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居.发渐》地理位置之我见

——从楚子熊渠“伐庸、杨粤，至于鄂”看“发渐”之地理位置

雪岸

史籍记载，流经随州、广水、安陆、云梦、应城、汉川入汉水的府河（至于另一支由云梦改道东流，经孝感、黄陂，至武汉入长江，则是后话），先有“清发”之名，后有“涢水”之称。“清发”，其得名至迟为公元前506年。《左传. 定公四年》云：“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安陆的清发为闻名千古的吴楚柏举之战半渡而击一役的古战场。清发的得名至少有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涢水”，由于涢、郧、䢵相通，涢水得名应出自䢵人。虽出土文物始见于战国、史籍记载始见于东汉，但可以断想其得名为最早。周初封为郧子国的郧国早在殷商时被商朝逼迫从河南的新郑、新密南迁至安陆。南迁时经过随州大洪山区，留下了郧山、大涢水、小涢水、涢水等地名。如此，涢水的得名就有三千余年的历史。另有一说①是，早在尧时为避尧的征伐而南迁安陆，经随州时为府河留下了“涢水”的美称。如此，涢水得名的历史就有四千余年。至于“府河”，其得名年代与缘由，显然是宋宣和元年（1119年）升安州为德安府后，人们因涢水贯穿德安府全境，且其从府治安陆城边南流而去，给了“府河”的俗称。直到清未，“府河”之称才由“俗”转“雅”，与涢水一名并用。以后涢水一名逐步为府河替代。但两名并用仍在延续。1990年出版的《中国分省公路交通地图册》仍用涢水标注府河。

府河在先秦时期，其名称除“涢水”、“清发”外，可否还有其他名称？清华简《楚居》，为人们的探索、搜寻、考证，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这就是清华简《楚居》所言之“发渐”。“发渐”究竟位于何地？至今仍有诸多说法，令人眼花瞭乱，莫衷一是，急需条分缕析，正本清源，加以辨析，以恢复其属于“涢水”先秦时期又一古名称的本来面目，此亦为笔者草拟本文之目的之所在。至于府河史上的其他名称如“沧浪”、“清水”，本文概不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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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渐”地理位置之“六说”

清华简，是指2008年7月清华大学校友捐赠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竹简，《楚居》为其中的一篇。《楚居》主要叙述楚国先祖及历代楚公、楚王的居住与迁徙，是有关楚国历史的重要文献。《楚居》（全文共16支简）记载了从季连开始，到楚悼王为止（即从传说时代到战国中期）23位楚先、楚王的居住、迁徙过程和有关史事。其珍贵价值在于，作为春秋战国时代楚人的记录，它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为完整准确的楚王世系。

清华简《楚居》②云：“酓巨（巨+走之旁）徙居发渐。至酓辥、酓挚居发渐。”翻译成现在的话是：“熊渠（前887-前877年为楚王）移居发渐。到酓辥、酓挚时期，仍居发渐。”

《楚居》两次提到“发渐”。“发渐”所指何地？本人初步搜索、辨析：《楚居》的研究者大抵有以下六种说法（简称“六说”）。

一为“似即清发说”

《学灯》2011年3月第十八期，子居《清华简楚居解析》《楚居释文》云：“发渐，似即清发，春秋时期有清发水，即今湖北安陆市境内涢水。《左传.定公四年》：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水经注.涢水》：随水又西南，至安陆县故城西，入于涢，故郧城也。因岗为墉，峻不假筑。溳水又南经石岩山北。昔张昌作乱，于其下笼彩凤以惑众。晋太安二年，镇南将军刘弘遣牙门皮初与张昌战于清水，昌败，追斩于江涘。即《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吴败楚于柏举，从之，及于清发。盖涢水兼清水之目矣。’熊渠所迁的发渐疑是指清发水源头的大洪山地区。《水经注.涢水》所记涢水出县东南大洪山，山在随郡之西南，竟陵之东北，盘基所跨，广圆百余里。峰曰悬钩，处平原众阜之中，为诸岭之秀......涢水出于其阴。初流浅狭，远来广厚，可以浮舟袱巨川矣。时人以涢水所导，故亦谓之涢山矣。涢水东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东北流注于涢，谓之小涢水。而乱流东北，经上唐县故城南。本蔡阳县之上唐乡，旧唐侯国。《春秋》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两肃霜马，子常欲之，弗与，止之三年，唐人窃马而献之，子常归唐侯是也。涢水又东，均水注之，水出大洪山，东北流径土山北，又东北流入于涢水。涢水又屈而东南流。东南过随县西，县故随国也。《春秋左传》所谓汉东之国，随为大都也。楚灭之以为县。’”

