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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宽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中国文字学会会长，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曾任安徽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在古文字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领域先后主持和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字发展通史”、重大委托项目“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整理与研究”等，出版论著多种，其中《古文字谱系疏证》《古汉字发展论》两次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获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社科类)一等奖。
徐铉校定的“大徐本”资料图片
徐锴校勘注释的“小徐本”资料图片
图1
图2
图3
文字的创造和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在世界文字发展史上，只有汉字从创造之日起延续使用至今未曾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汉字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也是传承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古典文明，之所以能完好地传承，汉字发挥了无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不仅汉字历史悠久，对汉字的研究同样也起步很早。这里要向大家介绍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就是产生于东汉（25—220年）时期的一部文字学经典。
《说文解字》是一部怎样的书
《说文》的著者许慎，字叔重，是东汉著名经学家。根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许慎少年博学经籍，时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许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许慎在经学方面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他撰著《说文》的主要目的也是服务于经学。
西汉（前206—公元25年）武帝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当时通行的五经主要是今文经。西汉晚期刘歆领校祕书，发现王庭收藏的古文经书与通行的今文经书颇有不同，于是倡导设立古文经，由此引发经学史上的今、古文之争。所谓“今文经”即用通行的隶书抄写的经书，隶书是汉字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由秦篆逐步演变而来的；而“古文经”则是用先秦古文字（战国文字）抄写的。古、今文字与文本的差异，是今、古文经学争论的焦点所在。今文经学者按照隶书来解释文字构造，出现了“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之类的谬说。许慎批评今文经学家为“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说文·叙》）因此，他撰著《说文》一书，为了“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纠正今文经学对文字认识和解说的各种错误。从每个字的解说到整部书的结构布局，《说文》都受到当时的思想文化尤其是经学的深刻影响。就《说文》内在的系统性及其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将这部说字解经的著作当作经典来阅读理解。
《说文》的撰写，大约始于东汉（25—220年）建初八年（83年）许慎师从贾逵后的某年，成书于作《叙》之年，也就是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由其子许冲将定稿奏献皇上。《说文》作为第一部系统分析解说汉字的著作能在东汉问世，与两汉时期“小学”的繁荣发展密切相关。“小学”就是以文字训诂为主要内容的传统语文学，作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时期因注释经典的需要，“小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字训诂大家。两汉学术文化的发展为许慎撰著《说文》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写作《说文》期间，许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贾逵）”。由此可见，《说文》的产生得益于两汉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和语文学的进步，这部书既是许慎个人的伟大学术创造，也是那个时代语文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说文》的出现标志着文字学的正式创立，它影响了中国近二千年来文字学发展的走向。历代的字书编纂、文字研究以及文字规范与教育等，都以《说文》为基本依据和标准。不仅如此，《说文》本身也早已成为文字学研究的对象，如唐代的李阳冰、南唐的徐铉和徐锴对《说文》的校订研究以及宋元时期的“六书”学。到清代，研究《说文》成为专门的学问，人称“许学”或“《说文》学”，出现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等四大家。据近人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统计，有清一代《说文》学者达250多人。
