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很多朋友在听到“焚书坑儒”四个字之后，都会显得有些不太耐烦，毕竟这曾是历史书上学过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个历史名词而已吗？
大家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我们仔细爬梳历史，仔细研究这些历史中前前后后的逻辑，大家就可以发现：对于始皇帝嬴政来说，他的“焚书”之举确实在历史上存在，但至于“坑儒”一事，实际上百分之八十都是那些汉朝儒生编造出的一个黑色谎言。
始皇帝大摆宴席，宾客却当堂争辩历史上，秦帝国的“焚书”发生在始皇帝34年（公元前213年）。
当时，秦始皇为了庆祝统一大摆宴席，目的就是为了宣誓自己“功迈三皇，功高五帝”。
因此，他在咸阳宫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酒会，招待群臣百僚。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博士：古为官名。秦汉时期负责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
参加这场宴会的除了各地高级官员之外，还有类似于今天司局级顾问调研员的“博士”七十多人。
在这样的宫廷酒会上，如果当时大家喊上几声“万岁”，随便寒暄几句，其实也就过去了，可偏偏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官员，想要当众拍马屁，想要皇帝更高兴。
周青臣摘肥去瘦，在那里极力赞誉秦始皇的“郡县制”是如何的好，始皇帝本人是多么的英明：“皇帝，您在天下施行郡县制就消除了诸侯分裂的可能性，如今百姓安乐，载歌载舞，简直是前无古人，上无帝王，谁都超不过陛下您！”
秦始皇嬴政也是一个平常人（爱听好话、奉承话），听周青臣如此一说，不禁大悦，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如果说，此时在座的大臣们都很识趣，附和一下周青臣，打一打哈哈、喊一喊万岁，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挺好的吗？
岂料，当时却站出来一个没眼眉的主儿——淳于越（齐国人，博士，一介腐儒）。
淳于越一点面子都不给周青臣，当廷斥责道：“周青臣，你只知道当面阿谀奉承当今圣上，绝对不是一个真正忠诚的人。实际上，你最终很有可能显示出咱们皇帝还是有过错的……”
淳于越不仅这样说，甚至还在那里洋洋洒洒地回顾历史，说殷朝和周朝之所以能存在大几百年，就是因为人家遍封王室。
淳于越认为，秦帝国也应该像殷朝和周朝那样，把那些功臣和姓嬴的宗室子弟全部分封，让他们为王为侯来巩卫国家，提倡“师古学旧”（向古人学习，向从前学习）。
听了淳于越的话，周青臣自然恼火不已，但当时还有一个人比他更为恼火，那就是秦始皇嬴政。
虽说，秦始皇的内心早已怒不可遏，但作为宴会的主人，他又不好马上发作。于是，为了表现自己的英明，他就把淳于越的意见摆在了台面上，让群臣仔细研究研究，他说的到底是对是错。
淳于越提倡“分封制”，惹恼丞相李斯对于淳于越这个书呆子的意见，周青臣的恼怒是怒在表面，但大臣当中有一个人的怒气却是非常非常地大，几乎和秦始皇一样的愤怒，这个人就是秦国的当朝丞相——李斯。
那么，李斯为什么会如此恼怒呢？
早在几年前，也就是秦帝国刚刚击灭六国的时候，李斯（时任廷尉）在朝堂之上大肆抨击主张分封的丞相王绾，经过仔细斟酌之后，秦始皇最终还是同意了李斯不分封的建议，他当时就认为“郡县制”非常有利于君主集权统治。
因此，无论在感情和理智上，李斯更能让秦始皇高兴，而且就是因为李斯那次说出了郡县制的主意，之后还使得秦始皇迫使王绾让出了丞相之位，让王丞相变成了李丞相（李斯）。
换言之，李斯心里非常明白，“郡县制”不仅仅是大秦帝国的统治基石，也是自己（丞相之位）赖以端立朝堂的权力基石。
李斯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在群臣称贺的朝堂之上，竟然出现了一个跟自己和皇帝唱反调的书呆子淳于越，确实让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当然了，李斯非常清楚，无论“郡县制”或者“分封制”，绝对不是朝臣之间的理论和学术之争，他也知道身为儒生的淳于越肯定也不是想从皇帝手中分权，全面搞从前殷朝和周朝的“分封制”，只不过在用一种另类思维拍始皇帝的马屁而已。
其实，淳于越的目的很单一，就是想尊荣和分封始皇帝的那些皇子们，也是为了保证秦帝国的万世不衰。
然而，李斯毕竟是李斯，如同他从前唆使秦始皇杀掉自己潜在的竞争对手韩非一样，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想的都是防患于未然。
毕竟，像淳于越这种书呆子朝廷养了不少，让他们做些政治装点，摆摆门面还是可以的，但这些人饱读诗书，爱思考能思考，又喜欢冲动，总想当忠臣，日后肯定会有那么一两个跳出来，挑剔自己主持下的法规和政策。