二为“汉水与丹江之会处说”

《江汉考古》2011.4总第121期，高崇文《清华简楚居所载楚早期居地辨析》云：“《楚居》载，从熊绎到熊渠凡六代尽居夷屯③，即活动生息在鄀国地域之西的丹江流域，此也涉及到周昭王涉汉伐楚问题。文献记载，周昭王伐楚均在汉水流域。李学勤先生根据昭王时器京师畯尊铭文有王涉汉伐楚’内容，认为楚应当在汉水的南面，从而昭王必需渡过汉水，才能攻击楚人。因此，不管成王时所封熊绎的丹阳是不是丹淅一带，昭王时的楚都只能是在汉南了。’此是当时的铜器铭文所记，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楚居》所记熊绎至熊渠六代尽居的夷屯地处近鄀的丹水流域也应是没有问题。这段历史是不是可这样理解，楚周关系友好时，楚人主要活动在丹水流域。至昭王伐楚，楚不会坐以待毙，为避其锋，便临时转移至丹江之南的汉水流域，在汉水流域的山区中与周军周旋，而楚都夷屯并没有在此时变迁，只是暂时离开而已。《楚居》记，至熊渠开始转移徙居发渐，熊挚时徙居旁屽，熊延时徙居乔多，至若傲熊仪徙居鄀’。鄀地望如前述在淅川境，看来楚是受周的逼迫而向东部转移的。从楚由西向东迁徙的路线看，发渐、旁屽、乔多的地望就就当在鄀之西部汉水流域的山地一带。历史文献也记载了熊渠时已经向汉水东南方的鄂西山地方向扩张，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庸的地望在汉水南部的湖北竹山境内，已是学界之共识；杨粤的地望学界还有不同的意见；随州市西部安居镇羊子山发现了西周早期的鄂侯墓地，说明西周早期的鄂国的地域范围应位于随州市以西至襄樊之间的区域内。这些史料也说明楚受周逼迫而向汉水南部发展的势头，继而又沿汉水向东到达汉水与丹江之会处，即今丹江水库附近区域，也即原鄀国的地域。如上述推论不误的话，这与昭王涉汉伐楚事件并不矛盾。”

三为“鄂西北竹山县附近说”

长江大学文学院卢川《清华简楚居与早期楚人迁徙》云：“至酓渠（熊渠）时，楚迁居发渐。发渐为临时楚之郢都。发渐当在与庸不远之处。当在鄂西北竹山县附近。《楚世家》记：熊渠生子三人，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而厉王衰弱，荒服不朝’（《后汉书 西羌传》），无遐南顾，故南方江汉地域则成为楚人发展区域。可见，发渐是熊渠南下征伐南蛮各部的暂住之郢，也是熊渠征伐江汉平原众部的根据地所在。熊渠扬言：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熊渠早期居丹阳，丹阳有其限制，发展受阻，熊渠伐庸、杨粤，至于鄂。为方便战争的推进，也使发渐成为新楚人的聚集之地。熊渠在位主要做了三件事：伐庸，深入南方杨粤，征伐鄂。西周时期，此三地在汉水流域和漳水流域。熊渠仿效西周实行分封，将其三子分封在句亶、鄂、越章。皆在南蛮之地。庸在湖北竹山县一带，古今无异辞。从熊渠征伐顺序看，先伐庸，在庸建立根据地。然后其三子向东至汉水流域和漳水流域，各封于当地。熊渠则坐镇发渐，是为楚之居所。”