《说文》对上古字词奥义的训释和揭示，对阅读先秦经典具有极大的帮助，是打开中华历史文化宝库的一把钥匙。北齐颜之推说：“（《说文》）隐栝有条例，剖析穷根源。郑玄注书，往往引以为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颜氏家训·书证》）清代《说文》学家段玉裁说：“无《说文解字》，则仓、籀造字之精意，周、孔传经之大旨，薶蕴不传于终古矣！”（《说文解字注》第十五卷下）
随着1899年殷商（约前14世纪至约前11世纪）甲骨文的发现，古文字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甲骨文是殷商晚期的文字，埋藏地下三千多年不为人所知。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早期甲骨文学者之所以能较快地考释辨认出甲骨文字，《说文》起到了桥梁作用。比如通过《说文》来考证商周金文，再根据金文去辨认甲骨文，即为罗振玉考释甲骨文的基本路径。《说文》篆文是古文字发展的终极形态，通过篆文可沟通古今文字的联系，使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的释读有了凭借。如果没有《说文》保存的篆文和其他古文字材料，如果没有《说文》建立的文字分析和阐释方法，甲骨文等古文字的考释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说文》原本是为“说字解经义”而撰著的一部字书，问世近二千年来，不仅深刻影响了文字学、训诂学、字书学的发展，而且也是学者释读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先秦经典和古代思想文化必须凭依的重要参考。即便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和现代意义的古代学术著作也是十分罕见的，《说文》堪称汉字研究的一部千古经典。
《说文解字》应该怎么读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阅读《说文》？一般说来，从专业的角度阅读这部经典，须注意以下几点：一要把握该书的编纂背景和宗旨，二要了解其总体结构，三应熟悉其解说体例，四要体味其对文化奥义的揭示。对普通读者而言，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字来掌握阅读《说文》的要点，这一组数字是：“2”“6”“14”“540”“9353”“133441”。
（一）所谓“2”，是指《说文》有两个通行的早期版本。《说文》通行本有“大徐本”和“小徐本”。“大徐本”就是徐铉校定的本子。徐铉，字鼎臣，初仕南唐，后归于宋。徐铉对《说文》进行了改易分卷、增加各字反切和新附字，也有少量补充《说文》的注释。“小徐本”则是徐铉胞弟徐锴校勘注释《说文》的本子。徐锴，字楚金，仕于南唐，逝于南唐覆亡前夕。徐锴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分为“通释”“部叙”“通论”“祛妄”“类聚”“错综”“疑义”“系述”等部分，是全面注释和系统研究《说文》的首部著作。二徐对《说文》的传承贡献很大，二徐之后传习和研究《说文》都依据这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也存在一定差异，可相互参看。
（二）所谓“6”，指的是“六书”，是《说文》阐述的六种造字和用字的方法。“六书”一名最早见于《周礼》，郑众《周礼》注和班固《汉书·艺文志》都提到“六书”的具体名目，班固说“六书”是“造字之本”。《说文·叙》不仅有“六书”之名，而且对“六书”作了界定。郑众、班固和许慎的“六书”名目和排序虽各有差异，但应无根本差别。“六书”是《说文》“说文解字”所遵循的基本方法，尽管该书并不是对每个字都注明属于“六书”哪一类，但根据其分析，读者可以轻而易举地作出判断。《说文》之后，讲“六书”基本上都是依据许慎的说法，“六书”也成了东汉以来讨论汉字构形的基本理论，宋元时期还形成了“六书”之学。清人戴震认为：“六书”之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字之“体”，即造字之法；“转注、假借”是字之“用”，即用字之法。“六书”“四体二用”说，广为学者所接受。今天看来，《说文》对“六书”的界定虽然略嫌简单，但以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来验证，许慎的“六书”理论基本上还是符合古文字构造和使用实际情况的。《说文》“六书”说为汉字构形理论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至今还对文字学理论建设有重要影响。
“六书”的具体含义如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说文·叙》），是指由抽象符号组合或在象形符号上加标记而组成新字的造字方法。如“一”“二”“三”“四”，就是抽象符号的组合；而“亦”是在一个人（大）两腋各加一点，标记腋窝所在；“甘”是在口里加一横画，表示口含着食物，味道“甘美”。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说文·叙》），是根据客观物象的形态轮廓来构成文字符号的方法。象形字又称作“文”，“文者，物象之本”。如“贝”就是一个海贝的象形，也指货币；“册”，就是由竹简编起来的简册的象形；“身”为妊娠的形象，突出腹部。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说文·叙》），是由一个与字义相关的形符和一个表示该字读音的声符组合成字的方法。许慎举的例子是“江”“河”，二字的字义都与水有关，形符为“水”，“工”“可”分别是表示它们读音的声符。形声字是汉字最主要的构形方法，一方面形符继承了汉字以形表意的传统，另一方面声符则通过记音建立起字与所记词的联系，为汉字构形开辟了广阔的发展路径。根据研究，西周时期，新造字80%左右为形声字，到战国时期新造字99%都是形声字。即便在今天，我们要为新发现的化学元素造一个新字，用形声造字法就能很便捷地实现。形声造字法确保了汉字这一古典文字体系永葆生命之树常青。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说文·叙》），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字符组合在一起表达一个新意的造字方法。甲骨文等古文字中的会意字，大体上可参考许慎的界定来进行分析。如：“获取”的“取”，就是用象形字“又”（右手）和“耳”组成，表示战争杀敌后，取左耳作为请功的凭证。《说文》分析说：“取，捕取也，从又从耳。《周礼》：获者取左耳。《司马法》曰：载献聝。聝者，耳也。”“立”，《说文》：“住也，从大立一之上。”“立”表示人（大）在地（一）上驻足。《说文》：“竝，倂也，从二立。”“替，废，一偏下。”“竝”“替”二字都是由两个“立”字组成，差别在于“竝”为二人并立，“替”字一个“立”的位置“偏下”，表示“废替”“更替”的意思。许慎分析字形“一偏下”，显然是有来历的。