因此，这些人必然就会成为自己执政过程中的障碍，与其等到皇帝哪天受这些人的口舌影响，突然对自己不好了，不如现在先下手为强。
李斯献上“焚书”建议，秦始皇全盘批准作为一个人精，作为朝廷的第一号大臣，李斯最大的优势：善于察言观色。
当时，朝堂宴会之上，周青臣奉承秦始皇的时候，始皇帝的脸色是大悦，等到淳于越直言进谏的时候，始皇帝脸上显露出的就是那种内怀恼怒的隐忍之情。
李斯跟随了始皇帝这么多年，自然就会跟着皇帝的感觉走，这也是作为大臣最大的目标。
回到丞相府之后，李斯马上把自己的秘书班子召集起来仔细研究，而后就决定对淳于越以及其他博士们展开迎头痛击……
李斯立刻上书始皇帝，把“分封制”批驳得简直成了一种乱国的大恶，而且还肆意发挥，笔锋一转，进而认定要在更高层次上统一思想，反对一切存在的或者潜在的，对大秦帝国能够造成意识形态混乱的书籍和思想。
看了李斯的奏疏，始皇帝觉得李斯说的真对，如今确实要把大秦帝国的思想统一起来，于是马上下诏全国：除了医药、农业这些专业的书籍以外，把先前的那些诗、书，以及流行多年的百家学派书籍，全部归为异端学说。
那么，这些“异端学说”的书籍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大秦朝廷下令，各地官员马上把这些书全部收集烧毁，如果有人敢在私下讨论或研习这些著作，会被处以弃市的刑罚（当众处决）。而且，有谁敢于是古非今（肯定古代的，否认现代的；说以前好，现在不好），就要夷其三族。
大家想一想，李斯毕竟是一个读书人，他的老师荀子还是个大儒，作为大儒的学生，李斯如今却出了这样一个毒招，包括对诸子百家和先秦典籍皆下令焚毁，个人认为他干得确实太过分了。
那么，对于秦始皇而言，他和诸子百家有仇吗？
还真没有！
秦始皇的爷爷秦昭王本人，还曾亲自会见过大儒荀子，而他亲爹庄襄王的左膀右臂，得力大臣吕不韦也曾是个大杂家，还是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
而且，秦始皇在朝廷里豢养的这些儒生，在他自己平灭六国的过程中都没少对他歌功颂德，甚至进献一些好的建议。
然而，作为刚刚大一统天下不久的始皇帝，他的政治嗅觉还是非常敏锐的，他和李斯一样，从淳于越等人的言语中嗅出了与秦帝国节奏不相符的味道。
因此，始皇帝没有在做任何深入的思考，就对李斯的奏书表示完全同意，简单的写了一个字：可。
实际上，一个简单的“可”字，就是秦始皇“朕心颇慰”四个大字的缩写，同时也定下了秦朝为后世人无法原谅的“焚书”决定。
李斯“焚书”限制思想，继而惹怒公子扶苏如果我们现在回顾秦始皇“焚书”决定的过程，确实也挺荒谬的：如果周青臣不拍始皇帝马屁的话，淳于越就不会煞风景说怪话，如果淳于越不煞风景说怪话的话，李斯也不会动杀心，更不会动焚书的心，如果李斯不动这些心的话，秦始皇嬴政也就不会下“焚书”的诏令。
表面上，全国范围内大肆焚书，似乎统一了思想，贯彻了商鞅派法家原教旨主义的思想，但恰恰是如此激烈的举动，也使得法家成为了整个封建王朝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公敌。
更为糟糕的一点，秦始皇高兴了，而秦国的储君，作为儒家子弟的秦始皇长子扶苏却非常不高兴。
由此，刚刚看到皇帝高兴，自己也高兴的丞相李斯，忽然发现公子扶苏不高兴了，他的内心马上蒙上了一层黑色的阴影。
李斯的心里很清楚，一旦公子扶苏他日登基为帝，等待自己的肯定就是政治清算，也正是与公子扶苏在“焚书”事件上的过节，日后始皇帝暴崩于沙丘，李斯左思右想，才走出了自己人生中最大的一步错招：听从大阉人赵高的建议，矫诏立秦二世为帝，赐死扶苏和蒙恬。
结果，李斯不仅自己被虐杀，三族被诛杀，就连秦帝国也最终灰飞烟灭。
不得不说，“焚书”确实是秦始皇嬴政一生当中最大的错棋之一。
那么，“焚书”究竟有用吗？
其实还真没什么用！
因此，唐朝有个名叫章碣的书生就幸灾乐祸，还摇头晃脑地写了一首诗——
《焚书坑》（章碣）
竹帛烟销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
想想也对，历史总是存在着无数黑色幽默的槽点：你看你烧了这么多的书，就是为了防止人民多想，结果最后真正造了秦帝国反的两大巨头刘邦和项羽，人家都不读书！
侯生卢生骗始皇，诸生活埋在咸阳秦始皇和李斯“焚书”一事板上钉钉，在历史上确实这样干了，而且还遗毒深远。
那么，和“焚书”相连的另一个词“坑儒”，这件事到底有没有，确实值得我们后人仔细商榷……
历史上，秦帝国的“坑儒”发生在始皇帝35年（公元前212年）。
如果大家仔细查看司马迁的《史记》就会发现，当时他说活埋的那些儒生是“诸生”，与其说“坑儒”，实际上还不如说“坑方士”。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当时，有一个给始皇帝制造神仙大力丸的方士名叫侯生，他自己做不出来神药，秦始皇吃了几颗他进献的药丸之后，不见有什么效果，既没觉得自己体轻身健，也没觉得自己神清气爽，因此就有些发怒。
一见始皇帝发怒了，又想起自己之前一直骗始皇帝，让他自己在一个宫殿里待着，不要和大臣随便见面，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性，才能见到仙人获得仙药，侯生不禁害怕了，于是撒丫子跑了。