《荆楚学刊》2015年4月第17卷第2期，长江大学文学院卢川《从清华简楚居看楚人早期迁徙和城市发展》云：“《楚居》中所记其他几个居所，因还没有更多的考古证据证明，故暂不能明确其具体位置。发渐为楚之临时都城，至酓渠（熊渠）时，楚迁居发渐。......就目前把握的材料和考古文献，此时发渐只能判断为与江汉平原众部落相距不远。《括地志》记：竹山县东南四十一里，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为方城。’方城为春秋时所筑，或与发渐有一定的关系。熊渠早期居丹阳，丹阳有其限制，发展受阻，故伐庸、杨粤，至于鄂’。为方便战争的推进，也或会使发渐成为新楚的聚集之地。熊渠南下征伐南蛮各部，将发渐作为根据地与居所，并效仿西周实行分封，将其三子分封在句亶、鄂、越章，皆在南蛮之地。熊渠在位主要做了三件事情：伐庸，深入南方杨粤，征伐鄂。西周时期，此三地皆在汉水流域和漳水流域。或能从域地的方位以及以后的考古发掘，共同来判断发渐的具体位置。”作者在此文又云：“有学者认为，从楚人的迁徙来看，发渐、旁屽、乔多的地望在鄀之西部汉水流域的山地一带，很有参考价值。......楚早期从季连辗转于商之东南，至熊仪迁鄀之前，楚人城市文化中心主要处于夷屯、发渐、旁屽、乔多几地，城市正处于早期建设时期。”

《语文学刊》2012年第4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芳《楚居》地名初探》云：“《楚居》：酓居徒居发渐。至酓辥、酓挚居发渐。’酓居即为熊渠。《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发渐可能与所伐之地有关系。《辟历引》者，楚商梁子所作也。商梁子出游九皋之泽，览渐水之台，张置罟，周于荆山，临曲池而鱼。’《楚居》中的发渐或与渐水有关，渐水与荆山相去不远，熊渠所伐的庸在今湖北竹山县东南，与荆山毗邻，发渐或在湖北竹山县附近。”

四为“河南南阳及湖北郧县间说”

《中华文史论丛》2012.1总第105期，黄灵庚《清华战国竹简楚居笺疏》云：“酓居（渠）徒居发渐。发渐：地名，然未见传世文献所载。《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集解：杜预曰：庸，今上庸县。’《正义》：《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又曰：鄂，五各反，刘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后徙楚，今东鄂州是也。《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索引》：有本作杨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亦作杨越。’至熊渠率师南下，拓地江汉，大略在今河南省南阳县及湖北省郧县间。推发渐之地望，盖在其间也。”

五为“宜昌、当阳至枝江一带说”

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牛鹏涛《清华简楚居与楚都丹阳》云：“可知从鬻熊开始，楚人都居迁徙有多处：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等，这些地点在时间上处于都郢之前。文献中都对应为丹阳。清华简《楚居》中未见丹阳一名，表明文献所记的楚都丹阳在内涵上存在迁徙变化，其名可能是统称，这提示我们对其地望需作历时性的考察，分时段进行研究。”文章根据《楚居》“至酓支、酓旦、酓樊、及酓赐、酓渠尽居夷屯，酓渠徙居发渐。至酓艾、酓挚居发渐”，在“丹阳”之后，对“夷屯”进行了分析。云：“《楚居》中熊绎、熊渠所居的夷屯，可对照《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皆在江上楚蛮之地。’这些内容相对还很模糊。过去南系说’、北系说’分岐很大。夷屯究竟在南在北，可以从周昭王南征伐楚的记载中找到线索......由此可以推断，夷屯是位于汉水以南的。”此文最后说到发渐等地名，云：“由楚编钟（指2012年6月枝江白洋镇万福垴遗址出土一批窖藏铜器，含11件编钟和一件鼎，其中1件编钟上刻有铭文）看，季紃居于乔多’，则乔多最大可能在枝江一带。可以推断《楚居》中发渐、旁屽的地望，也与乔多属于同一区域范围，就当在宜昌、当阳至枝江一带。总之，文献中的楚都丹阳，内涵相当于《楚居》中的京宗、夷屯、发渐、旁屽、乔多、鄀、焚、宵等一组地名，其大体的迁徙过程是：京宗在睢漳上游的荆山一带，夷屯在宜昌一带，发渐、旁屽、乔多，在宜昌、当阳至枝江一带。”

六为“不详其所在说”

复旦大学陈民镇的《清华简楚居集释》引用了子居之言，云：“子居：似即清发，春秋时期有清发水，即今湖北安陆市境内涢水。.......熊渠所迁的发渐’疑是指清发水源头的大洪山地区。”当然，他对此说法似持怀疑态度。该文接着说：“谨按：发渐’，地名，不详其所在。”但他对子居之说仍然是十分重视的。如他在释名“乔多”时云：“谨按：乔多，地名，不详其所在。子居谓乔多即荆山东北的骄山地区，既然乔山已是骄山，乔多恐与之无关，虽然，子居之说仍可备一解。”其意似也在说子居的“发渐”“似即清发”也“可备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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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渐”地理位置之探析

