，像个文弱书生。在万家小村，爷爷一家日子虽然过得艰难，但比起其他孩子多的家庭还算安定。
万家村口（何国进摄影）
宁海北乡大佳何，早年叫堠城里，是读书种子方孝孺的故里，耕读传家之风颇盛。文昌阁为唯一的私塾学堂，但极少人能坐到那里读书。父亲作为佃户人家的孩子，生计都难以维系，自然是读不起书的，爷爷就只好自己教父亲识文断字。当时在乌石头下廿七村，万家村下道地，是有名望的道教世家，祖祖辈辈都信道教，爷爷是升了公的传教士，爷爷教父亲读《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教父亲读《道德经》，教很多的佛经。父亲不但要读经，还要抄经，因此父亲在读经抄经中，认识了很多字，还练就了一手毛笔字，文化程度不比进过学堂的差。我小时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很小就跟着爷爷学道，传承了爷爷的衣钵，后来也升了公。但我始终不明白，爷爷、父亲既然是学道，为何还要诵读那么多佛经？长大后，我读了有关宗教方面的书籍，才慢慢明白儒、释、道原来是没截然分开的，所谓入世与出世，出世与转世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他们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转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宗教体系，所以才会如此。
解放时，父亲正是而立之年，已经有了家室，大阿哥、小阿哥相继出生。好在土改让家里拥有了土地，过上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过惯了租地耕种的日子，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父亲兴奋不已，以至一生都感念毛主席和**的好，教育我们要不忘毛主席和**的恩情。特别是我外婆原来是上海卷烟厂的员工，“八·一三”事变后，日寇侵占上海，卷烟厂关闭了，外婆到老家避难，一直不能返还上海。解放后外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百废待兴的上海，来到新的上海卷烟厂，厂方以外婆是老工人的身份，爽快地招用了外婆，使外婆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这事让我父母亲倍加感激，更加觉得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
万家乡村民居（何国进摄影）
公社化以后，父亲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可惜在一次生产队搭茅屋时，从茅屋的梁上摔下，腰骨折断，落下了病根，以至后半生干不了肩挑背扛的重活。虽然那时候没有＂工伤＂一说，但生产队还是挺照顾父亲，总派一些轻可的农活，如耕田耙田、削草做田岸等手头活儿。到后来，父亲年纪渐渐大起来，干手头活也免为其难，生产队就安排父亲去看山。“看”是“看守”的意思，那时小队、大队都有禁封的集体山林，万家村林山少，大队只有“肚脐山”一处，那里全是亭亭玉立的松树。派我父亲去看山，除了照顾，更主要的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好这块松林，杜绝过去松树经常被盗窃的事件，因为大队领导认为父亲认真负责、公而无私。事实证明，父亲看山数年，起早摸黑，守护着“肚脐山”那片山林，没有一根树被人偷窃，也没往家里拿半毛的柴草。七十年代后期，大队建了桔场，由于父亲看山时的口碑，又到了爬不动山的年纪，大队又派父亲到后门山桔场看桔。桔场就在我家的西头，走过几十米左右的一条羊肠小道，就是桔场的进口，但父亲从不让自己的孩子进去一步，生怕瓜田李下，别人闲话；更不允许我们有想吃个桔子的念头，哪怕是烂了掉在地上的桔子都不会捡来让我们解馋。那时的桔子感觉特别特别香，但父亲说，吃了桔子，走到那里都带着桔香味，人家闻到了，你能说得清这是好桔还是烂桔吗？渐渐地，我们明白要想从父亲的眼皮底下尝到桔子的味道，简直比吃天上的蟠桃还难，从此也死了这个心。
从我懂事起，就跟父亲一起睡。在小屋弄堂的一个角落，一张小木床，竹条垫底，竹条上铺着稻草，稻草上铺着草席，我就睡在父亲的脚下，每晚抱着父亲的双脚睡觉。睡前，兄弟姐妹们会围在床边，一起听父亲讲故事。穆桂英挂帅，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杨子荣打虎上山都是我们孩子爱听的。父亲讲故事，从不讲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多半都是有点教育意义的，比如讲高玉宝读书的故事，就要求我们学习小高玉宝，好好读书、天天向上；讲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故事，就要求我们讲情讲义为朋友两肋插刀；讲岳飞抗金的故事，就要求我们精忠报国，如此等等。在我跟父亲一床睡的日子里，我就像父亲的小跟屁虫，连上厕所也要跟着，每夜我都要缠着父亲，让他给我讲很多很多的故事，父亲也不厌其烦，一个接着一个讲，那怕是讲重复的故事，我也喜欢听。现在回想起来，儿时听的故事不仅影响了我对语文课的偏爱，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三观”的形成，受益匪浅。