侯生自己倒是跑了，可他在咸阳留下的一大帮弟子和同行们却没能跑掉，始皇帝暴怒之下便下令把他们全部都抓起来严刑拷打，而这些人为了减免自己的罪过，就开始互相攀引揭发，编造诬告。
最终，一份大名单摆在了始皇帝的面前。
作为一代帝王，始皇帝这会儿神仙大力丸没有吃上，侯生又跑了，显然自己受骗了。
愤怒之下，秦始皇嬴政亲自勾决了460多人，下令把这些人（骗子）全部都在咸阳活埋，以儆效尤。
实际上，司马迁的《史记》中说到这些被坑杀的人时，用的是“诸生”一词，指的是这些方士，以及方士的门徒，并没有用“儒生”一词。
但也正是从司马迁开始，大家就认为秦始皇“坑儒”，把始皇帝“坑诸生”理解为“坑儒生”，以为他活埋的那460多人全部都是儒生。
事实上，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还有不少的史书和文献，上面都没有记载秦始皇曾经下令“坑儒”的事情。
汉文帝时期的政论大家贾谊，对于秦始皇的暴政还有过专门详实的论述，他在里面讲过“焚书”，但关于比焚书事件更严重的，大埋活人的“坑儒”一事，却也是只字未提。
包括后来的文学家淮南王刘安编著的《淮南子》，以及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儒董仲舒编著的《春秋繁露》等，所有这些人的著作里，从来都没有提过秦始皇“坑儒”事件。
如果我们打开脑洞，更有可能的，比如说司马迁的《史记》中研及“坑方士”事件，很可能他是从西汉时期的史学家刘向写的一本类似于野史，名叫《说苑·反质》的书中得到的启发。
根据这条野史的概述，逃跑的侯生被抓后，还显得非常大义凛然，敢于当面斥责秦始皇的暴虐，洋洋洒洒数百言，宁死不屈。
大家要知道，司马迁首先是个文学家，其次才是一个史学家，为了叙述生动，他很有可能把秦始皇活埋那些骗子术士的事情，当作一条戏肉放进他的书里。
因此，秦始皇“坑儒”一事，很可能就是汉代的儒生为了进行大批判的时候，编造出来的一项秦始皇的罪行。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你这是在为秦始皇掩饰和辩解吗？
当然不是！
的确，秦始皇非常暴虐，并且穷奢极欲，但有些事情（比如“坑儒”）他确实没有干过，我们自然也不能人云亦云，斩钉截铁地断定他做过这件事情，以此来证明他的坏与恶。
始皇帝“坑儒”一事不属实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一统的帝王，秦始皇嬴政绝对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但作为专制主义至上的一位帝王，出于对文化的一种天然恐惧，秦始皇无疑又是狭隘的。
秦朝灭亡之后，东、西两汉几百年，而这两汉的儒者们为了展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也是不惜偷梁换柱，把被秦始皇活埋的那些方士，加工转换成了儒生，而后再把被焚的各种模糊不清的书籍，全都统一说成是儒家经典。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就是要渲染儒家子弟的前仆后继，不惜以身殉教的那种荣光，以死亡维护正义，以肉身隔挡强权刀刃。
他们的最终目的就在于：用这种编造的，类似于宗教的悲壮事迹，宣扬儒家思想的艰苦卓绝和不可磨灭性。
话说回来，即便秦始皇嬴政在历史上没有坑杀过儒生，但有一点却是无法否认的：秦始皇本人对儒家学说，确实一直采取了抛弃和轻视的态度。
大家要知道，秦国最早崛起于西北边陲，因此根植于中原的儒家思想对秦国的统治者们，作用一直都不是很大。
从秦朝以后的封建社会角度来看，对于当时社会流动性极差，人民对土地依赖性极强的中国来说，儒家思想其实是独特的，不二的政治生活的稳定剂。
“孔孟之道”一直都在强调“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理论就要求人民各安其道，各安其业，极力维护君权，以仁以礼来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转，这种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是非常有利的。
只可惜，秦始皇和他的大臣李斯等人统一了六国之后，无论是帝王还是大臣，他们都太过功利，太过自我膨胀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儒学的可利用价值，并一度认为自己打天下的过程用的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法家的实用主义。
因此，对于秦始皇嬴政干的这些事情来讲，“焚书”有据可查，“坑儒”却非常值得商榷。
无论如何，秦帝国对意识形态，对政治和思想的钳制，也成为了最终导致它灭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