要真正弄清“发渐”的具体地理位置，就要对此“六说”，全面探析，认真思考，去疑存真，择优选取。当然，今后如发现新的考据，也可越过“六说”，另辟新径。

首先，弄清“六说”之异同

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发渐”“六说”有同有异，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落脚在异。其异，异在“发渐”的具体地理位置。其同有三：一为为发渐起名的人物相同。这就是楚国的熊巨（巨+走之旁，即渠）。《楚居》“至酓辥、酓挚居发渐”之“发渐”不过“发渐”之名的继承；二为起名的年代相同。就是在楚国熊渠执政时期；三为虽认为“发渐”的具体位置各异，但其中有同的是，除“河南南阳与湖北郧阳间说”涉及到河南外，其余各说均指在湖北。这就为我们确定“发渐”的具体地理位置提供了思考或思路，也缩小了研究或考证的地理位置范围；四为为“发渐”起名的缘由相同，提出“似即清发说、汉水与丹江之会处说、鄂西北竹山县附近说、河南南阳与湖北郧阳间说、不详其所在说”等篇，均说到熊渠“伐庸、杨粤，至于鄂”。这是熊渠当政期间所做的拓土开疆的三件大事。其迁都（或曰临时都城，或曰行都，即临时办公之地）“发渐”，必由代表其主要政绩的大事引发。

其次，图画“六说”“发渐”地理位置之分布

如果将“六说”之“发渐”地理位置在地图上标注，我们不难发现，“六说”之中的“发渐”在地图上（主要是湖北省地图）呈现一个大大的三角形。竹山、郧阳、丹江（包括河南的南阳）一带，为三角形北端的一角。清发（发源于随州大洪山区），为三角形东南端的一角。宜昌、当阳至枝江一带，为三角形西南端的一角。这个大三角之内之地正是江汉平原的所在之地，是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的大根据地。其“伐庸、杨粤，至于鄂”均是在江汉间的东南一线。熊渠一生所做的拓土开疆的三件大事，即“伐庸、杨粤，至于鄂”，要么在与郧阳、丹江邻近的湖北竹山一带，要么在汉水之东南的随州和鄂一带。就是所伐的杨粤势力范围，虽在宜昌、当阳至枝江之东与之北、荆门、钟祥之南，当时的郧子国、轸国、贰国之西，还得剔除州国的疆域，但其核心（或曰行政中心）则在杨粤北部的章山地区。既然如此，熊渠的行都就应当设在大三角的北端到东南端一线地带，方为合理。

第三，从熊渠“伐庸、杨粤，至于鄂”看“发渐”之地理位置

《史记.楚世家》云：“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按《史记.楚世家》记载的顺序，熊渠的征伐地：

“庸”

南京师范大学文博系徐峰《西周鄂国地望略论》云：“杜预曰：庸，今上庸县。’《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可知庸在今湖北竹山县，十堰西南。”熊渠伐庸并未灭庸，以为“发渐”之位置在因伐庸而得名，位于“鄂西北竹山县附近”，显然有些牵强附会。且熊渠在伐庸后，紧接着要伐杨粤和鄂，应该没有必要在此地再设楚都（或曰行都），当然包括在其不远处的汉水、丹江之汇处设立新的楚都——“发渐”。

顺便要说及的是，《人文杂志》1991年第2期，武汉大学历史系黄锡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对句亶、越章的地理位置，提出了异议。其文云：“句亶之地望，自《史记集解》引张蒙说今江陵也’以来，学人多从之。可是，江陵为何称句亶，张莹之说究竟有何根据，也未见有人提出疑问并加以考证。直到近年才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有的意见我们是表示赞同的，有的还有不同看法。......熊渠长子康，《索引》引《世本》作庸。古康、庸形音俱近，每每混通。....所以长子康应依《世本》为庸。有人主张长子名庸因而伐庸取胜，以旌其功，不无道理。进而认为句亶之地则近庸，则颇具卓识，庸是熊渠兴兵所伐的第一站，虽未灭掉庸，但已使庸降服。熊渠为了表彰长子的功绩，有利远征杨粤，至于鄂，将其封在近庸的句亶是合乎情理的。因此，句亶绝非江陵是可以肯定的。....句亶即句澨，在庸之东北，位于汉水南岸，离丹水入汉处不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控制庸一带反抗势力的军事重地。’”黄锡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对熊渠封长子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次子执疵为越章王也进行了论述。其文云：“前已论证，伐庸后封其长子于庸地附近的句亶（澨）为王，伐鄂后封其中子红鄂地为王，伐杨粤与所封戚章王的地理位置大体上是应该对应的。我们基本同意杨粤应是指江陵东连接汉水与长江至杨水流域的越人一说，因此戚章王的封地当在今漳水东之江陵一带比较合理。......所以，在江陵一带受封为王者，并非句亶王，而是戚章王。”黄锡全的论文将熊渠封长子康为句亶王的句亶，由江陵改为庸之东北、位于汉水南岸、离丹水入汉处不远之地；而将封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的越章，由安陆之东的章山，改为江陵一带，也只能算是一说，留作参考。