《说文》：“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举例是“考”“老”二字。按照许慎的分析“考”是形声字、“老”是会意字。对“转注”的定义理解多不相同，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戴震认为“转注”就是同义字相互训释。《说文》：“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假借”是同音字之间的相互借用，戴震称“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
（见图1）
（三）所谓“14”，指《说文》这部书有14篇，即《说文》的结构和分篇。《说文》从“一”字开始，到“亥”字结束，一共收了9353个篆文作为解说对象，再将这些篆文划归14篇，每篇包含若干“部”，每部按照一定规则系联相关字，这就是《说文》的基本结构。另有第十五篇为后《叙》及许冲所上表等，也合称为15篇。
《说文》“始一终亥”有何深意？许慎说得很清楚。《说文》“一”下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一”是万物之初始，所以《说文》从“一”开始。为什么最后一个字是“亥”字？《说文》“亥”下说：“十月微阳起，接盛阴……亥而生子，复从一起。”夏历以十一月配十二支的“子”，以此类推，到十月就是十二支的“亥”。因“十月（亥）微阳起，接盛阴”，于是阴阳交替，周而复始，循环无已，所以说“亥而生子，复从一起”。这显示《说文》的结构受到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阴阳学说的影响。
（四）所谓“540”，指的是《说文》的540个部首。《说文》将所收全部字归类分为540部，每部选取各字所共有的一个偏旁（意符）列于这部字之首，以统领该部所有字，这个被选出来的偏旁（意符）就称之为“部首”，部首与该部所有字都有意义上的联系。《说文》所收第一字是“一”，“一”也是部首，“凡一之属皆从一”就是对“一”作为部首的说明。“亥”是《说文》所收最后一字，也是540部最后一个部首，但“亥”这个部首下并没有所统属的字，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这表明许慎确立部首时既考虑各个部首分部统字的实际作用，同时也兼顾《说文》全书结构的系统性，体现出“以究万原”“知化穷冥”的思想，因此，即使“亥”没有统属字，也被列为部首。
《说文》540部之间根据字形特征“据形系联”，如第一篇共14部，按照“一、二(上)、示、三、王、王(玉)、珏、气、士、丨、屮、艸、蓐、茻”排列。“一”为《说文》之始，“上”的古文作“二”列于“一”部之后，“示”从“二(上)”列“上”部之后，“三”承“上（二）”次于“示”部之后，“王”三画而连其中列“三”之后，“玉”与“王”形近次于“王”之后，“珏”为二玉次于“玉”之后。“气”小篆（见图2）与“三”近似上承“三”，“士”“从一十”上承“一”。“丨”为“上下通”一竖划，随后的“屮”“象丨出形”，“艸”从二“屮”，“蓐”从“艸”，“茻”“从四屮”。第一卷十四部排列的先后顺序皆“据形系联”，全书540部也都按照这一原则排序。“540部”是《说文》的一个重要创造，是许慎揭示和建立汉字系统内在联系性的一次成功尝试。《说文》分部奠定了历代按部首编纂字书的基础，现代字书的部首就是从540部逐步简化发展而来的。
《说文》各部所收字的编列，按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的办法。有的部首列字根据事类编排，如“玉”部按照先玉名、次玉器、再玉事等顺序排列各字；有的部首收字按字义关系编列，如“示”部第一字是当朝皇帝的名讳“祜”字，其后分别为“福祐”“神祇”“祭祀”“祸祟”等各组字。《说文》各部字的编排，从不同角度建立了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使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众多字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这不仅表明许慎对汉字字际关系及其系统性已获得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而且还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进行了字书编纂的实践。
（五）所谓“9353”，指的是《说文》所收全部正篆，即《说文》分析解释的全部字。《说文》收字以篆文为“正”，作为标准字体，这就是许慎所说的“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收字原则。“今叙篆文”，就是以篆文（小篆）作为标准正字，同时也会根据需要收列部分古文和籀文。《说文》所谓“古文”主要是孔子壁中书和民间所献古文经所用的文字，“籀文”即传为西周晚期太史籀所编字书《史籀篇》上的文字。从《说文》来看，收入的古文、籀文，主要是与篆文有明显差异的字形。如篆文“箕”“子”“雷”下所收列的古文、籀文：
（见图3）
《说文》正篆之外，共收列籀文二百多个、古文近五百个。除此之外，《说文》还收有部分篆文或体、古文奇字和时用俗体。这些就是《说文·叙》所记的1163个“重文”。许慎撰写《说文》时，对当时所见篆文、古文、籀文以及俗文或体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这不仅有助于比较篆文与古、籀的异同，也保存了汉代流传的各类古文字和篆文异体资料，这是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使篆文以及古籀文字能得以较好传承。
