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出自曾巩《战国策目录序》，法律制度用以适应不同时代的不同形势，因此每个时代可以有不尽相同的法律制度或治国方法；而治国的理念与基本思想，则是用来确立国家体制的，因此不能不统一。
治国方法必须根据形势变化而变化，但立国理念应该是相同的，如以人为本、遵道秉义、以礼治邦等理念则亘古不变。
12）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
出自曾巩《唐论》，法律制度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就会安定太平；法律制度被废除或弃而不用，那么国家必然出现危机并引发大乱。
正如苏轼指出的那样，国家需要好的法律，但也要高尚品格的人去执法，否则，再好的法律也不能起到定国安邦的作用。
13）民安居足食，则有乐生自重之心
出自曾巩《救灾论》，老百姓居住安定、温饱无忧，就会有做人的快乐感与做人的自重感。物质条件是基础，治国安邦首先要注重物质文明建设，有了一定的物质文明基础，精神文明就会水到渠成地达到一定的水平，曾巩言：“为治有道，生民有常业”，又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后可以责善。”
14）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
出自曾巩《南齐书目录序》，识见足够用来综括万事的道理，思想足够用来适合天下的行用，才智足够用来通晓很难领悟的意旨，文辞足够用来阐发很难显露的情状。这是曾巩对良史提出的资才评判标准，即“明”“道”“智”“文”四个方面。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论及作家“才”“气”“学”“习”诸素养，“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唐刘知有“史有三才：才、学、识”说，曾巩则有“明”“道”“智”“文”之说。
15）行则欲发而见之于事业，穷则欲托之于文章
出自曾巩《王子直文集序》，得行时则将（圣人）思想体现于事业之中，困厄时则将（圣人）思想表现于文章之中。
“穷”与“达”是人必将遇到而且必须坦然直面的两种局面，俗话说“人无百日好，花无百日红”，自古英雄多磨难。又《老子》第五十八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没必要认为“穷”不得志就不好，“达”己所愿就是幸运，应该坦然面对，穷时做穷时该做的，达时做达时该做的，如《孟子·尽心上》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像曾巩所言，达时就付诸行动，穷时就写写文章，或许还能穷而后工。
清张伯行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笃学之士，未得大用于世，名湮没而不彰者，岂少哉？”
16）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
出自曾巩《范贯之奏议集序》，听人净谏而不刚愎自用，道法自然（是天理，其仁如天）。宋仁宗纳谏如流，是非定夺一归之公议，则不自用也。
这是道家“心斋之论”的应用。所谓“心斋”就是无我忘我，一切以无为而治的处世状态。道家讲究心斋忘我，道法自然，无心而不自用。《庄子·人间世》：“与人群者，不得离人。然人间之变故，世世异宜，唯无心而不自用者，为能随变所适而不荷其累也。”只有“无心而不自用者”才能顺应自然，坚持行道，不受世俗所牵累。坚持行道实难。
17）顾请一州，欲自试于川穷山阻、偏绝之地
出自曾巩《馆阁送钱纯老知婺州诗序》，（钱纯老不愿做阁老）反而请求去治理一洲，到那水小山险的荒僻之地一试身手（磨砺自己）。
清张伯行重订《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评曰：与其改节苟容，毋宁请一洲以去。此古人之重名义而轻仕进也。《战国策·韩策一》有云“宁为鸡口，勿为牛后。”俗话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宁可在小范围里为首自主，不愿在大范围中任人支配。
曾巩晚年转徙各地为官。自熙宁二年（1069）至元丰三年（1080）十余年间，先后任越州通判、知齐州、知襄州、知洪州、知福州、知明州、知亳州等地方官。一方面，勤勉履职，除奸抚良，振坏去疾，另一方面，寄情山水，甚至直接参与公共风景的构筑，实现了居官如隐的“吏隐”情怀。曾巩顾请一州，多属知朝廷之腐败而无力改变又不愿同流合污便自我流放之无奈。
18）蓄道德而能文章
出自曾巩《寄欧阳舍人书》，（写铭志者）既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又要有文采，擅写文章。
“蓄道德”决定文章识见的“公与是”：是否公正，是否辨真伪，是否名实相副。“能文章”决定文章能否流传于世，曾巩人文，只有“文章兼胜”才能流传于世，而辞采不美之文章不行。曾巩赞扬欧阳修是位“蓄道德而能文章”的大家。欧阳修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文以载道”、柳宗元“文以明道”之说，提出了文道并重、以道充文、先道后文的文学主张。
对作者要求蓄道德而能文章，对文章亦要求先道德而后文章。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提出：“辞达而已矣。”又《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孟子在评价《诗经》时也曾提出“《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文心雕龙·指瑕》云：“夫立文之道，惟字与义。字以训正，义以理宣。”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云：“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