“杨粤”

《鄂州大学学报》2010年10月第17卷第1期，鄂州市博物馆丁堂华、方文《楚国、鄂国及古越族》云：“杨粤，当指杨水一带的越人。《水经注.沔水》说：杨水又北迳竟陵县东北，西迳杨水，谓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郧国也。’地在汉水中游以东，邻近郧国。罗香林谓杨粤非汉水中游一带莫属’，与《水经注》所指地望正相符合。......古越族，又称百越，百越一词首见于《吕氏春秋.恃君篇》：杨、汉之南，百越之际......’可将其视为有关亲缘关系的古越族各支的总称。”这就是说，杨粤是百越的一支。

湖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何光岳《越章考》云：“《史记索引》称：杨粤：譙周亦作杨越’。杨粤即杨越，古今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华系统中之百越》谈到杨越时说：夏民族一部分尝分布于夏水流域，即今汉水流域，故汉水流域，昔时已为越族一支所分布......夏水一支确有一条扬水，在今江陵、监利之北，沔阳、潜江之南，今尚有片段转称为洋水，公安县东北四十里也有洋满港，即扬水的一支。这一带正是周商时扬越分布之地。越章即扬越的一支，为百越中分布最北之地。今安陆县有章山、章水，章水亦作漳水，乃越章分布之地......从熊渠出兵南向扩地的次序看，先征竹山之庸，再征夏水一带的杨越，然后兵力达到大冶、鄂城之鄂。并依次在今江陵建立句亶王国，在安陆建立越章王国，在鄂建立鄂王国。论次序，越章王国的地望也当在安陆的章山、章水一带，正是汉东的豫章。江东与江北（江陵至汉口一带的长江以北）正是扬越分布之地，而越章又在扬越的北面......故越章的地望确定在安陆之章山、章水一带是无疑了。”由此可以得知，熊渠伐杨粤之举，与其在何地建都“发渐”没有直接关联。

在此顺便要说的是，章山何地？《德安府志》：“章山在府东四十里，一名障山。晋太安二年，华宏讨义阳贼张昌于江夏，败于障山。”清.道光《安陆县志》：“安陆东有章山，即豫章山。《明史.地理志》：吴兵之郢也，自豫章与楚夹汉。豫章即今安陆县章山。非江西豫章也、’清.道光《云梦县志略》：“熊渠......乃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越章即今云梦地。”清.光绪《孝感县志》：“楚子熊渠封其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此地（指孝感）属越章。”细思，也无大的问题，德安府东四十里正是安陆、孝感交界之地，两县旧志难免各说其是。且孝感史上一度曾属云梦，方有云梦旧志也称章山在云梦之说。既如此，当时的郧子国便只是在沿涢水一线平原、丘陵发展，其疆域还未达到扬粤的越章尤其是章山一带。至于这一带也成为郧子国的疆域，则应是熊渠的楚国伐扬粤后，其继承者熊挚红，由发渐迁都位于宜昌、当阳到枝江包括江陵的旁屽之后的事了。

“鄂”

熊渠所伐之鄂所在何地？在1975年随州羊子山考古发掘之前，学界关于鄂的观点大都集中河南南阳之鄂与湖北鄂州之鄂之争。羊子山考古发掘之后，虽然对上述两地仍然争论不断，但出土文物的考据，使一些学者将视线转向了随州即原曾国附近的古鄂国。

