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地方自治局在帝俄时期的基础教育发展中功不可没。我们仅仅用其差强人意的办学事业就能看出来没有办学之前的俄国教育有多么落后。到1895年诺夫哥罗德省仅有23%的学校有自己的场所，而58%的学校仍然设置在出租屋里。在此之前大部分学校都在出租屋里，或者教堂的门卫室里。而学校的拨款也是地方自治局负责的，文化课老师的工资、神学课的工资都是地方自治局出，而校园建设也是地方自治局负责，地方自治局本身不是一个纯粹的政府机构，所以这说明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再次之前俄国政府根本就没有设置这些普通教育机构，他们根本就不设置更不会管这些普通学校。在18世纪末，俄国一共有5-7万学生，而到了1856年，俄国也仅有45万学生，当时俄国总人口为6400万，所以直到19世纪中叶，帝俄仅有不到1%的人受过教育，这种教育程度之低令人汗颜。宋时受过教育识字的人口就已经在10%到20%左右，后来虽有波动，但是也至少有10%的人识字，俄国的情况极其糟糕。当时俄语本身也非常混乱，直到普希金时代才正式有了统一规范，不同地方的贵族平时习惯说的语言也不同，有的是德语，有的是法语，总之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俄语”。至于底层的农奴，几乎就没有任何教育的可能。而在城市设立的教学区等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素质也很差，这就是19世纪中叶以前俄国教育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当时实施农奴制的波兰立陶宛联邦也一样，而且由于波兰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财政和制度，导致俄国那样的在各省省城设立的大学也没有普及起来，仅有卢布林大学、亚盖洛大学（1364,1364-1817年称克拉科夫大学）和华沙大学（1816，俄控时期），该国的贵族阶层臃肿不堪，但是有波兰史家自豪的认为这是其优越于英国的地方，因为他们的议会容纳的贵族数量与比例都比英国要高，这种愚蠢的自豪感从何而来我们也不做评论。总而言之，当时东欧的教育不仅混乱，而且极其落后，没有经过弗里德里希大王改革的普鲁士也是半斤八两，但是他推行了普及教育的改革，而叶卡捷琳娜没有，她虽然设立了相关的委员会，但是根本不给委员会拨款，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米怎么下锅做饭呢？其实从这里也能看出教育与国策之间的相关性，任何教育制度下都会有精英出现，但是他们并不能代表全貌，农民的儿子罗蒙诺索夫也成为了著名学者，但不是所有农民的儿子都能如此幸运，大多数人还是在领主庄园里度过一生，甚至连书本都没碰过，他们唯一出庄园的机会就是被沙皇征兵进入军队作战，即便到了克里米亚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军队的主力也是农奴兵。

贵族学校

即便是贵族中学，学生也往往吃不饱

对于1861年改革，大众往往有一种误解，那就是1861年后就没有农奴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次改革的根本动力其实是俄国军事改革，因为改革之前农奴庄园税收的7成都是领主所有，而他们仅仅缴纳30%不到的财富为税贡。将庄园从领主们手里收归国家，这样国家就有了给军队提供更多税赋军费和兵丁的后备资源，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1785年的时候叶卡捷琳娜颁布的《贵族宪章》，看似免除了贵族的兵役义务，实际上也剥夺了他们的军事权力，对于1861年农奴改革也有利，因为他们不能动武来反抗这个剥夺的过程。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农奴自身是组织为一个公社的，他们对于“好沙皇”的渴望与信仰是很坚定的；第二，贵族并不直接管理庄园，他们需要管家和在农奴公社中具有权势的人来为自己服务，这个阶层事实上控制着庄园，如果贵族和沙皇翻脸，这些人很容易就取而代之获得权势了，这是贵族并不敢造反的原因。波雅尔和服役贵族在别的国家都造成了国家权势的衰微，但在俄国却没有，原因就在于此。