在光荣妈妈的年代，我们兄弟姐妹众多，都是大带小，放养长大的，但父亲仍在繁忙的劳作之余，不忘对子女的管教，记忆特别深刻的是给孩子做规矩。所谓规矩或者家规，父亲是十分严格、毫不含糊的。从你会站立走路、会自己吃饭起，父亲就开始教育孩子要“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他这样说，也手把手地教，直至符合他的要求为止。比如说坐相，必须挺胸坐正，目视前方，神情自然放松，不能东倒西歪，前仰后翻，父亲认为“坐有坐相”是做人的礼貌，也是待人的礼制，断不可马虎。又比如说吃相，筷子怎么拿有统一标准；有客人在，小孩子不能上桌；吃饭时，大人没有动筷，小孩不能先动；夹菜必须一次性夹住，不能挑挑拣拣，夹起放下放下夹起；吃菜只能吃面前的菜，不能把筷子伸到对面去，更不能站起来；吃饭时，不能露出牙齿，不能发出吧唧吧唧的声音，如此种种都是“吃有吃相”的规矩，假如一旦没有遵守，父亲就会当场指正，直到孩子改正为止。
父亲的规矩远不止“坐有坐相、吃有吃相”一个要求，还有很多。父亲教导孩子要做到与世无争、吃亏是福，就是另一个规矩。村里孩子一起玩，难免有打-*架斗殴，有些家长对自己孩子吃亏了，就会赶上门来兴师问罪。但父亲即便是自己的孩子被人打得血肉模糊，还是先说自己孩子不对，恳求对方家长不要怪孩子。在生产队，派生活、打工分、分粮食，社员之间经常会吵吵闹闹，以至形成家族之间派性斗争。一般强横的家族都要欺负弱者，多占便宜。我们下道地兄弟不算少，完全有条件强横，但父亲宁可吃亏也不让孩子们去占别人的便宜，总是劝孩子退一步海阔天空，大有清代桐城人氏张英“让他三尺有何妨”的气度。所以，我们在生产队年代，家里吃亏的事时常一次次发生，但我们一家老小都听父亲的话，学会忍让、不争。有时候，实在欺人太甚了，大阿哥、小阿哥年轻气盛，咽不下一口气，想据理力争，父亲总是先上前一步劝阻住，息事宁人。时间长了，相处久了，全村人逐渐认识到下道地的孩子还是厚道善良的。待到了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积下来的恩仇随之烟消云散，这时不管过去是不是对头，村里人总喜欢拿下道地的孩子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说人家下道地的几个孩子多文气，多懂事呀，读书多用功呀，你怎么不学点着呢？
万家乡村民居（何国进摄影）
节俭是父亲的又一条规矩。父亲教育我们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衣食条件，不能大手大脚。父亲常说一句古语就是成由勤俭破由奢。告诫我们如果浪吃浪用，金山银山也要吃空用空。外婆健在时，家里因有外婆不菲的退休金贴补，不算太穷，但我和弟妹从小就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穿了妹妹穿，补丁打补丁的百衲衣；再说吃饭，父亲是不允许饭碗里有一粒剩饭的，如果是粥还得舔干净碗边的糊糊，父亲会很认真地检查监督，一旦发现剩饭剩菜，就要你坐回餐桌，重新拿起碗筷，直到你吃干净为止。那时家里吃饭桌是八仙桌，我和父亲坐一方，紧挨父亲，特别容易被父亲发现，所以挨整的次数特别多。正因为经常挨整，使我从小就养成了自觉“光盘”的好习惯。
为人父，为人师。父亲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首先表率，从不乱用半分钱，分分用在刀口上。父亲一生没有特别爱好，唯一的嗜好是抽烟。为了省钱，从来都是抽一角三分一包的大红鹰，什么雄狮、新安江、上游、飞马、大前门等稍贵些的香烟，父亲是不舍得买的。父亲的烟瘾很大，年轻时一天两包也是常事，但成家立业后一包烟抽两天。后来外婆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手头更紧了，父亲只好一支烟分好几次抽，点上抽两口掐灭，烟瘾上来了，再点上抽两口又掐灭，如此三四次才抽完一支烟，一包大红鹰至少要抽上三五天，这对烟瘾大的父亲来说简直是一种煎熬。但即便这样，也仍有接不上的时候，无奈父亲就叫我和弟妹去拾烟蒂头，我们听话地四处寻找，拾来放到父亲的手上，然后父亲把一只只烟蒂撕掉烟纸，把烟丝装入老烟盅里，点上火，贪婪地吸着，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这一幕，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在我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涩涩的酸楚。