（六）所谓“133441”，是许慎所记《说文》释义、说形、注音的总字数。《说文》在每个正篆之下，首先是“释义”。许慎释义采用了同义为训、音近声训、注明字源、标定义界等多种方法，如：“禄，福也”；“天，颠也”；“神，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吏，治人者也”。此外，《说文》还引用文献用例、引通人说或方俗语等为辅证来阐释字义。如：“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许慎用“天下所归往”之“往”释“王”是声训，引董仲舒和孔子说，是为了说明“王”的形义关系。《说文》引通人说或注明何人所言，或用“一曰”“一云”，保存不同解释。
其次是“说形”。《说文》在各字释义之后，对该字字形予以分析，以揭示形义之间的关系。许慎说形，就是将“六书”说具体落实到各字的构形分析之中。象形字用“象某之形”“象某某”等来分析，如：“人”“象臂胫之形”，“屮”“象丨出形有枝茎也”。指事字用“从某”并指出指事标记所在，如：“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形声字用“从某，某声”来分析，如：“祐，助也。从示右声。”会意字用“从某从某”来分析，如：“析，破木也。一曰折也。从木从斤。”许慎认为还有些字的结构是会意兼形声，用“从某从某，某亦声”来分析，如：“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
第三是注音。《说文》产生的时代，小学家们对字音的标注还停留在“某音某”的直音法阶段，直音法就是选用一个同音字来标注另一个字的读音。《说文》的注音主要是通过分析形声字，指出“从某，某声”，既分析字形结构也兼及注明这个字的读音。形声字在《说文》中占80%左右，通过分析形声字指出该字读音，是一个可行的方法。由于形声字的来源较为复杂，并不是每个形声字的声符与该字读音都完全一致，而其他非形声结构类型的字却又不包含表音要素，因此，《说文》的注音并不能完全依据分析形声结构来解决。形声结构分析之外，《说文》采用“读若”“读与某同”等方式，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比拟注音。如“珣”“读若宣”、“㺨”“读与私同”、“㚘”“读若伴侣之伴”等，采取了常见字、常用词和经典文献用字来比拟注音。在今天看来，《说文》的注音手段比较落后，但在当时能通过系统分析形声字从构形层面解决绝大多数字的注音问题，再辅之以“读若”等办法来标注一些字的特殊读音，对许慎而言也可谓煞费苦心了。
通过以上这组数字，对《说文》的版本、造字用字方法、全书结构、内在系统性、收字范围、分析阐释文字形音义的体例和方法等主要内容，我们就能获得一个总体认识，基本上可以把握阅读《说文》的要点。
阅读《说文》应注意哪些问题
关于文字对中华文明延续和传承发展的重要性，许慎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说文·叙》）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和观念，即便在今天来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代学术意义。许慎不仅通过探求文字构形与其负载的文化意义体现其文字学观念，而且《说文》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汉字的阐释奠定了理论基础，深刻影响了传统文字学的发展。因此，阅读《说文》，首先必须真正地认识许慎，体会许慎撰著《说文》的用意，更好地领略《说文》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
阅读《说文》也要认识到该书的时代局限性。虽然历史文化的发展在汉字生生不息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但阐释者对文字构形及其负载的历史文化内涵的阐释，难免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许慎的汉字阐释受到先秦秦汉历史文化的影响，既体现出对孔、孟等先秦儒家思想的继承，亦接受了混合阴阳五行观念的汉代儒家学说，同时，其他先秦秦汉思想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在《说文》中隐现。归根结底，《说文》对许多汉字构形及其文化内涵的揭示，只是许慎在他那个时代所理解的历史文化，未必符合汉字构形的本义。因此，阅读《说文》，既要重视许慎对文字构形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要素的阐释，更要从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尽可能地寻找和还原不同历史阶段文字产生与发展所凝结的思想文化内涵，努力探索汉字阐释的科学方法和正确路径。
《说文》的局限性还体现在所依据的文字形体方面。《说文》“篆文”是汉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沿革之后的形体，只是秦汉时代文字的样本。“古文”“籀文”虽然是先秦古文字，但其数量有限且为传抄材料。许慎以字形为依据，探求构形本义和历史文化内涵，所据“篆文”却是古文字发展的末流，而“古”“籀”也非最早的形体，尤其是属于战国文字的“古文”已多有讹变。许慎利用长期演变甚至讹错后的字形来探求造字初意和文化意蕴，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错误。尽管许慎以其惊人的卓识，将这种错误控制在最低限度内，但全书剖析字形不当、解说文字失误者仍不在少数。因此，阅读《说文》，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许慎存在的各种错误和问题。
百余年来，随着殷商甲骨文的发现，两周青铜铭文、战国秦汉文字等大量问世，一方面《说文》为释读甲骨文等古文字提供了凭借，另一方面甲骨文等古文字材料也为发现和纠正《说文》错误、解决其问题提供了可能。因此，阅读《说文》，必须高度重视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新成果，只有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成果来校正《说文》之失，才能更好地发挥《说文》这一文字学经典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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