《南都学坛》2017年3月第37卷第3期，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陈东阳《鄂国地望变迁新考》云：“根据少有的文献记载和出土的鄂国青铜器铭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商代，作为姞姓的鄂部族已经立国，商未时的鄂国在商王朝占据重要地位；商朝未年，鄂国参加了灭商的战争；西周初年，作为周王朝的联盟，被周王朝从黄河以北分封到周王朝的南土，即今湖北随州一带，成为周王朝的南方屏藩；西周早、中期，周鄂关系亲密；西周晚期，鄂侯驭方联合东南夷、淮夷反叛周王朝，被周王朝灭掉鄂国。......把鄂国置于势力范围之内的南阳市一带，保持鄂国祭祀。以后鄂国不知所终。”

郑州大学刘亚星《鄂国历史地理研究——以考古材料为中心》云：鄂国在周夷王之时，还在随州立足。熊渠所达之鄂应该是随州之鄂，虽然当时楚国迫于周王室的压力除去了中子红鄂王的称号，但鄂国（指被灭的鄂国贵族）迁往南阳盆地后，楚国趁机再次占领鄂国故地，也是有可能的。楚国从熊渠开始，一直到楚文王都是在江汉之间逐步扩充自己的势力，大约在楚成王以后，楚国才跨过汉水，逾过长江，逐步占领今天的湖北东部地区，所以东鄂也只能是楚成王之后才能成为楚国属地。”

《鄂州大学学报》2016年5月第23卷第3期，鄂州市博物馆丁堂华、秦昌林、方文《试论古噩国及鄂文化的相关问题——兼论鄂国与商周王朝、楚国、曾国的历史渊源》云：“典籍中的鄂、㕺、㖾等，金文中写作噩，是由一个部族逐渐形成，壮大以后而产生的国名。商周之际，它的君主具有侯的爵称，其地位比楚国国君还要高。鄂国的爵位称侯、叔、季，可知其族有侯、叔、季三支。它在商王朝时期是雄踞南方的一个侯国，与商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史记.殷本纪》记载：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西周前期，......鄂国与周王室的关系是很好的，并与周王室保持着宗主关系。......西周晚期，周王室日渐衰弱，鄂国的力量却不断发展强大，但由于鄂侯率南淮夷、东夷叛周，并被周扑灭，噩国就从历史舞台上逐渐消失了。......黄凤春先生在关于西周早期曾、鄂、楚地理格局问题中认为：叶家山曾侯墓地的发现，还进一步确认了西周时期的鄂国也在今天的随州，曾、鄂是同时并存于随州的两个古国。长期以来有关鄂国的地望被认为是在今天的湖北省鄂州市。但通过近年的出土文物证明，在随州的安居羊子山多次出土鄂侯铜器，说明鄂国不在今鄂州，而就在今天的随州市安居一带，这一发现厘清了历史上一直存续的一个误解。”但该文又说鄂国的叛周扩疆战争到了厉（河南禹县）、芮（陕西芮城县）时，遭到极大威胁的周夷王亲率周六师、殷八师讨伐鄂侯驭方，并灭鄂。而“鄂国遭到周、虢联军的沉重打击以后，遗族被迫沿汉水及随枣走廊南逃，安居羊子山出土的鄂国青铜器，正是鄂人携带铜器南逃时留下的物证。......鄂人由南阳、随枣走廊一线南迁到湖北古鄂城（鄂州）。”当然，不为笔者认同的，该文认为熊渠所伐之鄂不是位于随州的鄂国，而是南逃鄂州之鄂国遗族。

尽管如此，从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周王朝伐鄂之时，楚熊渠应该出兵参与了伐鄂。伐鄂获胜以后，周王朝将鄂国大部迁徙到周势力范围的南阳市。笔者认同子居“发渐，似即清发”之论断，楚子熊渠伐鄂时，其行都（临时楚都）就定在鄂国之西邻近曾国的涢水也就是清发之畔的“发渐”，“发渐”之名因涢水即清发这条河流而来。“发渐”既是清发即涢水之名，也是熊渠的行都之名。笔者还推断，西周早、中期原鄂国成为周的屏藩，除防御楚国及南方众部族对周的威胁外，也是当时最重要的铜录山青铜资源的大通道——铜道的守护者。当时，鄂可能派出一支部族，沿黄陂的盘龙城至鄂州、大冶一带安居，既保护和利用了铜录山的青铜资源，也成为以后熊渠封中子红为鄂王打下了基础。鄂国强大以后，一欲据铜录山青铜资源为已有，二为扩充势力，开拓疆域，无视周王朝，方有联合淮夷反叛周王朝之举。周王朝灭了鄂国以后，将鄂国在随州的贵族迁居南阳，便于控制。楚子熊渠在伐庸、杨粤，取得全面胜利之时，正逢周王朝伐鄂，便乘胜挥师北进，配合周王朝伐鄂，并占领鄂在大洪山下涢水之滨一片平原之地。此时的熊渠可以说是志得意满，傲视天下，大有与周王朝一争高下之气概。