父亲没有上过学，但重视孩子读书，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他宁可自己不吃不喝，勒紧裤腰带也要供子女上学。他常对孩子们说，一个睁眼瞎，只能一辈子当农民；要走出山坳，不穿草鞋穿皮鞋，必须好好读书。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大多农村家长都是文盲，对孩子上学没有什么要求，有些认为识几个字就行了，有些干脆就不让孩子上学，直接放牛得了。但父亲不是这样，他发誓他的每个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都要上学，只要孩子喜欢读书，能读到什么程度就供到什么时候。可惜的是由于十年文革，我的三个哥哥升到初中后就再无学校可读，回家务农了。为了养家糊口，几个姐姐读了初小也辍学了。而我幸运，高中毕业时正逢高考恢复，头年次年虽然没有考上，但我立志一定要读大学，在当了三年民办教师后，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宁波师范学院，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父亲高兴极了，在我报到去的头天晚上，父亲把我的被盖捆得结结实实、四四方方，生活用品整得整整齐齐，小巧玲珑，然后又细致地削了一根扁担，试了试刚好适合挑担，才放下心来。第二天一早，父亲和全家人在送我出门的时候，把一把零钱塞到我口袋里，我看着父亲，父亲也看着我，没有说话，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我知道这是父母亲从自己的牙缝里省下、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血汗钱！这钱饱含着多少父爱，寄托着多少期待呀！此时此刻，我想起父亲一支烟点了掐、掐了点的样子，想起父亲颤巍巍地把一只只烟蒂往老烟盅上装的情景，竟情不能已，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流下来。我暗暗立誓一定要不辜负父亲期望，学好本领，为下道地争光。
万家下道地（何国进摄影）
在我眼里，父亲还是一位不是乡绅的乡绅。父亲生就一副挑高的身材，剃着短发平头，皮肤白净，走路不紧不慢，像个儒生。父亲待人和蔼可亲，轻声细语，从不高声嚷嚷，很有亲和力和亲近感。父亲从不与村人置气、骂人、争吵、结怨，什么事都礼让三分。年轻时父亲是因公受伤，按理生产队也可以给十分的工分予以照顾，但父亲此后一直是记八分，也没有任何怨言。父亲对家人更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从不在孩子面前议论别人，说人家坏话；从不用粗话脏话骂孩子，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孩子犯了错，做了不该做的坏事，父亲最重的一句话就是“皮术”，然后再给你耐心讲道理。“皮术”一词是家乡土语，以前不知何意，现在想想大概是玩皮、顽劣的意思，很文明的一个词。这样的“骂”在农村可属于另类，一般的家长骂孩子是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的，如婊子生的、畜生、死鬼、死出去等，打孩子也都是往死里打，而父亲从不这样，让我们这些孩子从小都在祥和的家庭环境里接受教育，并使自己逐渐修炼成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的文明教养。
改开之后，父亲已到了晚年，子女们成家立业，正是苦尽甘来、颐养天年的时候，不想患上皮肤病，先从头皮始，继而颈部，最后全身，受尽痛苦和折磨，大量的激素药导致骨质疏松，八十岁冬末摔了一跤，从此卧床不起，不久又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已不能说话。每次见到我们，似乎知道孩子们来看他，他会注视着你，嘴里是发出“啊啊啊”的声音，两眼泪水夺眶而出。我知道这眼神、这声音、这泪眼，是父亲对孩子的留恋，对家的留恋，对生的留恋。可是天不假年，1998年8月22日（农历戊寅年七月初一）下午五时许，父亲溘然长逝。也许是父亲一贯不愿麻烦子女的识相，选择了我们没有一个子女在父亲身边的时候，默默地走了。
都说父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父亲走了，但他留下的家风，给了我丰厚的精神财富，让我终生受用。现在我也已到了耳顺之年，我的孩子也长大成人，在他成长过程中，我像我的父亲一样，尽到了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了吗？我给了他什么？精神财富？物质财富？似乎都没什么，尤其是父亲的家风我并没有好好地传承给我的孩子，而代之以更多的是宠爱溺爱、娇生惯养，这令我非常地汗颜和惭愧。教子有失，传承无方，这是我的自我评价。
今天，在父亲节到来之际，我谨以此文纪念父亲，检讨自己，希冀下道地的家风能重拾信心，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乡土宁海公益平台□ 作者：万吉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