服役贵族和波雅尔先后成为不服役而只享受弟煮权益的阶层（李雅君、张昊琦：《当代无神论精英与社会转型》，47-58），而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中央集权国家早就崩溃了，但在俄国这里没有发生。不可能寄希望于俄国人受某种信仰牵引而不进行叛乱，因为波兰攻陷莫斯科后扶持的伪沙皇就是个典型，其他叛乱也不是没发生过，在顺序制分封崩溃后，留别奇会议将俄国的分裂分封状态固定下来，南北诸侯之间争夺基辅大公王位的战争持续不休也都能看出，俄国人也是凡人，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如果有，也仅仅是文化层面上，对于他们在政治和物质利益的争夺取向上的影响极其有限。俄国的农奴团体性和经济弟煮对服役贵族的制衡性是俄国中央集权不倒的根本原因。我在这里提一个周期，那就是70年左右弟煮实现一轮兼并与财富积累，足以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势，只有达成独特制度或者沙俄式制度的王朝才能不被推翻，而在唐与唐之前，这种70年周期都是靠动员对外战争化解的。而俄国的情况更特殊，他们是一开设王朝就分封了贵族弟煮，这就是把70年周期直接拉满了的结果。他们不倒，原因自然是有其特殊性的，而过去这一点被严重忽视了。

为什么要说这么多俄国的政治框架史呢？因为国策决定教育的成果与效用。俄国当时除了上述集权核心外，另一点就是从财政上获取更大自由度，以便提升自身的集权程度，所以俄国发起了不亚于新航路开辟的陆上东进运动，这一点一方面既是受印度财富神话的刺激，另一方面也是俄国在立窝尼亚战争中的惨败所致。利沃尼亚战争就是留里克王朝伊凡雷帝试图在波罗的海获取商埠进而联通富裕的尼德兰等地进行贸易的军事冒险，但是很快失败，并且险些陷入泥潭。俄国维持一支强大的武力，一方面是服从于其对外目标，另一方面也是保持对领主的威慑，因为君主虽然没有把所有税收都拿走，但是随时可以把你的农奴、人拿走，这也是一种动员能力的彰显，动员能力一旦用到对付国内贵族身上，贵族自然明白这威力有多大。所以农奴最大的价值就是成为忠于沙皇的战争机器，而非有思想有文化的受教育者，因此不会给他们充分教育，甚至一丁点读书写字的机会都不给，十二月党人就已经够麻烦了，虽然有了教育也不能改变或者动摇沙俄体制，但是总的来说，这种不能造成明显回报，反而会惹出来一系列麻烦的教育投资对于莫斯科来说显然是不划算的，教育本身也是财政的一种成本计算与回报审视。

南京国民政府也筹备过中央大学，甚至一度号称亚洲第四，也培养出很多著名的理工学者和巨擘，但是他们没有用武之地，其他的大学也是，高质量的教育与人才产出对于本土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回报，大部分都跑到美国去了，在四九年后少数回国，但大部分的人才流失，而这些投资相对于其培养者来说就是一种损失。教育是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经济需求的，一旦脱离，也会在不长的时间内被重组和终结。俄国为什么会在1861年改革后寻求提高教育水平呢？这自然也和他们的需求有关。一方面，俄国在1861年后推行军事改革，技术程度提高，如果不识字，这些军人也不可能有效使用武器，越来越强调技术的战争形式迫使俄国要培养更多具备一定技术兵器操作能力的士兵作为主力。另一方面，俄国在农奴制改革后更多的农业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而一般的财政需求更加紧张，这一部分的需要就由新兴的工业来填补，法国为主的西方资本大举进入俄国，兴办各类工厂，敷设铁路、开凿矿山，这些都需要技术工人的参与，原先那种乌拉尔山区官办工厂的学徒式教学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这里等于是沙俄给了中产阶层一定的權力，而他们以此为交换，给沙俄政府有偿培养广大农民子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在19世纪90年代后，随着贵族的进一步贬值与衰微，新式知识分子的增加与中产阶层的扩大，普及教育的呼声更高，由他们组成的县级和省级地方自治局对教育的投资也就更多起来，到了20世纪初，地方自治局对于教育的投资已经从不足20%上升到31.4%，成为地方自治局投资最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