在此形势之下，熊渠一是将行都设立在他占领的随州西部原鄂国之地，也是清发之滨，取名为“发渐”，行都旁的清发即涢水也随之取名为“发渐”；二是对其三子进行封王。如《史记.楚世家》所言：“熊渠曰：我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熊渠封长子为句亶王，句亶，在江陵一带。那里向南为百越，为楚必得之地，可成为伐百越的根据地；向北及东北正是江汉平原，也是楚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之地。熊渠封中子红为鄂王，随州所在的鄂，一为周、楚所灭，且周朝迁走了鄂国遗族的大部，二处于汉东诸侯国的包围之中，相对楚的江汉中心而言，是孤悬域外，如将鄂王邑设在此处，必势孤力单，难以持久；三则原鄂国在此强大以后便与周朝分庭抗礼，前车之鉴，周王室决不会允许在此地再出现一个“鄂国”。正是看清了这一点，熊渠便派中子红将还留在此地的鄂国遗族迁往鄂州，并封中子红在鄂州为鄂王。熊渠封次子执疵为越章王，越章，虽是熊渠伐杨粤所得之地，但其周围有州国、轸国、黄国、郧子国、权国等诸侯国，且离“随为大”的随国不远，也不便掌控，所以，有人分析后认为，熊渠的这次所封为遥封，或者虚封，其少子执疵并未拥有越章封国之地。在熊渠在位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公元前877年，正是周厉王执政的第二年。《史记.楚世家》：“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迫不得已，取消了三子的句亶王、越章王、鄂王的封号，改称为侯。也许就是方封便取消。这一年也是熊渠去世的一年。可见，熊渠就是在随州的发渐去世。他的继承者应为毋康，毋康于熊渠卒前而卒，实际继承者便为中子挚红（挚红不久为熊延所杀），中子挚红继位后便立即迁都至宜昌、枝江一带的旁屽，这就有了清华简《楚居》所云的“酓巨（巨+走之旁，即渠）徙居发渐”之后，“至酓辥、酓挚居发渐，酓挚徙居旁屽”之说。酓挚继位后居发渐的时间可能极短，他便将都城迁到宜昌、枝江一带的旁屽了。笔者自以为，如此应该是比较符合逻辑和推理。

在此，要说的是，湖南省社科院历史所何光岳《越章考》，把“至于鄂”之鄂定为鄂州之鄂，非随州之鄂，与笔者判断的区别就在于此。而在鄂州封中子红为鄂王，则与笔者推断一致。当然，笔者拐了个弯，即迁徙被灭后部分鄂遗族到鄂州，并建立鄂王国，则是一致的了。

在此，还要说到是，复旦大学陈民镇的《清华简楚居集释》关于“发渐”的“不详其所在”说，如其文所述，该文一则引用了子居的判断，二则虽作出了“不详细其所在”的结论，但仍然说“可备一解”，显示其并未完全否定子居“发渐似即清发”之结论。

第四、“发渐”字意与“发渐”地理位置之关系

“发渐”中有一个“渐”字，人们便将其与“发渐”联系起来。《语文学刊》2012年第4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芳《楚居》地名初探》有云：“发渐可能与所伐之地有关系，《辟历引》者，楚商梁子所作也。商梁子出游九皋之泽，览渐水之台，张置罟，周于荆山，临曲池而鱼。《楚居》中的发渐或与渐水有关，渐水与荆山相去不远，熊渠所伐的庸在今湖北竹山县东南，与荆山毗邻，发渐或在湖北竹山县附近。”此说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不足为据。

还有人认为：“发渐，在宜昌。《说文》：发，䠶发也。又发发，疾貌。《诗·小雅》：“飘风发发”。《笺》：寒且疾也。发，即放、射箭矢，引申为疾，速度快。渐，本义为水。渐，作动词用指流入，流。《尚书·禹贡》：“东渐于海”。因此，发渐即疾水、激流之意。事实上发渐、旁屽和乔多之命名，正是古人对长江地形地貌的高度概括，是对所谓西陵峡、及其下游至枝江这段长江的形象描绘。....发渐之名现于西周时期，而夷陵之名始见于战国。《楚居》为楚悼王时人所作，彼时仍用发渐，而不用夷陵，是否说明发渐与夷陵不在一处呢？并且发渐与夷陵字面意思也相差甚远。潘鹏毅先生据六朝以后的文献资料记述和民间传说考证，夷陵古邑大约位于今宜昌西陵区下牢溪入江口至前坪西河（今宜昌黄柏河）入江口一带。我认为这是极有可能的，此处即今南津关之处，江水始出峡口，极符合“发渐”之意。”长江到三峡再到宜昌、枝江，汇集了数不清的大江大河，奔腾涌流，气势磅礴，正是唐诗所说的“千里江陵一日还”，用“发渐”两字描述，显然失当。

笔者所肯定的“发渐”即子居的“似即清发”一说，是否符合“发渐”两字的本义？《辞海》：“发：放出、射出。如发炮、发箭，百发百中。《诗.召南.驺虞》：一发五豝’一发为射箭一次；生长、发生。如发芽、发酵。”取《辞海》此意，源于大洪山的“发渐”之“发”字，可以说是“清水由此而发”。《辞海》：“渐：逐渐。徐进。如渐有起色，渐入佳境；事物发展的开端，如防微杜渐；流入。《书.禹贡》：东渐于海。’”取《辞海》此意，“发渐”之“渐”，可以说是涢水从此东南流入汉水、并汇入长江。综合起来，“发渐”之意，就是清水由此而发，东南流入汉水，汇入长江。可以说，这也许是古人们将“府河”即涢水、“发渐”取名“清发”的诱因。这名称正是“发渐”所在地的山河地貌的形象写照。以“发渐”在命名楚熊渠行都的同时，并将其赋予这条河流的名称，再合适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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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① 见《“涢水”名称变迁考（2022.02.30雪岸飞鸿《我的个人图书馆》）》。

②《楚居》原文：

季连初降于隈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汌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隹，秉兹律相，詈游四方，季连闻其有娉，从，及之盘，爰生盈伯、远仲，毓徜徉，先处于京宗。穴酓迟徙于京宗，爰得妣湛，逆流哉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湛宾于天，巫并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至酓狂亦居京宗。 至酓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内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惧其主，夜而内尸，抵今曰夕，夕必夜。至酓支、酓旦、酓樊、及酓赐、酓巨（巨+走之旁，即渠）尽居夷屯，酓巨（巨+走之旁，即渠）徙居发渐。至酓辥、酓挚徙居旁屽，至酓延自旁屽徙居乔多，至酓勇、及酓严、酓霜、及酓雪、及酓训、酓咢、及若敖酓义皆居乔多，若敖酓义徙居鄀，至焚冒酓帅自鄀徙居焚，至宵敖酓鹿自焚徙居宵。 至武王酓彻自宵徙居免，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 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敖自福丘徙袭鄀郢，至成王自鄀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 至庄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桐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蒸之野，蒸之野徙居鄢，鄢徙袭为郢。至共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 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美郢，美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美郢。至献惠王自美郢徙袭为郢。 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酉澫，酉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司吁。王太子以邦复于湫郢，王自司吁徙蔡，王太子自湫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 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朋郢，朋郢复于䣜，王太子以邦居朋郢，以为处于并郢。至悼折王犹居朋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鄩郢。

③ 夷屯：据2006年1月第46卷第1期《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郭成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之《清华简楚居熊绎“卜徙”探颐》云：“由简文可知，夷屯与鄀临近。鄀即上鄀，在湖北宜城东南。又夷水流经宜城，则夷屯或因夷水而得名。夷水即古鄢水，又名蛮水，即今汉水支流蛮河，楚人称作睢水。《水经注.沔水中》：又南过宜城县东，夷水出自房陵县，东南注之。......夷水导源中庐县界康狼山，山与荆山相邻。其水东南流，历宜城西山，谓之夷溪。又东南径罗川城，故罗国也。’康狼山，《清一统志》谓在南漳县西八十里；罗川城，《元丰九域志》云在宜城县西二十里。夷水源出保康县，东流经南漳、宜城。注入汉水，故夷屯很可能就在南漳到宜城一线的夷水之滨。”当然也有夷屯在宜昌一带说。笔者认同夷屯在南漳到宜城一线的夷水之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